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委十一届五次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推进涉外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为此，本报记者专访了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小蒂教授。
    
    记者：《决定》提出了要“构建内外贸一体化、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一论点具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构建这一体系，我们还应该在哪些方面作出努力？
    
    张小蒂：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宏观环境，实现要素流动更加顺畅，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有助于企业获取更多的比较利益，取得更多的优势。这需要我们从提高贸易便利度和增加贸易自由度两方面着手。
    
    根据世界银行在2002年10月29日关于贸易便利度所做的分析，影响贸易便利度的因素主要有七个方面：港口后勤、海关手续、监管环境、标准的一致性、劳动力流动的难易、电子商务的采用和各种管理的专业化和透明度等。根据这一分析，改进这七个方面，可以使贸易额增加13%以上，从《决定》的内容来看，涉及了这七个方面的许多部分，《决定》的实施，必将进一步促进我省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的发展。
    
    从促进贸易自由度方面来看，影响贸易自由度的主要因素有：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和区域壁垒等。其中，前两者是不可控制的，但我们可以增强应对能力，像我省的西兰花等产品成功“破壁”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为了建立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还应该考虑从三个方面进行努力：实现贸易和贸易、贸易和生产、贸易和金融之间的一体化。
    
    记者：您认为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对我省经济的发展有着什么现实意义？如何真正有效地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
    
    张小蒂：我省的经济是内源性经济。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长三角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占全国的18.01%，其中上海占8.20%、江苏占6.02%、浙江占3.68%。
    
    我省引进外资的起点虽然较低，上升空间却很大。引进外资主要是为了促进国民福利的提高，它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获得土地收益、增加税收、解决就业、获得技术外溢。
    
    我省是能源、土地和水资源有限的省份，在引进外资时应该考虑成本和收益，应该考虑到地价、就业、税收和技术外溢等方面的综合效益，以及其对国民福利的贡献程度。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临港经济”的作用不可小看，可以通过我省港口众多的区位优势来弥补资源的不足。
    
    此外，在发挥区位优势的基础上，还应追求和强化本地企业与跨国公司“结合”的微观效率，提高跨国公司对本地企业知识、技术的溢出效率和本地企业对“溢出”的学习和吸收效率，其中，利用跨国公司目前普遍实行的外包、合同生产、战略联盟及供销商合同等非产权形式和跨国公司收购本地企业等产权形式相结合来促进企业的学习和吸收的效率，是个有效的途径。
    
    记者：怎样推动更多的浙江企业和产品“走出去”？
    
    张小蒂：我认为应该通过各种途径推动企业“走出去”。通过“走出去”可以使广大企业人员适应国际通行的规则，有助于建立一支适应国际规则的企业家队伍。
    
    浙江的一个特点是中小企业众多，外贸人才缺乏，可以通过“代理制”和外贸公司之间取得网络联系，从而解决知识不对称的问题。现在我省一些企业要取得金融支持，往往只依靠银行贷款，这是一种间接融资的方式。我省的企业现在面临着一个机遇：可以大规模组团到香港去上市，搞“离岸金融”，这样，企业获取的金融支持会大大增加，而且在融资的过程中，企业所进行的股份制改造，有助于企业摆脱“家族制”，提高企业生产的规模和效益，真正地走向世界、走向国际化。
    
    记者：对于《决定》中提出的“积极参与和推动区域经济合作”，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张小蒂：要“积极参与和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实现经济资源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的优化配置，获取更多的比较利益，应该考虑打破区域之间的行政体制的障碍，实现长三角之间“市场相通、体制相融、资源共享、交通共连、人才互通和产业互补”的经济一体化。
    
    国家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战略也为浙江企业的发展带来了一个机遇，东北拥有大量的重化工业的人才，我省企业可以吸收其中的一部分；其次东北的土地资源较多，我省企业可以考虑利用东北的土地来发展粮食生产。
    
    （本报记者黄宏）　200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