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条件下的生存环境与中华文化国际研讨会”的名誉主席、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张浚生昨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现在，经济全球化已经没有人会否定，在这样的条件下，人的生存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哪些东西要保留，哪些东西要抛弃呢？传统文化和现代经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发生激烈的碰撞。张浚生以浙江为例，谈了自己的观点。
    
    张浚生是工程光学专家，他笑称自己不是“文化人”，也不是“经济人”，但他却以独特的视角，对浙江文化和经济的互动关系，作了精辟的分析。
    
    张浚生说，浙江的地域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一直很明显且贯穿整个浙江历史。
    
    从历史上看，自南宋起，浙江开始形成浙学。明代开始有深刻影响中国的阳明学，到了清代又出现黄宗曦、全祖望、章学诚、龚自珍等杰出思想家和学者，近代以后浙江更多。
    
    浙江学者对国家财政税收非常关心，学者和商人一直存在交流，经济领域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如“诚信”、“不欺”、“勤俭”等，清代的温州商会会长就是朴学大师孙诒让。同时，浙江比较注意吸收外来文化。这在我国“重农轻商”的传统文化中，是难能可贵的。
    
    浙江的民本经济和小商品经济文化模式既是传统文化模式的一种延伸，也是适应现代经济文化要求的一种创新之举。
    
    他说，浙江大学今天的贡献大小，取决于浙江大学在科学技术创新和人文学术思想上的创新能力能不能与时俱进。在这次会上，不少专家从经济大省、文化大省浙江这一角度出发，探讨新经济、新文化下的新浙江。如浙江大学经济学教授史晋川、朱康对作了《温州模式：回顾与展望》报告，指出所谓“温州模式”，就是以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为主的发展模式，“浙江模式”是“温州模式”的更新和扩展，它本质上是一种市场解决模式。它的进一步发展既可以对中国全方位改革提供更多启示和借鉴，也同时依赖于中国改革大进程。
    
    同时，浙江财经学院的余立智谈了浙江家族文化的研究；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陈建军等谈了浙江的市场资源与经济发展。大家都对新经济背景下，浙江经济的发展趋势和企业文化作了展望。
    
     (本报通讯员余广珠 本报记者兰杨萍　章清)　 2002年5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