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应杭
作为一名长期从事高校两课教学的教师，我始终认为，高校政治理论课应该把引导大学生合理建构理想人格作为其旨归之所在。但是，长期以来，我们高校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不是沦为改革开放形势的简单图解，就是走向僵化的灌输说教。而在高校政治课改革的过程中，则又出现一种较为流行的做法，即把政治理论课变成了对西方思潮的简单介绍。
其实，在我的理解看来，高校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从最抽象的意义上讲就是告诉我们青年学生如何做人。借用我导师冯契先生的话来表述，这是一个“化理论为德性，化理论为方法”的过程：
其一是“化理论为德性”。政治理论课当然也是一种知识，因而，政治理论课强调知识的传授，但这种知识的传授却有别于任何其他专业课的知识传授，因为政治理论课的所有观点、理论和学说是一种以自然观、社会历史观、人生观形式表现出来的世界观。所以，它直接引领我们对人生意义的体认，并指导我们人生的行动。
这样，化政治理论课的理论为德性，使理论成为学生自己内心的价值准则，就显得特别重要。而且，把理论变成自己内心确信不移的德性，在理想人格的塑造中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是真善美理想人格中“真”的品性形成的最重要的途径。譬如，我们的调查研究表明，在当代大学生理想人格设计中，最显著的倾向莫过于注重自我发展。因而，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关于自我的理论变成他们的“德性之知”就变得尤为重要。为此我总是通过提问、讨论甚至辩论的教学互动手段，使学生们至少明白如下一个基本原理：自我永远是社会的，只有走出自我狭小的天地，才能得到社会、集体和他人的承认和尊重，并从中实现自我的价值。这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的自由。”
其二是“化理论为方法”。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政治理论课的理论本身兼具方法的意蕴。“化理论为方法”就是我们必须超越具体的结论而注重其中方法论的含义。譬如，在调查中发现个性自由的问题往往是大学生自我人格设计中最执著的一个要素，但是他们又总是不能正确地把握个性自由的真实含义。恩格斯曾吸取黑格尔的合理思想，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命题：“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这一命题就体现了一个最根本的方法论的含义：自由是受外部必然性限制的。这就如歌德所言：“一个人要宣称自己是自由的，他就会感到自己是不自由的。”这至少给我们一个启迪：限制和自由一样是神圣的，愉快地接受必然性的限制，恰恰是我们获得自由的必要条件。如果我们能使这种关于自由的理论真正转化为方法，那么自我人格的设计无疑可以避免极多的偏颇和失误。
发生认识论的研究已经充分证明，人类的认知建构是主体的逻辑、辩证思维、经验、知识、想象和情感、意志的动态结合。作为认知建构最高形态的理想人格的建构也同样如此。因而，高校政治理论课要完成自己教育人的使命，就必须以自己的理论和方法，渗透到大学生的逻辑思维、经验、想象、情感和意志之中去。而这样一个渗透的过程正是通过“化理论为德性，化理论为方法”这样两个具体途径而实现的。也因此，我以为，“化理论为德性，化理论为方法”应该成为我们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所着力倡导的基本原则。
（2004年6月11日第3版）
作为一名长期从事高校两课教学的教师，我始终认为，高校政治理论课应该把引导大学生合理建构理想人格作为其旨归之所在。但是，长期以来，我们高校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不是沦为改革开放形势的简单图解，就是走向僵化的灌输说教。而在高校政治课改革的过程中，则又出现一种较为流行的做法，即把政治理论课变成了对西方思潮的简单介绍。
其实，在我的理解看来，高校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从最抽象的意义上讲就是告诉我们青年学生如何做人。借用我导师冯契先生的话来表述，这是一个“化理论为德性，化理论为方法”的过程：
其一是“化理论为德性”。政治理论课当然也是一种知识，因而，政治理论课强调知识的传授，但这种知识的传授却有别于任何其他专业课的知识传授，因为政治理论课的所有观点、理论和学说是一种以自然观、社会历史观、人生观形式表现出来的世界观。所以，它直接引领我们对人生意义的体认，并指导我们人生的行动。
这样，化政治理论课的理论为德性，使理论成为学生自己内心的价值准则，就显得特别重要。而且，把理论变成自己内心确信不移的德性，在理想人格的塑造中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是真善美理想人格中“真”的品性形成的最重要的途径。譬如，我们的调查研究表明，在当代大学生理想人格设计中，最显著的倾向莫过于注重自我发展。因而，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关于自我的理论变成他们的“德性之知”就变得尤为重要。为此我总是通过提问、讨论甚至辩论的教学互动手段，使学生们至少明白如下一个基本原理：自我永远是社会的，只有走出自我狭小的天地，才能得到社会、集体和他人的承认和尊重，并从中实现自我的价值。这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的自由。”
其二是“化理论为方法”。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政治理论课的理论本身兼具方法的意蕴。“化理论为方法”就是我们必须超越具体的结论而注重其中方法论的含义。譬如，在调查中发现个性自由的问题往往是大学生自我人格设计中最执著的一个要素，但是他们又总是不能正确地把握个性自由的真实含义。恩格斯曾吸取黑格尔的合理思想，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命题：“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这一命题就体现了一个最根本的方法论的含义：自由是受外部必然性限制的。这就如歌德所言：“一个人要宣称自己是自由的，他就会感到自己是不自由的。”这至少给我们一个启迪：限制和自由一样是神圣的，愉快地接受必然性的限制，恰恰是我们获得自由的必要条件。如果我们能使这种关于自由的理论真正转化为方法，那么自我人格的设计无疑可以避免极多的偏颇和失误。
发生认识论的研究已经充分证明，人类的认知建构是主体的逻辑、辩证思维、经验、知识、想象和情感、意志的动态结合。作为认知建构最高形态的理想人格的建构也同样如此。因而，高校政治理论课要完成自己教育人的使命，就必须以自己的理论和方法，渗透到大学生的逻辑思维、经验、想象、情感和意志之中去。而这样一个渗透的过程正是通过“化理论为德性，化理论为方法”这样两个具体途径而实现的。也因此，我以为，“化理论为德性，化理论为方法”应该成为我们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所着力倡导的基本原则。
（2004年6月11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