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又到岁末。各家媒体都在推出自己的“年终大餐”，回顾与总结是免不了的。我们目力有限，年终盘点不宜贪大求全，就以“科技视野”专刊年内关注过的一些事情和现象做些点评，权作为奉献给读者的一盘“年终点心”吧。
2月 “国家自然科学奖”再度出现空缺
2月1日，国家科技奖励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又有两位院士科学家——激光照排技术的发明者王选和固体物理学家黄昆，从国家主席江泽民的手中接过了国家最高科技奖的证书。又有一批科研成果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和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但是，今年的国家自然科学奖和国家技术发明奖的一等奖分别空缺，并且都是连续4年空缺，令人忧虑，令人尴尬。
“空缺”反映出我国科研工作在原始创新方面还有很大欠缺。原因当然有很多，比如科研经费投入不足、评价体系存在问题、学术环境不够宽松（管得太死）、科技工作者的急功近利和浮躁倾向，等等。这些回答都不错，问题是，如何切实地改进呢？不过，有一点是令人欣慰的。政府有关部门评奖时“该空缺时就空缺”，没有“硬评”来搪塞公众，以逃避舆论的压力，魄力和苦心令人称道。
4月 纳什“抱得”奥斯卡
4月8日，根据同名传记改编的美国影片《美丽心灵》折桂第74届奥斯卡奖，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剧本改编、最佳女配角等4项大奖于一身，这使得全世界的目光汇聚一点——电影主人公的原型，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纳什。奥斯卡奖是奖给电影主创人员的，但似乎也是奖给纳什的，是对他几十年磨难生活的补偿吧！
2002年也是纳什博士的“中国年”。《美丽心灵》中译本2000年出版后一度默默无闻，此次借奥斯卡东风悄然“复活”，使更多的中国读者得以认识这位旷世奇才；8月份，纳什借参加国际数学家大会的时机光临中国，一时成为媒体和公众追逐的焦点，纳什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表现出的儒雅、睿智、幽默通过电视画面的传播，折服了无数观众的心。
而最令笔者感动的是另一个细节。在中国期间，纳什谢绝了许多的媒体采访和官场应酬，而专心参加学术讨论。虽然年岁不饶人（74岁），早已过了自己最富创造力的年代，纳什还是说自己将继续从事研究，力争有所成就。这份豪情和雄心，真让人感佩。
4月 中国科技史研讨会举行
4月11－13日，“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回顾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这个会议有两个特点值得记住：一是规格高，主办单位是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协，这三家单位的领导人宋健、路甬祥和周光召共同担任大会主席。有180多位专家学者到会发言，其中仅院士和海外知名人士就有50多位。二是这是国内首次组织科技界人士和人文社科学者一起来讨论科学史、科技体制的问题。
这次会议是总结过去的，但更是面向未来的。它第一表明了中国科技界从历史、体制、文化等方面寻找中国科技落后原因和突破方向的紧迫感。第二则说明中国科技界高层已越来越重视科学史、科学体制、科学文化等软性研究的独特价值。这样的会议固然无法取得实质性的成果，但其示范作用不容小看。
6月 以立法推动科普
6月29日，我国正式发布了《科普法》。这一法律包括总则、组织管理、社会责任、保障措施、法律责任、附则等六章34条。《科普法》第一条指出，制定这一法律的宗旨是“为了实施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提高公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科普法》的出台再次表明了我国政府对科普工作的高度重视，确令科普界人士欢欣鼓舞。为科普专门立法，就法制建设而言，多少是一个“奢侈”的行为。这一法律一定程度上可操作性不强，对违法行为的界定和处罚难以明确，从本质上，它更像一个指导性的政府文件。立法对科普工作会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但立法不等于万事大吉，公众科学素养的提高还有赖于人们更富创造性的劳动。
8月 电视日益成为科技传播主阵地
8月5日起，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在下午2点的新闻节目中推出了一个5分钟的科技新闻板块。虽然节目时间有限，选择的播出时段也不好，但在中国最高级别、影响力最大的媒介里出现科技新闻板块的身影，仍然堪称一个创举，也是科技传播进入主流渠道的信号。
而在此前，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度过了自己的一周岁生日，它已吸引了稳定的观众群；中央电视台一套的“科技博览”已经在“焦点访谈”节目之后的黄金时段站稳了脚跟；美国国家地理、Discover等品牌的科学专题节目日益成为中央台、地方台、阳光卫视等电视台收视新宠。科技传播的大众传媒渠道包括电视、报纸、杂志、图书、光盘、电影、网络等等。近年来，杂志、报纸、网络在这一领域表现都很低迷，而电视颇有异军突起的架势。这大概是因为电视先天的形式上的亲和力、娱乐性发挥了作用。
当然，报纸等媒体在科技传播方面也绝非无所作为，例如《南方周末》作为中国最有影响的深度性报纸，其科学版就以其独特的人文性、选题的敏感、文字的可读性而深受好评，被有关专家看作“国内纸媒体中科技报道最成功的范例”。
8月 国际数学家大会掀起“数学热”
8月20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的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恐怕是中国科学界本年度最有影响的“事件”。
这是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举办的国际数学家大会。吸引了许多世界上最负盛名的科学家参加，其中包括著名物理学家霍金、诺贝尔奖获得者纳什和6位前菲尔兹奖获得者。江泽民主席出席了大会开幕式，并向法国数学家洛朗·拉佛阁和俄罗斯数学家弗拉基米尔·沃沃斯基颁发了本届菲尔兹奖。
大会也是数学迷的节日。有上万人在杭州、北京等地现场聆听了科学大师的演讲；媒体上关于数学、数学家的报道一时间铺天盖地；书店里一下子冒出了几十上百种数学科普书。还有不少民间数学爱好者携带自己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等数学难题的证明前来，期望找到慧眼识珠的“买家”。
数学，属于纯而又纯的学问，是基础科学的“基础”，其地位类似于诗歌在文学中的位置。正如诗歌近年来遭受冷遇，基础科学在中国的景况似乎也不容乐观。国际数学家大会的风光热闹早已成为过去，数学等基础科学又将回到冷板凳上——这是很自然的。然而，我们希望，国家对基础科学的支持不应该停留在一两次“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国际学术会议上，而是成为科技发展战略的基石；公众不是仅仅在这些时候凑凑热闹，而是能够真正欣赏科学之美，享受科学之趣；有更多青年学子投身数学、物理等冷门专业，而不是仅仅选择那些热门职业。如此，则中国科学幸甚！
8月 “霍金风暴”席卷中国
在一本霍金传记的开头，一位著名的科学作家写道：关于霍金的一切都是新闻。2002年8月9日霍金来华证明了此言非虚。
在中国，霍金出席了杭州和北京举行的两个“弦理论”方面的学术会议，作了两场公众演讲，然而，可能除了很少人之外，没有人能够理解霍金在这些场合都“絮叨”了些什么。但这并不妨碍霍金所到之处万人争睹，备受礼遇。在杭州河坊街，霍金接受了一个杭州女孩的热情一吻；为了接见霍金，浙江省省长不得不等待半个多小时；霍金17年后第二次登临长城，并接受了仅颁发给国家元首和知名人士的“八达岭长城登城证书”。霍金的新著《果壳中的宇宙》在各大书店全面热销，尽管出版社早已预作准备，有的地方还是出现了脱销。
在公众眼里，霍金其实已经不仅仅是一名优秀科学家，而是不折不扣的“明星”。2002年8月上演的其实就是一场追“星”好戏，是媒体炒作和人们的从众心理共同制造出来的。也许，在科学日益专门化的今天，在科学越来越超出普通人的理解范围的时候，人们还是需要科学的神话和英雄的存在。这与霍金是不是爱因斯坦之后最伟大的物理学家毫无关系。
10月 可拍照手机惹的“祸”
10月份，中国移动推出彩信业务。随后一种带有拍照功能的手机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有一条不知真假的消息说，哈尔滨一个洗浴中心定了一条新店规，禁止在公共浴室使用拍照手机。理由是，这种手机可以拍下浴客的裸照。消息传开，媒体如获至宝，各种稀奇古怪的报道和言论粉墨登场。有的媒体开始遍访专家及有关部门，讨论拍照手机是不是“间谍器材”；有的媒体请来法律专家讨论可拍照手机是否会侵犯隐私权的问题；科技界人士也被搬出来谈论技术进步的负面效应；等等。
其实，很多讨论根本是无稽之谈。如果人们真想偷拍，即使只有傻瓜相机也挡不住呀。一个小小的可拍照手机就惹出了这么大一场“争论”，恐怕真是手机的研发人员始料未及的。对于科技界来说，这样的事情还将层出不穷。
2002年，关于“克隆人”人们依然争论不休；转基因作物的安全问题在国际和国内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脑死亡立法把科学和伦理问题紧紧地纠缠在了一起；美国中小学中再次出现进化论和神创论之争；等等。还有一些讨论是在纯学理层面上进行的，例如“科学有无禁区”的问题，“准科学主义”与“新人文立场”之争，等等。
一个科技伦理纷争不已的时代已经来临。
以上就是我们所谓的年终盘点，限于目力所及和篇幅限制，实在是太不完全，形不成2002年科学文化现象一张“全图”。事实上，还有许多事情值得我们记忆和品味。例如世界可持续发展大会的成果有限，日本两名科学家同时获得诺贝尔奖引起的震动，“舍恩事件”为学术造假行为敲响警钟，清华大学出台了科研道德守则以防止“王铭铭事件”重演，以民间自由论坛形式出现的首届“科学文化研讨会”的举行（见本版有关报道），北师大宣布在国内首次招收科幻文学研究生以推进科幻研究，“青海外星人遗迹”等伪科学言论时有出现，等等。
完稿的时候，窗外正是大雪纷飞。瑞雪兆丰年。不知这是否预示着即将进入我们视野的2003年将有一个好年景，将更加精彩呢！(王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