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科协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校茶学系教授刘祖生被授予“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和“第三届中国科协先进工作者”称号，成为本次会议我省唯一同时获得两项殊荣的专家。
刘祖生，1953年毕业于武汉华中农学院。浙江大学茶学国家重点学科带头人、茶树育种学博士生导师、教授，兼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茶叶学会副理事长、省茶叶学会理事长。近半个世纪以来，他培养了几代茶学高级人才，育出了一批国家级、省级茶树良种，创建了全国第一个茶学博士点和国家重点学科。他主持的浙江省茶叶学会，被誉为“全国学会之星”。
凡接触过刘祖生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他做事认真，讲究实效，从不敷衍塞责，在课堂上是如此，在实验室是如此，在社会工作中也是如此。他常说：“我作为教师，要对学生的健康成长负责；作为专家，要对学术的尊严负责；作为学会工作者，要对社会的‘两个文明’建设负责；惟有如此，才能问心无愧。”
近50年来，刘祖生不论是当助教，还是做教授；也不论是教本、专科生，还是带博士、硕士研究生，都一样潜心备课，专心授课，并根据课程特点和学生的状况，不断更新教学内容、改变教学方法，千方百计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比如，他在讲授“茶树原产地”一节时，先把带有各种学术观点的国内外参考文献目录介绍给同学，要求每个人都要在课前认真查阅文献，分析研究不同的学术观点，并准备课堂发言提纲。然后，在上课时邀请持不同观点的同学上台发言，阐述己见。这样一来，学生的潜能一下就释放了出来。他们纷纷上台，发表自己的观点。结束时，他再做点评，纠正模糊的认识和错误观点。这种研究性教学方法，让学生不仅掌握了全部课程内容，而且还懂得了如何去学习。刘祖生严格治学、严格施教的师德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茶学新人，成为他们的楷模。1989年，他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
从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他和有关教师一起不辞辛苦，翻山越岭，奔波于浙、皖、闽、苏、湘等十多个省(区)，几乎跑遍了全国主要茶区，进行茶树品种调查，收集了大量宝贵的种质资源，建立了20多顷的茶树资源圃。经过30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他主持育成“浙农系列”茶树新品种8个，其中“浙农12”和“浙农113”被审定为国家级良种，“浙农21”、“浙农25”、“浙农121”被认定为省级良种。
为使新品种尽快产生效益，他每年都要深入茶区，亲自指导良种繁育推广的技术指导。例如，1998年以来，他五次亲临新县吕寺下坑村，深入苗圃、茶园，指导良种繁育。去冬今春，这座小山村仅繁育茶树良种这一项，户均收入就达2万余元。1999年，在他的策划下，新昌县镜岑镇人民政府与浙江大学茶叶研究所联合创建了全省最大的，“浙东茶树良种繁育基地”，3年累计育苗6000余万株，为加速我省茶园无性系良种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70年代初期，我省茶园平均亩产干茶不到50公斤，茶叶内外销十分紧张，不少城市百姓买茶还得凭票。因此，加速提高茶园单产，成为当时茶叶科研的当务之急。刘祖生与教研组同事童启庆受果桑密植高产的启发，立项开展了“茶树矮化密植速成高产栽培研究”。他们在余杭潘板8公顷试验地上，开展了不同品种、不同种植密度、不同排列方式和不同配套栽培技术的一系列试验。经过整整10年的持续研究，终于在全部实验地上获得了“早投产、早高产、早收益”的显著成果，单位面积纯收入比同龄常规茶园猛增2.85倍。这一开拓性的成果引起了全国茶叶界的广泛关注。先后有18个省(区)、市的12000多人员前来参观取经。刘祖生等也应邀到省内外巡回传授、推广这项技术。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该顶成果在我省推广面积达1万顷以上，社会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茶学是一门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然而，这门古老而年轻的学科，在新形势下，也遇到了严峻的挑战。刘祖生认为，挑战就是机遇，只有抓住机遇，改革创新，学科才有出路。
1984至1992，刘祖生在连任三届茶学系主任期间，在全国率先与兄弟院校开展联合办学；在原浙农大率先聘请国内外兼职教授：在茶学系自50年代成立以来首次大规模地选派青年教师赴英、美、日、澳和国内著名大学深造；建立激励机制，强化师生的竞争意识；开展以茶文化为载体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茶学系经过这一系列改革面貌一新，学术地位和声望全面提高。1986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定为全国第一个茶学博士学位授权点；1989年，又被确定为全国唯一的茶学国家级重点学科。1991年，作为学科带头人，刘祖生受农业部委托，主持修订了“茶学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并首次制定了“茶学专业博士学位研究生培养基本要求”。2002年，在他的支持和努力下，茶学科再次被国家列入重点学科，成为浙大国家重点学科24强之一。刘祖生为国家建立完整的茶学高等教育体系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 作者 徐 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