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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报头版头条刊发《大学的“哲学”——记120岁的浙江大学》

发布时间:2017-05-19来源:中国教育报作者:记者 储召生 通讯员 周炜浏览次数:2765

1937年9月18日的杭州,晨有微雨,午后放晴。这天晚上,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发表了开学演讲,问了全体新生两个问题:“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

当时的中国正被日寇铁蹄践踏,竺可桢的心里其实也早有答案,那就是“科学救国”。今天,这著名的“两问”常常出现在浙大:新生的录取通知书、紫金港校门口的“两问石”,以及浙大师生的各类演讲中。

为国育英的使命,在浙大人的肩上一代一代传递至今。120年来,浙大人以锐意改革的勇气,在拔尖人才培养上砥砺前行,成为一面引领我国高教改革的旗帜,努力回答着竺可桢的哲学之问。

美丽的混搭

1979年的夏天,浙江大学组建了改革开放以后的我国第一个赴美高等教育考察团,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考察。这次赴美考察的一项重要成果,就是“混合班”的诞生。

第二年春天,参与考察的几位老教授向学校递交了一份教育革新方案——从全校选拔110名优秀学子,将浙大最优秀的工科学生混合在一起,强化理科的综合分析、归纳演绎能力,用理工混搭的方式,培养“混合”人才。

实施“培养工科拔尖创新人才的英才教育”的首届“混合班”1984年9月开学。取名“混合班”,表现出学生来自各专业,以表达培养方式的复合性。这也是改革开放后我国顶尖大学尝试“宽口径、厚基础”培养拔尖人才的开端。  

“一支军队需要有自己的‘十大元帅’,一个学科也应该有领域里的带头人。普通的教学或许实现不了这个愿望,那就应该针对‘帅才’找一条新的培养道路。”那时,物理学家李文铸已年过花甲,但他带头给“混合班”一年级学生上普通物理课,用哈里德的英文版《物理学》当教材,全英文授课,在校园里引起轰动,也引领了最好的教授给本科生上课的风潮。

“混合班”实行严酷的淘汰制,最后毕业时只有66人。日后,毕业生们成为社会各界举足轻重的“帅才”。这便是中国高校第一所荣誉学院——竺可桢学院的前身。神舟飞船副总设计师宋征宇、大飞机C919副总设计师钱仲焱等,先后毕业于“混合班”。  

在探索中不断改进、稳步发展,是浙江大学教育教学改革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2000年成立的竺可桢学院,承袭“混合班”会聚名师、实施交叉培养的精髓,会集了全校理工农医各专业优秀本科生,是浙江大学教育创新的“试验田”。多项在全校推行的教育教学新政,前期都要在竺可桢学院完成“小试”。 

随后,“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求是科学班”“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等在本科生中相继展开。从2008年起,浙大面向全校本科生开设了系列“荣誉课程”,以基础深厚、教法先进、知识交叉复合为导向,努力为本科生的课程改革积累成功经验,从而推进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  

在2010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举办的国际合成生物领域学科竞赛上,由不同专业组成的浙大本科生队伍拿回了金奖,而这个获奖项目的创意思路,出自一位本是学外语的学生。这个金奖,为“交叉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作了最佳诠释。  

更大的课堂 

2017年5月刚刚公布的ESI学科排行榜上,浙大有7个学科进入ESI世界学术机构前1‰、18个学科进入前1%,有8个学科进入世界前100位、5个学科进入世界前50位,在内地高校中名列前茅。  

近年来,浙大在工程技术领域创造了多个“全国第一”:第一对乒乓球仿人机器人、第一套悬浮三维成像系统、第一次实现可见光波段的生物隐形、第一条大型飞机数字化装配生产线、第一套高精度计算机水转印装置、第一次实现燃煤电厂超低排放……  

高水平的研究怎样转变为高水平的课堂?这是全国研究型大学都面临的问题。“我们应该研究建立怎样的机制,进一步促进科教互动,让高水平的研究有效‘转化’成育人的力量。”浙大校长吴朝晖说。  

对此,浙江大学历史上曾历经3次大讨论。上世纪末,浙大找到了一个新的培养路径——鼓励学生走进教授的实验室,自主进行立项申请。这项面向全校学生的本科生科研训练计划,有个英文名字“SRTP”。  

浙大生命科学学院三楼的最东面,有一间56平方米的实验室,这里是SRTP产出的“大户”。常年有近20名本科生到这里做实验,从大一到大四,除了本学院的学生,还有来自医学、农学、动科、人文、管理等方向学生。每年这里会诞生4篇左右本科生为第一作者的SCI论文,今年前3个月已有2篇论文被SCI杂志录用。 

“他们才是实验室的主人”,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杨万喜笑呵呵地说。他在实验室门边隔了6平方米的地方,作为自己的办公室。除了日常的课题指导,他会安排时间让每个学生“带上问题”与自己交流。他的电脑里,有一份详细的谈话计划和记录:谈话时间、谈话主题、给学生的建议,反馈状况。“等到学生从这里‘毕业’,我会把整个谈话文档拷给他,让他可以看到自己的成长经历。” 

2016年,一名学生找到杨万喜,因为家人患有一种特殊疾病,他很想做相关方面的研究。“好,来吧,虽不是我们的主流方向,但是你有兴趣,我支持你做。”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这名学生已在一本影响因子高于5分的肿瘤学杂志上发表了文章。

“每一个学生都是一个研究者,每一个研究者都是教师。”英国爱丁堡大学副校长布雷萧没有想到,爱丁堡大学的这个流传很广的育人理念,在浙大找到了共鸣。  

一等的教授  

马一浮先生任教浙大时,已经56岁了,时任浙大文学院院长梅光迪要求学生“以古代对待大师的标准对待他”。梅光迪说,“我确信这样一位人物的存在定会提升我们的知识水准,升华我们的学术氛围,而且对我们精神素质和风气的促进也是巨大的”。  

让一流的教授上讲台,对研究型大学来说是个难题,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如何处理科研与教学的关系?浙大通过一系列的政策设置,鼓励高水平教师站到教学一线,真正体现了“教授的本质工作是教书育人”。  

2009年,全球知名的化学家彭笑刚教授全职加盟浙大时,向浙大提出“必须为本科生上课,连续5年”。浙大校长欣然应允了他提出的这一“条件”,彭笑刚成了化学系物理化学课的主讲教师。

“教授治学,首先体现在课堂上。”平时不苟言笑的彭笑刚,在课堂上是个“颠覆者”,鼓励学生质疑和讨论,不要迷信权威;课后,网上答疑的“彭彭”与同学们继续讨论:“哥儿们姐儿们,今天课上提到的……”碰到“灵”的孩子,他会用学生的名字给考试题目中的主人公命名。  

浙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第一等教授”上讲台。2016年,又对院士、长江、杰青、千人等高层次人才提出明确要求:每位高水平教授,必须和院系约定年度教学工作时数或基本教学工作量,如果没有完成教学任务,薪酬待遇将按比例扣减。当年,一位教授就因为没有完成教学任务,被扣减了10万元薪酬津贴。  

浙大基础医学院在师资聘任考核制度中首次引入了“教学公共服务时间”概念,让教授承担课程组的运行和建设、本科生全程导师和专业导师工作、班主任工作、医学院公用平台建设等各项公共服务工作。每门课的主讲教师、课程秘书,都按学分、岗位设相应津贴。“发的不只是钱,也是表达一份尊重。”基础医学院院长欧阳宏伟说。  

浙大有一个名为“新生之友”的寝室联系制度,要求浙大干部教师与所联系的寝室成员相互认识、互留电话号码和邮箱。浙大党委书记金德水是丹青学园3—419寝室的“新生之友”。金德水说,立德树人在浙大从来都是从小事做起。  

判断一个教授是否成功,就是看他的课堂“有没有给学生留下不可磨灭的精神成长痕迹”。这,同样适用于一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