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现在全国综合性大学创办艺术学院的已有若干所，浙江大学艺术学院应运而生。作为该学院的院长兼中国美术学院的博士生导师，那么，您认为综合性大学艺术学院的办学方向和特色与现有的专业艺术学院应当有所不同，是吗？
陈振濂（以下简称“陈”）：浙江大学去年主办的“六月风”系列学术活动，许多专家对综合性大学艺术专业究竟应该如何办，应该如何与单科专业院校如美术、设计、音乐、戏剧、电影、舞蹈学院拉开距离，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新思路。综合性大学的艺术学科究竟如何定位、专业如何办学，迄今为止并没有现成的范例可供参照，对我们而言，它是一个全新的讨论主题。
浙江大学在这次会议中提出了一系列较有独创性的新想法。首先基于我们是办大学，而决不办歌舞团或书画院。其次，我们是综合性大学，必须与单科艺术学院如音乐学院、美术学院、戏剧学院的办学思路拉开距离；只有拉开距离，才能形成互补的良性互动局面，尤其是我们设想了综合性大学艺术专业的教学，即先从抽象的艺术理论起步，再到门类艺术的各种技巧的学习。当时观点一经提出，在会场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记者：综合大学艺术学院看似一个简单的专业问题，而您提出的先从抽象的艺术理论起步，再到门类艺术的各种技巧的学习的观点为什么会引起人们的不同凡响？
陈：这主要就是综合性大学艺术学专业的办学基点与学科定位的问题。归纳当前中国的艺术人才培养模式，大约可分成四类。第一类是书画院、歌舞团的模式，以实践应用型人才为主。这类人才通常“实战”能力很强，发展的余地较小。究其原因，是与培养模式的采取单一的师徒授受方式有密切关系；第二类是美术学院、音乐学院、舞蹈学院、戏剧学院的模式。以实践、创作为龙头，理论教学、技巧教学配合，在理论（学）与技术（术）两者之间，是以“术”来带动“学”，“学”是配角，是为“术”服务的。在100年历史中，以培养画家、雕塑家、歌唱家、演奏家为宗旨的艺术人才培养模式，几乎占据了全部的艺术教育史，它已经成为悠久的典范与传统，具有极高的公认度；第三类是纯理论研究类型的人才培养模式，如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美术、音乐、戏剧、舞蹈研究所，以及部分省市的艺术研究所。它也招研究生，但基本放弃创作实践，纯作理论的学术研究。由于人数较少，可不作重点来讨论。第四类即是我们新构建的、综合性大学艺术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综合性大学是培养具有人文、科技素质的艺术研究家，它当然是以艺术理论为主导来训练思维，训练知识技能与学养，处于综合性大学中的文史哲与现代科技的综合氛围中，它必然是以“学”带“术”，“术”是为“学”服务的。
记者：您所提出的“学”与“术”是一种什么内涵的理念？
陈：事实上，应该还有另一种非“挂靠”在具体门类中的“学”，这就是“艺术学”，但“学”却可以有具体个别的“学”（美术学、音乐学……），又可以有整体打通的“学”（艺术学）。
记者：综合性大学艺术院系的先“学”后“术”，是选取哪一种“学”呢？
陈：综合性大学艺术院系，既取名为艺术学院（系），则它的名称即表明了它的定位是一级学科的“艺术学”。于是，它的以“学”带“术”之“学”，当然是指艺术学而不是更具体的二级学科的美术学、音乐学之类。
尽管站在“术”的二级立场上看“学”中的“艺术学”，是以大帽子盖小类别。但如果跳出单科院校，站在综合性大学的视野，则它不仅不宽泛而且具体得很。因为在学科分类中，“艺术学”又被归入更广泛的人文学科（文科）之中。在一个拥有哲学、文学、史学、教育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新闻学等的大学科中，艺术学尽管内部分工极其复杂，但它也还只是一个局部形态。这，正是综合性大学的优势所在。大学科的立场与视野，使它不但不会失之空泛，相反却极具学科品质并且必然面向具体。
记者：那么，先“学”后“术”中的抽象之“学”与具体之“术”之间的关系究竟应该如何来把握？
陈：从学理上讨论，则它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可以在我们的人才培养模式上发挥出积极的原创性影响：
——先“学”后“术”模式的含义，首先表现为先思想、后技术的统辖关系。在理论领先的教学模式中，不会出现大批的艺术工匠式的培养对象。并且，由于共享同一种理论话语方式，它还为艺术学与文史哲的学问之间架设了重要的通道。
——先“学”后“术”模式的含义，还可以在综合性大学的氛围之中大有用武之地。比如“学”为先，必然会着落到学生的人文素质而不仅仅是艺术家的专业素质。教学展示给学生的是一种大文化大艺术的理念，文史哲、音舞美、现代科技，这种先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再进入到专业的“术”的层面，正是单科院校限于专业界限难以应对自如的。在人文素质（包括作为社会人的文明素质与文化素质）与专业（艺术）素质产生冲突时，我们可以不以人文素质去迁就艺术专业素质，而是在日常的教学中循循善诱，以人文素质去引领艺术专业素质。先学做人再学做艺术家。(朱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