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浙江 学者）
    
    据报道，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系博导王永成被他的9名博士生联名“罢免”，理由是他们成了导师的赚钱工具，被迫长时间替一家公司做项目，简直成了他的私有雇工，每月给他们发几百元辛苦费，还要美其名曰“助学金补贴”，而对他们的学业疏于指导，几乎没有学术讨论和交流。
    
    这样的事在高校已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而不是孤立发生的，其中反映出导师制的缺陷所在，而且折射出了现行高校管理体制及办学理念上存在的许多问题。
    
    透过这一媒体曝光的事件,我认为确实到了该反省导师制的时候了。
    
    现在有一些导师，往往注重灌输一些现成的知识，而不是启发新的思想、方法，重视的只是技术的传授，而完全忽略人格上的熏陶。导师最多只过问学生的学习成绩，至于品行、思想如何，一律不予闻问。一方面因为导师本身并不负有这样的职责，另一方面导师“老板”化，忙于追逐金钱和种种现实利益。
    
    我认为重温浙大当年的导师制对我们今天有所启发。
    
    导师制本来起源于英国牛津、剑桥这样的世界一流的大学。
    
    1940年，竺可桢主持浙江大学时，曾推行导师制，每个学生可以自己选定一名教授为导师，导师要经常找他谈话，从治学、做人等方面给予指导，和现在的“商人”导师不可同日而语。
    
    拂去岁月的尘埃，竺可桢的导师制思想依然闪烁着金子般的光芒，由于他在浙大学子中的崇高声望，甚至一次就有37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他做导师。浙大的导师制确曾对一代学生的人格培养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在这样的导师制下，导师对学生首先是做人的楷模，然后才是授业解惑。在这样的导师制下，既不可能发生导师将研究生当做赚钱工具的闹剧，也不可能发生研究生联名炒掉导师的新闻。所以我认为，应该采取措施，让导师制回归他的本来面目。
    
    （2004年3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