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任琦　张冬素　
    
    上周末，一个名为“基因组科学在临床诊治中的应用”的讲习班在浙江开班了。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所长杨焕明教授出现在这个讲习班上，为学员做了“生命·DNA·SARS”以及“国际人类基因组单体型计划”的报告。
    
    讲坛上的杨焕明，阐述的是基因研究的最新前沿理论，但当本报记者专访他时，他向我们描绘的，却是和我们每一个人都相关的美好未来——
    
    “生命太美了——！DNA太漂亮了——！SARS太可恶了——！”一连三个充满感情色彩的感叹句，似一阵风拂过会场，台下的听众轻轻地骚动起来。这是一场关于基因与医学诊断的报告会。主讲人、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所长杨焕明教授一上来就用充满感情的朗诵式语调开始了他的报告。他个子不高，声音倒是洪亮，言语中带着浓浓的温州口音。他充满诗意的讲述，最后引来如潮的掌声。杨焕明退到休息室里，藏青的T恤衫，浅色的长裤和一张疲惫的脸。一只沉甸甸的双肩包放在脚边，随时要出发的样子。此时的他，全然不似台上那般神气饱满，激情洋溢。这时的杨焕明特别像一个劳作了半天、正在田头抽烟休息的老农。
    
    基因研究，21世纪的科学
    
    21世纪到底是不是生物学的世纪？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和杨振宁曾于上个世纪末进行过激烈而友好的辩论。两位大师各持己见，难见高低。
    
    记者：作为一名基因研究学者，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杨焕明：过去的20世纪是物理学最为风光、最为辉煌、对人类文明与科学进步贡献最大的世纪。对物质的原子结构的认识，使物理学进入鼎盛时期。原子弹的爆炸与人类走向太空，更使物理学登峰造极。最后，又以最简单的无机硅制成的chip（芯片）将人类带入了全新的信息时代。
    
    从目前来看，很难用一个学科来统治一个时代。不过，21世纪的确是生物学大发展的时期。因为其他学科的发展为生物学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基因研究又是生命科学核心中的核心。它必将像萌开在厚土上的鲜花，在这个世纪肯定会成为发展最快、成果最多、改变人类社会生活最明显的一门学科。
    
    记者：展望21世纪，您觉得基因研究会集中在哪些方面？
    
    杨焕明：国际人类基因组测序计划已经完成。但解读工作还有大量的研究要做。我们目前正在开展一个国际研究合作项目“国际人类基因组单体型计划”。这个研究要回答的是“你为什么是你，我为什么是我”这样的问题。
    
    记者：那么，老百姓会从这些研究中受益吗？
    
    杨焕明：基因研究对我们生活的影响现在才刚刚开始。利用DNA技术来追查罪犯、鉴定血缘等我们已经很熟悉了。在这个世纪，利用DNA来进行各种疾病的诊断与治疗将成为可能。癌症、艾滋病等绝症都将可能及早地诊断、治疗。甚至每个人都可能拿到一张刻有自己全部基因密码的光盘，使每个人的生命天书，成为自己独特的生命识别证。
    
    
    生命科学期待人文指导
    
    记者：您所列举的20世纪的伟大发明都是有划时代意义的，比如飞机的发明，它缩小了人类的地理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人类的生活观念与生活方式。那么基因研究会带来什么？
    
    杨焕明：基因研究给我们最大的改变就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新调整。为什么？基因研究和以往的物理学研究、化学研究最大的不同在于生命科学的研究，它的研究对象（客体）、研究主体是统一的，都是人自身。研究成果也是运用于人。随着技术的进步，每个人都可以做以前科学家才能做的事。这样就会产生一系列有关生命伦理、人际关系、社会法则与道德等种种问题。而物理学、化学研究对象则是外在的，相对于人来说是外在的物体，这方面的困惑少得多。
    
    记者：您认为基因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会带来哪些法律、社会的问题呢？
    
    杨焕明：主要是一个价值判断与评判标准。比如，古往今来，多少人都想长生不老。我们现在已接近发现长寿基因。某个富人说“我出几千万，或者一个亿，你们做这个研究，让我通过基因技术长生不老”。你说这个研究该不该做？
    
    目前我们在争论，该不该发表SARS病毒的基因排序。支持者认为，这有利于大家搞科学研究，分享成果，防止SARS的新传播。反对者认为，这可能为恐怖分子提供一个最简便的无偿的数据库。这样争论就来了，谁该掌握这些成果？这个范围谁来划定？基因研究成果可能使我们更像一个大家庭，我们必须对付共同的敌人；也可能使我们离得更远。比如在基因研究利益分配上，某个群体，某个族群，某个国家的利益可能会放在人类利益之上。
    
    记者：有人说，基因技术的进步是一把双刃剑，用得不好就会伤害到人类自身。
    
    杨焕明：是的。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基因光盘，很可能演变成“基因歧视”。那些有基因缺陷的人在就业、任职以及人寿保险等方面遭到拒绝，甚至在爱情、婚姻和其他社会交往中遇到障碍。如果敌对者掌握了你的基因信息，可以轻而易举地对你下毒手。这样，又产生一个问题：是不是所有有基因缺陷的人都要被淘汰？会不会产生像希特勒那样的“优生论”，造成人类的劫难？生命科学的深入使人可以与“造物者”平起平坐。这种改变是空前的。不管是生命科学的乐观论者还是悲观论者，反映出来的其实是这样一个事实：生命科学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强调“人文对科学的指导作用”！
    
    
    在争议中享受基因技术的恩惠
    
    记者：像您说的，很多人都担心随着技术的简单化，基因研究成果被滥用，比如克隆羊来了，克隆人来了，争议也随之而来了。
    
    杨焕明：克隆人，我认为技术上是完全可行的，关键就是我们讲到的伦理道德问题。我认为只有为了一个目的，克隆人是可以接受的——比如那些因为自然的不公平，而无法通过生育将自己基因传给下一代的夫妇。
    
    记者：那么您会做克隆人研究吗？
    
    杨焕明：现在不会，等大家都能接受了，我会。不用那么急。实际上，不用讲克隆人，有些基因技术已经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比如转基因食品。
    
    记者：转基因食品的争议很大，欧洲与美国有着完全不同的态度。中国目前规定转基因食品必须有标识。您怎么看这问题？
    
    杨焕明：我支持转基因食品的研究，那种认为转基因食品可能有一定毒性的说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提供有力的证据。但是我认为必须高度注意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因为转基因技术打破了物种间的“种间屏障”，人类对不同物种基因的转移，不能做到百分百的控制，这样很可能出现一个物种的不利基因，由于得到转移进去的其他多种基因的支持而无法抑制，对环境造成破坏。另一种可能是对生物的多样性的破坏。第三种可能是人和害虫的恶性竞争。就像农药与害虫一样。我们现在的转基因研究基本上集中在“抗旱，抗虫”等方面。昆虫的适应性是很强的，它们为适应环境而演变出“抗抗虫机制”，依此类推，这样的恶性竞争是很可怕的。至于美国与欧洲之争，既有经济与政治的因素，也有两地人不同的哲学观。欧洲人认为“如果不能证明转基因食品是无害的，那它有可能是有害的”。美国人则认为“如果不能证明它是有害的，那它就是无害的”。
    
    中国再不能错过这一次机遇
    
    记者：比尔·盖茨说过，下一个超过他的富翁一定出在基因领域，可见基因领域蕴藏着极大的经济利益。中国如何面对这一机遇与挑战呢？
    
    杨焕明：我认为中国人比较适合从事基因研究工作。理由有三：
    
    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对生物现象的观察与利用始终贯穿着中国的历史。我讲中国有四大生物发明——水稻，养蚕，家猪，还有中草药品（或者酿酒）。正因为这样的文化力，我们在生物学上的竞争能力（指思维与动手操作能力）比较强。具体的表现是在世界一流的实验室里，中国人做出了许多重要成果；在条件相对差的地方，中国单独做出的成果也比较多。二是基因研究资源上，我们占优势。中国地大物博，资源的丰富性令许多国家羡慕。三是历史机遇。中国经济经过近20多年发展，具备了相应的实力，海外留学人员的大量储备，各方面对生物研究的重视，都为基因研究与产业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会。但是必须实事求是地说，基因产业化这块，我们与先进国家还是有不小的差距的。
    
    记者：基因经济到底会有多强大呢？
    
    杨焕明：目前，这一产业的重点是基因工程制药。在美国市场，仅基因重组促红细胞生成素（EPO）一个药就有35亿美元的年销售额。据统计，信息技术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达18％，生物技术对经济的推动决不亚于它。估计到2020年，生物技术产品的销售额可能达到3．1万亿美元。中国在新世纪，一定要抓住这个发展的机遇。
    
    
    【人物档案：杨焕明教授，1952年10月6日出生，获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所长、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杨焕明教授为“国家八六三计划”生物和现代农业技术领域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遗传资源管理办公室”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杂交水稻基因组”协作组协调人；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与国际“人类基因组单体型图（HapMap）计划”协作组中国协调人。
    
    杨焕明教授为我国国家自然基金委“杰出人才基金”的第一批获得者；2002年被美国《科学的美国人》杂志评为“2002年度科研领袖”；2003年被日本“Nikkei”基金会授予“Nikkei亚洲科技奖”。】
    
    2003-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