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懂中文，但喜欢京剧；他与浙大有近20年的交往，但从没想过会在花甲之年来中国高校任职。来自德国的施泰恩米勒在成为浙大外语学院院长后，宣布了学院的新目标：开放性。他说，学习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中国的学生要打开国际视野，学会跨文化交流；要理解学习外语和编写教材的目的；要吸引更多、更优秀的国外学者到中国来，同时应该给中国年轻教师提供进修与培训的机会。
他从衣领里拉出一只用红丝线吊着的玉雕小马“瞧，这是我为这次任命特地买给自己的礼物，他们说，我属马。”
他的手上还戴着一个非常中国化的戒指——镶着翡翠的金戒指，而手腕上一只特别的手表则泄露了他的双重牵挂——表盘上代表着中国、德国两种时间的两个圆圈并肩而立。
德国教授乌里奇·施泰恩米勒博士，中国大学聘请的第一位不懂中文、没有中国背景的外籍人士担任一个学院的院长。而且这个院长不是名誉院长，是直接参与学院教学和管理的实职。
20年前，如果有人告诉乌里奇，他会在中国工作，他不会感到惊奇。因为当时作为柏林工业大学外语和外语教学法专业的教授，他很早就参与了合作项目，并于1984年在浙大共同建立了德语培训中心。此后，乌里奇多次来华讲学，并积极推动柏林工大与浙江大学建立良好的校际关系。
但是20年前，如果有人告诉他“会在中国的大学里成为一个学院的院长，并承担起引领学院走向世界的道路的重任”他一定会摇摇头，并用日尔曼人务实的思维给你一个反问：“中国的大学会让一个洋和尚来念经吗？”
好的学生和老师就像一对“搭档”。师生交流可以用尊重的态度，但要有充分的争论。
现在，坐在浙江大学外语学院宽敞的院长办公室里。施泰恩米勒显然很满意。“哦，简直比我在柏林工大的还要好！”二十年的光阴的确塑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他做了一个手势“中国真是越来越开放了。今天，我能坐在这里，就说明了这一点。”然而，中国的老话儿，新官上任三把火。作为院长，施泰恩米勒说，他要做的是采集火种，把目标提出后，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再点起一把大家都能接受的火。这个火烧来烧去，到目前为止，围绕的是同一主题“确定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制定与这相关的方案”。
“目标正确非常重要，我们必须花更多的时间来制定一个正确的目标。”
“Aim”(目标)这个词，几乎成了老施的口头禅。
作为一名外语教学法的专家，他强调教学上的“目标法”。他说，很多老师习惯依赖课本进行外语教学。学生坐在那里，老师把课本上的东西教完就算完成任务了。实际上不应该是这样。我们要把每个学生学习外语的目的搞清楚，同时把编课本的目的搞清楚，如果两个目的是吻合的，这样的教材才是可取的。老师应该根据学生的学习目的组织教学，决定采用什么教材、什么方法和手段。好的学生和好的老师就像一对“搭档”，互相促进。（可是你知道，中国传统的教学理念中，“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记者插话道）“当然”。他忙不迭地点头“我知道一些。可是你们现在不也有了很大的改变了吗？学生也被鼓励大胆质询老师。学生和老师进行交流可以用充满尊重的态度，但还是要有充分的争论。一个好的学生应该是充满好奇，决不仅仅满足于老师给出答案；同样，一个好老师也是一个不断学习，接受与时俱进思想的老师。
作为一名外语学院的院长，老施强调学科建设上的目标法。他说，当初答应在花甲之年接受这个挑战，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与浙大校长的多次沟通中，发现彼此发展的目标是如此接近。
“目标必须明确，通往罗马的道路可以不同”。他非常坚决地说。他为自己设立的目标非常明确，具体包括：在两年内，初步提高学校现有的各语种、二级学科在国内的教学和科研水准及竞争力，促进学院的博士点建立；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教学和学术科研师资队伍，并以多种形式引进多个语种的国际智力资源和专家，吸引优秀人才加盟学院；扩大学院与国内外高校的交流与合作，并探索与国外建立一个国际交流的实质机构。这些目标，总括起来，最有特色的就是：开放性。
施泰恩米勒认为，他可以在“开放性”方面做的工作主要有两个层面。其一，研究领域的开放。现代社会，依靠单个人或一个国家的力量完成大型研究，取得重大成果的可能正在减少。在过去的10年，中国学者越来越多地参与了国际合作研究。他希望能够吸引更多，更优秀的国际学者到中国来参与研究工作；其二是学生教育方面。经济全球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现象。我们的学生毕业后就要适应这个全新的环境。他希望帮助浙大的学生毕业后足以和任何其他国家的学生进行竞争。虽然世界上许多大学都在致力于这方面的建设，但真正能够做到的并不多。但是大家都在努力、在竞争。
中国学生肯学习，刻苦自律，上进心强，但反思型、批判型的学习方式比较少。如今这一点正在改变。
人才的全球视野、全球定位，也许是中国当代学生们孜孜以求的。那么针对中国学生的实际情况，怎样才能走近这一目标？
做了一辈子老师，施泰恩米勒对中国学生并不陌生。他带过10多位中国的博士生，以学校管理者、专家学者、项目合作者等不同身份访问过中国许多研究院所与大学，也结识了许多的中国访问学者和学生。他说中国学生最大的特点是肯学习，刻苦自律，上进心强，外国学生肯花这么多的时间在学习上的不多见。但是他也委婉地指出，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许多中国学生还不善于进行独立自主的学习。反思型的、批判型的学习方式比较少，依赖教师型的学习比较多。当然，这一点，如今正在改变。
老施印象深刻的是他的浙大外语学院的学生们。在学院举行的迎新典礼上，施泰恩米勒准备了10分钟的英语演讲《何为大学学习》，当他询问同学是否需要翻译时，新生们大声说“NO”。他的演讲针对中国学生开创性学习能力不足的问题，重点介绍了在大学中如何培养学习能力。演讲赢得了最热烈的掌声。施泰恩米勒用赞许的口吻说“我们的学生正在走出迈向世界的一小步。”
施泰恩米勒在帮助学生走向世界上做了更多的尝试。走出国门，进行校际交流便是其中一种。他说，不管他们以后是做工程师，做医生，还是从事商贸活动，都必须知道怎样处理不同的文化环境中的不同情况。对中国学生来说，增加交流和学习的机会，便是打开国际视野，学会跨文化交流的好方法。
在施泰恩米勒的努力下，从今年8月中旬开始，浙大外语学院德语专业的学生和其他工科、经济系的20名学生第一次在柏林工业大学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暑期学习。中国学生们不但要在德语环境中提高他们的语言能力，更要深入地学习德国的历史、社会现状、政治经济状况等。施泰恩米勒为学生们设计的课程多种多样，既有语言的学习，也有当地工厂企业的现身说法；既能参观当地市政厅、议会，又有欣赏德国古典音乐戏剧的文化活动。丰富多彩的暑期学习开拓了学生的眼界，也增加了同学的自信心。
施泰恩米勒告诉记者，这样的暑期学习他们打算坚持办下去。同时，邀请柏林工业大学的学生到浙大进行暑期学习的对等交流也在积极计划中。
一所大学要走向世界一流，必须有开放的姿态，迎接挑战。施泰恩米勒坦言担任这个职位是一种挑战，但对开辟新事业的信心压过了对可能有的失败的担心。
聘任仪式上的鲜花、掌声与欢笑早已远去。真正的工作才刚刚开始。洋院长会不会水土不服？这个疑问相信会盘旋在许多人的心头，也许也包括施泰恩米勒自己。
“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强龙斗不过地头蛇。”老施听笔者把这两句谚语讲给他听时，不禁仰头大笑起来“哦，我喜欢后面那句话，非常有意思”。继而，他正色地说“我不是强龙，也不怕蛇。我到浙大来，并不是说我带来的一切，我所说的一切都是对的，你们都要接受。但另一方面，学校既然邀请我来了，也不可能拒绝任何改变。如果是对的地方，就应该做好准备，应该接受正确的观点。”也许是这个问题问得太多了，施泰恩米勒准备了一套“太极推手”：“哦，所有不适应只是炎热的天气”、“还有那台传真机，院里没有一个工程师能把它修好”。
实际上，施泰恩米勒对改革中的困难还是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采访时，他说，对他而言，担任这个职位是一种挑战，但是对中国的深厚的感情，对开辟一番新事业的雄心与信心，压过了对可能有的失败的担心。当初，在接到浙大提议时，他有些犹豫，很重要的原因便是担心他的外语教学理念在全新环境中会有不适应。另一方面，他表示“东西方人在文化认同和交流上，肯定会有不同的理解甚至障碍，但一所大学要走向世界一流，必须有开放的姿态，我们必须共同迎接挑战。更何况，这不是一个人的表演。整个外语学院会一齐为我们共同的改革目标努力”。
施泰恩米勒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理解可以说是“聚沙成塔，集腋成裘”。他和浙大有着近二十年的友好交往。以至于今年4月，他来浙大，站在专家楼的阳台上时，他对副院长范捷平教授说“真好，我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在柏林时，他有一家最喜欢的中餐馆。餐馆里常有戏迷唱京戏，他很喜欢听，但又常常在不该叫“好”的时候，憋足劲大叫一声“好”！他说，中国已经是他生活中的一部分。
看起来一句中文不懂的老施，却有很强的自信：“我知道怎样判断一个人是真正表示同意，还是出于礼貌表示同意。”怎么看呢？“我60多岁了，”他挤挤眼睛，“接触过那么多的人，从一个人的眼睛可以看出他内心的真实想法；另外，还有形体语言。”他用手把嘴角往下一拉，嘴里“嘿嘿”两声：“你看，如果笑起来是这样的，你说他能真心同意吗？”老施继而一本正经地说：“在和其他副院长、书记的讨论会上，如果发现有人是这样笑的，我就会重新讨论，直到大家都真心达成一致意见为止。”
记者问他：“你的权力到底有多大？如果教师不合格，你能让他下岗吗？”
“别的院长有什么权力，我就有什么权力。当然我决不会滥用这种权力。”
“那么在德国情况怎么样？”
“德国大学对教师有两种合同，终身制与五年制。年轻教师一般是五年期的合同。合同期内要做科研，完成博士论文，协助教授上课。教授是终身制的，没有固定的讲师和副教授。中国的情况不太一样。我想我们应该引进优秀人才。同时，对年轻教师，我们会给他们提供进修与培训的机会，帮助他们不断提高自己的学术和教学水平。”
“如果仍旧不能令人满意，他们会被淘汰吗？”
“这取决于他们的素质。”施泰恩很诚实地说。“这是一个很严肃、很慎重的问题。如果关系到一个老师的去留，我会和其他副院长经过充分的讨论，广泛了解意见，做出正确的决定！”
他从衣领里拉出一只用红丝线吊着的玉雕小马“瞧，这是我为这次任命特地买给自己的礼物，他们说，我属马。”
他的手上还戴着一个非常中国化的戒指——镶着翡翠的金戒指，而手腕上一只特别的手表则泄露了他的双重牵挂——表盘上代表着中国、德国两种时间的两个圆圈并肩而立。
德国教授乌里奇·施泰恩米勒博士，中国大学聘请的第一位不懂中文、没有中国背景的外籍人士担任一个学院的院长。而且这个院长不是名誉院长，是直接参与学院教学和管理的实职。
20年前，如果有人告诉乌里奇，他会在中国工作，他不会感到惊奇。因为当时作为柏林工业大学外语和外语教学法专业的教授，他很早就参与了合作项目，并于1984年在浙大共同建立了德语培训中心。此后，乌里奇多次来华讲学，并积极推动柏林工大与浙江大学建立良好的校际关系。
但是20年前，如果有人告诉他“会在中国的大学里成为一个学院的院长，并承担起引领学院走向世界的道路的重任”他一定会摇摇头，并用日尔曼人务实的思维给你一个反问：“中国的大学会让一个洋和尚来念经吗？”
好的学生和老师就像一对“搭档”。师生交流可以用尊重的态度，但要有充分的争论。
现在，坐在浙江大学外语学院宽敞的院长办公室里。施泰恩米勒显然很满意。“哦，简直比我在柏林工大的还要好！”二十年的光阴的确塑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他做了一个手势“中国真是越来越开放了。今天，我能坐在这里，就说明了这一点。”然而，中国的老话儿，新官上任三把火。作为院长，施泰恩米勒说，他要做的是采集火种，把目标提出后，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再点起一把大家都能接受的火。这个火烧来烧去，到目前为止，围绕的是同一主题“确定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制定与这相关的方案”。
“目标正确非常重要，我们必须花更多的时间来制定一个正确的目标。”
“Aim”(目标)这个词，几乎成了老施的口头禅。
作为一名外语教学法的专家，他强调教学上的“目标法”。他说，很多老师习惯依赖课本进行外语教学。学生坐在那里，老师把课本上的东西教完就算完成任务了。实际上不应该是这样。我们要把每个学生学习外语的目的搞清楚，同时把编课本的目的搞清楚，如果两个目的是吻合的，这样的教材才是可取的。老师应该根据学生的学习目的组织教学，决定采用什么教材、什么方法和手段。好的学生和好的老师就像一对“搭档”，互相促进。（可是你知道，中国传统的教学理念中，“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记者插话道）“当然”。他忙不迭地点头“我知道一些。可是你们现在不也有了很大的改变了吗？学生也被鼓励大胆质询老师。学生和老师进行交流可以用充满尊重的态度，但还是要有充分的争论。一个好的学生应该是充满好奇，决不仅仅满足于老师给出答案；同样，一个好老师也是一个不断学习，接受与时俱进思想的老师。
作为一名外语学院的院长，老施强调学科建设上的目标法。他说，当初答应在花甲之年接受这个挑战，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与浙大校长的多次沟通中，发现彼此发展的目标是如此接近。
“目标必须明确，通往罗马的道路可以不同”。他非常坚决地说。他为自己设立的目标非常明确，具体包括：在两年内，初步提高学校现有的各语种、二级学科在国内的教学和科研水准及竞争力，促进学院的博士点建立；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教学和学术科研师资队伍，并以多种形式引进多个语种的国际智力资源和专家，吸引优秀人才加盟学院；扩大学院与国内外高校的交流与合作，并探索与国外建立一个国际交流的实质机构。这些目标，总括起来，最有特色的就是：开放性。
施泰恩米勒认为，他可以在“开放性”方面做的工作主要有两个层面。其一，研究领域的开放。现代社会，依靠单个人或一个国家的力量完成大型研究，取得重大成果的可能正在减少。在过去的10年，中国学者越来越多地参与了国际合作研究。他希望能够吸引更多，更优秀的国际学者到中国来参与研究工作；其二是学生教育方面。经济全球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现象。我们的学生毕业后就要适应这个全新的环境。他希望帮助浙大的学生毕业后足以和任何其他国家的学生进行竞争。虽然世界上许多大学都在致力于这方面的建设，但真正能够做到的并不多。但是大家都在努力、在竞争。
中国学生肯学习，刻苦自律，上进心强，但反思型、批判型的学习方式比较少。如今这一点正在改变。
人才的全球视野、全球定位，也许是中国当代学生们孜孜以求的。那么针对中国学生的实际情况，怎样才能走近这一目标？
做了一辈子老师，施泰恩米勒对中国学生并不陌生。他带过10多位中国的博士生，以学校管理者、专家学者、项目合作者等不同身份访问过中国许多研究院所与大学，也结识了许多的中国访问学者和学生。他说中国学生最大的特点是肯学习，刻苦自律，上进心强，外国学生肯花这么多的时间在学习上的不多见。但是他也委婉地指出，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许多中国学生还不善于进行独立自主的学习。反思型的、批判型的学习方式比较少，依赖教师型的学习比较多。当然，这一点，如今正在改变。
老施印象深刻的是他的浙大外语学院的学生们。在学院举行的迎新典礼上，施泰恩米勒准备了10分钟的英语演讲《何为大学学习》，当他询问同学是否需要翻译时，新生们大声说“NO”。他的演讲针对中国学生开创性学习能力不足的问题，重点介绍了在大学中如何培养学习能力。演讲赢得了最热烈的掌声。施泰恩米勒用赞许的口吻说“我们的学生正在走出迈向世界的一小步。”
施泰恩米勒在帮助学生走向世界上做了更多的尝试。走出国门，进行校际交流便是其中一种。他说，不管他们以后是做工程师，做医生，还是从事商贸活动，都必须知道怎样处理不同的文化环境中的不同情况。对中国学生来说，增加交流和学习的机会，便是打开国际视野，学会跨文化交流的好方法。
在施泰恩米勒的努力下，从今年8月中旬开始，浙大外语学院德语专业的学生和其他工科、经济系的20名学生第一次在柏林工业大学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暑期学习。中国学生们不但要在德语环境中提高他们的语言能力，更要深入地学习德国的历史、社会现状、政治经济状况等。施泰恩米勒为学生们设计的课程多种多样，既有语言的学习，也有当地工厂企业的现身说法；既能参观当地市政厅、议会，又有欣赏德国古典音乐戏剧的文化活动。丰富多彩的暑期学习开拓了学生的眼界，也增加了同学的自信心。
施泰恩米勒告诉记者，这样的暑期学习他们打算坚持办下去。同时，邀请柏林工业大学的学生到浙大进行暑期学习的对等交流也在积极计划中。
一所大学要走向世界一流，必须有开放的姿态，迎接挑战。施泰恩米勒坦言担任这个职位是一种挑战，但对开辟新事业的信心压过了对可能有的失败的担心。
聘任仪式上的鲜花、掌声与欢笑早已远去。真正的工作才刚刚开始。洋院长会不会水土不服？这个疑问相信会盘旋在许多人的心头，也许也包括施泰恩米勒自己。
“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强龙斗不过地头蛇。”老施听笔者把这两句谚语讲给他听时，不禁仰头大笑起来“哦，我喜欢后面那句话，非常有意思”。继而，他正色地说“我不是强龙，也不怕蛇。我到浙大来，并不是说我带来的一切，我所说的一切都是对的，你们都要接受。但另一方面，学校既然邀请我来了，也不可能拒绝任何改变。如果是对的地方，就应该做好准备，应该接受正确的观点。”也许是这个问题问得太多了，施泰恩米勒准备了一套“太极推手”：“哦，所有不适应只是炎热的天气”、“还有那台传真机，院里没有一个工程师能把它修好”。
实际上，施泰恩米勒对改革中的困难还是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采访时，他说，对他而言，担任这个职位是一种挑战，但是对中国的深厚的感情，对开辟一番新事业的雄心与信心，压过了对可能有的失败的担心。当初，在接到浙大提议时，他有些犹豫，很重要的原因便是担心他的外语教学理念在全新环境中会有不适应。另一方面，他表示“东西方人在文化认同和交流上，肯定会有不同的理解甚至障碍，但一所大学要走向世界一流，必须有开放的姿态，我们必须共同迎接挑战。更何况，这不是一个人的表演。整个外语学院会一齐为我们共同的改革目标努力”。
施泰恩米勒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理解可以说是“聚沙成塔，集腋成裘”。他和浙大有着近二十年的友好交往。以至于今年4月，他来浙大，站在专家楼的阳台上时，他对副院长范捷平教授说“真好，我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在柏林时，他有一家最喜欢的中餐馆。餐馆里常有戏迷唱京戏，他很喜欢听，但又常常在不该叫“好”的时候，憋足劲大叫一声“好”！他说，中国已经是他生活中的一部分。
看起来一句中文不懂的老施，却有很强的自信：“我知道怎样判断一个人是真正表示同意，还是出于礼貌表示同意。”怎么看呢？“我60多岁了，”他挤挤眼睛，“接触过那么多的人，从一个人的眼睛可以看出他内心的真实想法；另外，还有形体语言。”他用手把嘴角往下一拉，嘴里“嘿嘿”两声：“你看，如果笑起来是这样的，你说他能真心同意吗？”老施继而一本正经地说：“在和其他副院长、书记的讨论会上，如果发现有人是这样笑的，我就会重新讨论，直到大家都真心达成一致意见为止。”
记者问他：“你的权力到底有多大？如果教师不合格，你能让他下岗吗？”
“别的院长有什么权力，我就有什么权力。当然我决不会滥用这种权力。”
“那么在德国情况怎么样？”
“德国大学对教师有两种合同，终身制与五年制。年轻教师一般是五年期的合同。合同期内要做科研，完成博士论文，协助教授上课。教授是终身制的，没有固定的讲师和副教授。中国的情况不太一样。我想我们应该引进优秀人才。同时，对年轻教师，我们会给他们提供进修与培训的机会，帮助他们不断提高自己的学术和教学水平。”
“如果仍旧不能令人满意，他们会被淘汰吗？”
“这取决于他们的素质。”施泰恩很诚实地说。“这是一个很严肃、很慎重的问题。如果关系到一个老师的去留，我会和其他副院长经过充分的讨论，广泛了解意见，做出正确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