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浙江大学新闻办牵头，受著名华裔科学家丘成桐教授特别邀请，四位来华参加国际数学家大会的著名科学家与丘成桐教授一起在西湖曲院风荷的卓颖舫上接受了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光明日报、文汇报和浙江日报杭州日报的采访。这四位著名科学家是：费尔兹奖获得者、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学院外籍院士威腾（E.Wtten），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葛乐思（D.Gross），俄罗斯国家科学院院士法捷耶夫（Faddeev），美国哈佛大学物理系教授施维德（A.Stromingen）。
四位著名科学家中，威腾、葛乐思和施维德都不是第一次来华。威腾曾于1998年到天津南开大学参加过庆典活动，并到过北京和上海，葛乐思于1989年来过中国，施维德则已是第四次来到中国，1975年，他曾与另外19位美国青年一起，受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到中国参观工厂和农村，到过大寨，并在上海电机厂“体验生活”一个月；法捷耶夫虽然没有到过中国，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时与来自中国的十多个同学同班共读，数十年来一直关注着中国的变化。五位著名科学家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取得的快速进步给予好评，并希望中国能在科学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5位著名科学家就记者提出的问题一一作答。
丘成桐先生说，在近现代，中国的数学家有过不小的成就。如陈省身先生的“陈氏特征”，在弦理论中是划时代的，在近现代科学史上也是划时代的。还有华罗庚先生，在五十年代也为数学作出过杰出的贡献。但在总体上说，目前中国的数学研究还比较落后，其主要原因是太讲求应用数学。科学研究不仅要注重应用科学，更应该重视基础科学。
葛乐思说：在中国与同行交流后发现，中国数学界在弦理论等基础科学研究方面与一流水平还有差距。在交谈中经常听到的是“应用”，这种想法很不全面。一个国家，如果失去了基础科学，就好像一个人只有身子，没有脑袋。
威腾说：基础科学的研究往往会花去很多的时间，并且需要抓住机会。比如20世纪最伟大的发现是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两种理论表面上互不相容，广义相对论研究的对象可大到宇宙，而量子力学研究的对象则可以小到粒子，两者之间是否有关系，这个问题科学界已经研究了半个多世纪。弦理论则可以解释两者的关系。
丘成桐说：电力和磁力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前是两种不同门类的学问，是法拉第将这两门学问统一为电磁学一门学问，因为他发现电可以产生磁力，磁力也可以产生电。这本来是两门基础科学，但电磁学却很快就使电磁得以普及，成为应用性很强的科学。
施维德说：基础科学其实与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就拿霍金深有成就的理论物理学来说，从近的说，能满足人类对自然界的好奇心，人总不能光吃饭，而不去研究大自然是如何形成的，否则我们的生活就会很单调；从远的说，对理论物理学的研究，会产生许多意想不到的结果，对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比如电话、电脑就是几十年前对量子力学研究的结果，如果没有当时在量子力学上的研究成果，就不会有今天的电话、电脑。基础科学的研究会不断有新的发现。比如科学界过去一直认为电子是一个“点”，但科学家后来却发现，电子其实是跳动的线，也就是震荡着的弦，又可称为“维”，从粒子的弦的震荡中找到了电子的来源，这是过去没有发现过的。这一发现，基本上是弦理论发挥的作用，将弦中物质的场与量子力学结合了起来。
科学家们说，数学是科学的共同语言。
葛乐思说：在国际科学界有一种普遍的说法，认为数学是科学的王后，是科学的共同语言，凡是需要计算、计量的，都需要数学。在美国，数学被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是最重要的工具，国家投入的经费也成倍地增加。所不同的是，不同的行业、学科，互相结合后会产生不同的新的学科，比如材料工程学科等。数学则融入到各学科中，成为科学的共同语言。
法捷耶夫说：基础科学是科学最重要语言，发展到一定阶段，基础科学会预感到其他科学的方向，比如物理学和数学均与弦理论有关，弦理论研究者有可能对物理学和数学的研究方向产生预感，这种预感带有前瞻性。
丘成桐说：数学与许多学科结合在一起，如物理学、工程学，及现代工业有关学科，吸收各学科的想法。数学不是孤单的一个山头，它融合在群山之中，如果是孤单的山头，数学就不会成功。
在交流中，记者们都纷纷问科学家们，是否会乐意接受中国研究生？文汇报记者万润龙问，哪个年龄段介入基础科学研究为最佳？你们对中国的青年科学家寄予希望，你们是否愿意接收中国的研究生？
施维德：我们对中国的青年寄予希望，但他们会不会成功，还得看他们研究的方向。如果方向对头，他们会成为一流的科学家，如果方向不对头，一味地讲“应用”，就会进步得很缓慢。
丘成桐：这次在浙江大学设立数学研究中心，就是想培养本土化人才。至于选择哪些人才参与其中，目前还需保密，但可以透露一点：已经有两三位进入我的视野。这个数学中心的研究目标，也要看人才定，有哪方面的人才，就设哪方面的专业，可以与物理学有关，也可以与工程有关。
威腾：我认为，介入基础科学研究，年龄越小越好，年龄越小，能量越大，接受能力越强。中国的年轻学生素质不错，在浙江大学我已经看到不少，他们有能力做基础科学研究。我非常乐意与中国学生接触，也乐意接受中国的研究生。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学生到美国学习，跟着名师学，学成后回到中国，以提高中国科学水平。
法捷耶夫：上世纪50年代我有10多位中国同学，当时中国和我们关系很好，后来中断了一段时间，我与这些同学也失去了联系。现在中国和俄罗斯又有了很好的关系，我非常希望中国的学生到俄罗斯来学习，我愿意和中国新一代学者共同研究。
（文汇报记者万润龙 梓文）
四位著名科学家中，威腾、葛乐思和施维德都不是第一次来华。威腾曾于1998年到天津南开大学参加过庆典活动，并到过北京和上海，葛乐思于1989年来过中国，施维德则已是第四次来到中国，1975年，他曾与另外19位美国青年一起，受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到中国参观工厂和农村，到过大寨，并在上海电机厂“体验生活”一个月；法捷耶夫虽然没有到过中国，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时与来自中国的十多个同学同班共读，数十年来一直关注着中国的变化。五位著名科学家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取得的快速进步给予好评，并希望中国能在科学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5位著名科学家就记者提出的问题一一作答。
丘成桐先生说，在近现代，中国的数学家有过不小的成就。如陈省身先生的“陈氏特征”，在弦理论中是划时代的，在近现代科学史上也是划时代的。还有华罗庚先生，在五十年代也为数学作出过杰出的贡献。但在总体上说，目前中国的数学研究还比较落后，其主要原因是太讲求应用数学。科学研究不仅要注重应用科学，更应该重视基础科学。
葛乐思说：在中国与同行交流后发现，中国数学界在弦理论等基础科学研究方面与一流水平还有差距。在交谈中经常听到的是“应用”，这种想法很不全面。一个国家，如果失去了基础科学，就好像一个人只有身子，没有脑袋。
威腾说：基础科学的研究往往会花去很多的时间，并且需要抓住机会。比如20世纪最伟大的发现是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两种理论表面上互不相容，广义相对论研究的对象可大到宇宙，而量子力学研究的对象则可以小到粒子，两者之间是否有关系，这个问题科学界已经研究了半个多世纪。弦理论则可以解释两者的关系。
丘成桐说：电力和磁力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前是两种不同门类的学问，是法拉第将这两门学问统一为电磁学一门学问，因为他发现电可以产生磁力，磁力也可以产生电。这本来是两门基础科学，但电磁学却很快就使电磁得以普及，成为应用性很强的科学。
施维德说：基础科学其实与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就拿霍金深有成就的理论物理学来说，从近的说，能满足人类对自然界的好奇心，人总不能光吃饭，而不去研究大自然是如何形成的，否则我们的生活就会很单调；从远的说，对理论物理学的研究，会产生许多意想不到的结果，对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比如电话、电脑就是几十年前对量子力学研究的结果，如果没有当时在量子力学上的研究成果，就不会有今天的电话、电脑。基础科学的研究会不断有新的发现。比如科学界过去一直认为电子是一个“点”，但科学家后来却发现，电子其实是跳动的线，也就是震荡着的弦，又可称为“维”，从粒子的弦的震荡中找到了电子的来源，这是过去没有发现过的。这一发现，基本上是弦理论发挥的作用，将弦中物质的场与量子力学结合了起来。
科学家们说，数学是科学的共同语言。
葛乐思说：在国际科学界有一种普遍的说法，认为数学是科学的王后，是科学的共同语言，凡是需要计算、计量的，都需要数学。在美国，数学被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是最重要的工具，国家投入的经费也成倍地增加。所不同的是，不同的行业、学科，互相结合后会产生不同的新的学科，比如材料工程学科等。数学则融入到各学科中，成为科学的共同语言。
法捷耶夫说：基础科学是科学最重要语言，发展到一定阶段，基础科学会预感到其他科学的方向，比如物理学和数学均与弦理论有关，弦理论研究者有可能对物理学和数学的研究方向产生预感，这种预感带有前瞻性。
丘成桐说：数学与许多学科结合在一起，如物理学、工程学，及现代工业有关学科，吸收各学科的想法。数学不是孤单的一个山头，它融合在群山之中，如果是孤单的山头，数学就不会成功。
在交流中，记者们都纷纷问科学家们，是否会乐意接受中国研究生？文汇报记者万润龙问，哪个年龄段介入基础科学研究为最佳？你们对中国的青年科学家寄予希望，你们是否愿意接收中国的研究生？
施维德：我们对中国的青年寄予希望，但他们会不会成功，还得看他们研究的方向。如果方向对头，他们会成为一流的科学家，如果方向不对头，一味地讲“应用”，就会进步得很缓慢。
丘成桐：这次在浙江大学设立数学研究中心，就是想培养本土化人才。至于选择哪些人才参与其中，目前还需保密，但可以透露一点：已经有两三位进入我的视野。这个数学中心的研究目标，也要看人才定，有哪方面的人才，就设哪方面的专业，可以与物理学有关，也可以与工程有关。
威腾：我认为，介入基础科学研究，年龄越小越好，年龄越小，能量越大，接受能力越强。中国的年轻学生素质不错，在浙江大学我已经看到不少，他们有能力做基础科学研究。我非常乐意与中国学生接触，也乐意接受中国的研究生。希望有更多的中国学生到美国学习，跟着名师学，学成后回到中国，以提高中国科学水平。
法捷耶夫：上世纪50年代我有10多位中国同学，当时中国和我们关系很好，后来中断了一段时间，我与这些同学也失去了联系。现在中国和俄罗斯又有了很好的关系，我非常希望中国的学生到俄罗斯来学习，我愿意和中国新一代学者共同研究。
（文汇报记者万润龙 梓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