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岁的蒋斐还珍藏着那份《我们的誓言》。
1952年8月26日。海宁观潮大堤，江上红日初升。“我们在最壮丽的建设事业面前宣誓——把一切献给祖国，哪里需要就奔向哪里，哪里艰苦，我们就要求到哪里作战！”领头宣誓的胖小伙涨红着脸，热泪纵横。
昨天下午，坐在杭州玉古山庄的大厅里，孙参感慨万千。这位当年领头宣誓的胖小伙今年72岁了。
这是一场静悄悄的聚会。这可能不是杭州最老的同学会———浙江大学化工系52届（48、49级），毕业至今50年。但应该是最牛的同学会———49级40来人一个小班，出了三位院士，还有两位两次获院士提名，他们不负当年誓言。
昨天是这场最牛的同学会报到的日子。流亡中——逃到哪里都要上课
这批大学生都是1948年、1949年两年进校的，他们的中学生活和抗战、流亡联系在一起，在战火纷飞中东奔西走，只为了放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73岁的蒋斐现为浙大材料化工学院教授，她的流亡中学经历在同学中极具代表性。
1943年正值抗战，当时沦陷区的每个省都办起了一所流亡中学，依序排列，湖南省是国立十一中。这时蒋斐小学毕业，13岁的她告别父母，一人坐了两天汽车赶到衡阳进了十一中。第一次逃难是初二上学期，她记得清楚，那天正在上课，突然传来消息，鬼子打过来了，离这里只有20里路，赶紧跑！
学校郑重告诉学生，别的东西能带多少就带多少，课本必须全带，不管逃到哪里，坐下来就要上课。蒋斐人小，一条被子剪下一半打包就走，晚上翻山，她和另一个小女生丢了被子，又走不动，急得大哭，亏得一个高中男生帮她们背东西过了山。湘西多土匪，校方把一点钱藏了又藏，还是让土匪给抢去了，1000多名学生开不了饭怎么办，教导主任是当地人，他回家卖掉所有田地，换回钱来给学生开了饭。
在山那边安顿下来，条件很艰苦，晚上睡觉地方太小，每个人都只能侧着睡，否则地方不够，铺盖卷晚上睡觉，白天捆起来放在腿上就成了书桌，老师们赤着脚讲起读书救国的道理，孩子们还不太懂，但都知道发愤学习，有书读太不容易了！
家长早和学生失去了联系，都不知道对方的生死和下落，学校就是学生的家，同学就是兄弟姐妹。蒋斐现在还记得，有年冬天天冷，有些男同学没棉袄，老师就买来棉布棉花，教女孩子们为同学做棉袄。就这样坚持到抗战胜利才安定下来，蒋斐这6年中学换了5个地方。考大学———我们是真正的赶考
不少学生是1949年参加大学入学考试的，当时还是各学校自主招生，学生必须跑来跑去赶考。孙参当时报了8个学校：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招、上海交大、浙大、唐山铁道学院、复旦、大同、大夏、大连工学院，这8个学校在上海都有考点，两天考一个，他考了16天。结果除了当时最好的联招三校，其他7校他全考取了，最后选了浙大。
“我们那时高考哪像现在孩子这样娇贵。”杭州高级中学毕业的王贞万说，他当时和几个同学到上海赶考，晚上就铺张席子睡在上海交大教室里，蚊子盯了一晚也照样睡。他记得当时录取名单还登了报，《解放日报》和《浙江日报》都有。73岁的陈正树当时报的4个学校全考上了，选了浙大，“现在想想也不太合理，好多录取名额学生都没去，空占了那些考不上的人的名额。”他说。在浙大———原版书、做浆糊、肉骨头粥
几年大学生活，各人有各人的记忆，学习风气极浓则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每个人都是抱着“科学兴国，舍我其谁”的信念在认真学习。
女生当然对上课印象深刻，71岁的任玉芳是从上海南洋中学考进浙大的，进校后她发现没有教科书，只有原版英文参考书，老师上课也不按参考书讲，学生们啃英语、记笔记，忙得不亦乐乎。
那时学生自修在老浙江图书馆，自修室还要抢座位，蒋斐记得，每晚都有人在好不容易抢来的座位上埋头抄书，当时资料不多，只有抄回去慢慢看。
王贞万则对勤工俭学印象深刻。勤工俭学分两派，有利用专业知识的，有卖力气的，利用专业知识如做浆糊、肥皂、火漆，他做过浆糊，买来一块块面精，放进沸水中，再加入防腐剂，成了。浆糊散装的，他送到单位，一般一星期去换一次，一次5角钱，一月能挣2块钱，当时吃饭9元一个月。
也做力气活，学校旁有轧米店，王贞万去扛过米，蒋斐则看轧米机。之江校区那边也有事做，放了寒假，就有学生到钱江大桥东边山上敲石子，敲下来自己运到桥对面的萧山，卖给修马路的。
问到什么有趣的事现在还印象深刻，潘家铭想起大学路对面那家粥店，那是学生晚上的天堂，看书到10点多，肚子饿了，呼朋唤友几个人到粥店喝碗肉骨头粥，“真香”！为唤起同学们对往日小吃的美好回忆，组织者特意安排老同学们14日到松木场那儿吃片儿川，一碗在手，旧梦重温。
那时也看电影，潘家铭记得有次一帮同学到湖滨去看一本很有名的苏联电影（可惜忘了名字），回来一路高歌，到底是同学少年的意气。还学跳舞，李贻湫是当时的舞王，还在班上培训同学，华尔兹、三步、四步，“三步现在还会跳”。潘家铭说起来很是高兴。
1952年8月26日。海宁观潮大堤，江上红日初升。“我们在最壮丽的建设事业面前宣誓——把一切献给祖国，哪里需要就奔向哪里，哪里艰苦，我们就要求到哪里作战！”领头宣誓的胖小伙涨红着脸，热泪纵横。
昨天下午，坐在杭州玉古山庄的大厅里，孙参感慨万千。这位当年领头宣誓的胖小伙今年72岁了。
这是一场静悄悄的聚会。这可能不是杭州最老的同学会———浙江大学化工系52届（48、49级），毕业至今50年。但应该是最牛的同学会———49级40来人一个小班，出了三位院士，还有两位两次获院士提名，他们不负当年誓言。
昨天是这场最牛的同学会报到的日子。流亡中——逃到哪里都要上课
这批大学生都是1948年、1949年两年进校的，他们的中学生活和抗战、流亡联系在一起，在战火纷飞中东奔西走，只为了放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73岁的蒋斐现为浙大材料化工学院教授，她的流亡中学经历在同学中极具代表性。
1943年正值抗战，当时沦陷区的每个省都办起了一所流亡中学，依序排列，湖南省是国立十一中。这时蒋斐小学毕业，13岁的她告别父母，一人坐了两天汽车赶到衡阳进了十一中。第一次逃难是初二上学期，她记得清楚，那天正在上课，突然传来消息，鬼子打过来了，离这里只有20里路，赶紧跑！
学校郑重告诉学生，别的东西能带多少就带多少，课本必须全带，不管逃到哪里，坐下来就要上课。蒋斐人小，一条被子剪下一半打包就走，晚上翻山，她和另一个小女生丢了被子，又走不动，急得大哭，亏得一个高中男生帮她们背东西过了山。湘西多土匪，校方把一点钱藏了又藏，还是让土匪给抢去了，1000多名学生开不了饭怎么办，教导主任是当地人，他回家卖掉所有田地，换回钱来给学生开了饭。
在山那边安顿下来，条件很艰苦，晚上睡觉地方太小，每个人都只能侧着睡，否则地方不够，铺盖卷晚上睡觉，白天捆起来放在腿上就成了书桌，老师们赤着脚讲起读书救国的道理，孩子们还不太懂，但都知道发愤学习，有书读太不容易了！
家长早和学生失去了联系，都不知道对方的生死和下落，学校就是学生的家，同学就是兄弟姐妹。蒋斐现在还记得，有年冬天天冷，有些男同学没棉袄，老师就买来棉布棉花，教女孩子们为同学做棉袄。就这样坚持到抗战胜利才安定下来，蒋斐这6年中学换了5个地方。考大学———我们是真正的赶考
不少学生是1949年参加大学入学考试的，当时还是各学校自主招生，学生必须跑来跑去赶考。孙参当时报了8个学校：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招、上海交大、浙大、唐山铁道学院、复旦、大同、大夏、大连工学院，这8个学校在上海都有考点，两天考一个，他考了16天。结果除了当时最好的联招三校，其他7校他全考取了，最后选了浙大。
“我们那时高考哪像现在孩子这样娇贵。”杭州高级中学毕业的王贞万说，他当时和几个同学到上海赶考，晚上就铺张席子睡在上海交大教室里，蚊子盯了一晚也照样睡。他记得当时录取名单还登了报，《解放日报》和《浙江日报》都有。73岁的陈正树当时报的4个学校全考上了，选了浙大，“现在想想也不太合理，好多录取名额学生都没去，空占了那些考不上的人的名额。”他说。在浙大———原版书、做浆糊、肉骨头粥
几年大学生活，各人有各人的记忆，学习风气极浓则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每个人都是抱着“科学兴国，舍我其谁”的信念在认真学习。
女生当然对上课印象深刻，71岁的任玉芳是从上海南洋中学考进浙大的，进校后她发现没有教科书，只有原版英文参考书，老师上课也不按参考书讲，学生们啃英语、记笔记，忙得不亦乐乎。
那时学生自修在老浙江图书馆，自修室还要抢座位，蒋斐记得，每晚都有人在好不容易抢来的座位上埋头抄书，当时资料不多，只有抄回去慢慢看。
王贞万则对勤工俭学印象深刻。勤工俭学分两派，有利用专业知识的，有卖力气的，利用专业知识如做浆糊、肥皂、火漆，他做过浆糊，买来一块块面精，放进沸水中，再加入防腐剂，成了。浆糊散装的，他送到单位，一般一星期去换一次，一次5角钱，一月能挣2块钱，当时吃饭9元一个月。
也做力气活，学校旁有轧米店，王贞万去扛过米，蒋斐则看轧米机。之江校区那边也有事做，放了寒假，就有学生到钱江大桥东边山上敲石子，敲下来自己运到桥对面的萧山，卖给修马路的。
问到什么有趣的事现在还印象深刻，潘家铭想起大学路对面那家粥店，那是学生晚上的天堂，看书到10点多，肚子饿了，呼朋唤友几个人到粥店喝碗肉骨头粥，“真香”！为唤起同学们对往日小吃的美好回忆，组织者特意安排老同学们14日到松木场那儿吃片儿川，一碗在手，旧梦重温。
那时也看电影，潘家铭记得有次一帮同学到湖滨去看一本很有名的苏联电影（可惜忘了名字），回来一路高歌，到底是同学少年的意气。还学跳舞，李贻湫是当时的舞王，还在班上培训同学，华尔兹、三步、四步，“三步现在还会跳”。潘家铭说起来很是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