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多年过去了，浙江大学和遵义血浓于水的历史情缘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正如遵义市卢守祥市长在浙大参观竺可桢纪念馆时说，他这次来到浙大后对浙大备感亲切。浙大在艰苦情况下西迁，在遵义办学七年，把“求是”校风也带到了遵义，给当地留下了科学精神和求是理念，极大地促进了遵义社会的进步。
    　　
    当年浙大西迁办学的教授，后来都成为我国著名的科学家：
    　　
    钱人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1938年，在宜山时，我是化学系四年级学生。同班同学丁普先生等组织同学定期举行报告会，我曾作极谱分析报告。1939年7月，王淦昌先生曾在物理系讨论会上作铀核分裂学术演讲，介绍核物理的这一重大发现。这一发现后来导致原子弹的发明，加速了日军的无条件投降。
    　　
    苏步青（已故著名数学家，当时在浙大西迁时任数学系主任）：学校西迁时，学校文风甚盛。那时候有马一浮、钱钟书等著名学者，都来浙大执教。记得马一浮先生写过一首诗，诗中有“居人先鸟起，寒日到林迟”的绝句。他详述了浙大当时的情况，师生们比小鸟起得早，而工作在寒冷不见太阳的地方。可见当时师生的干劲了。我们数学系的张素诚、周茂清、方淑姝等几位同学，就是在那时毕业的。这也说明，在困难的条件下，我们照样可以培养出优秀人才。
    　　
    谈家桢（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西迁时期任教浙大）：可以这样说，我一生学术上最重要的成就是在湄潭完成的，最重要的代表性论文是在湄潭写成的；我的第一代学生也是在湄潭培养出来的，他们后来在科研和教学中成绩斐然，独树一帜，我殊感自豪。
    　　
    李政道（中科院外籍院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1943～1944年在浙大求学）：青春岁月的四个年头，我是与浙江大学紧密相连的。一年的“求是”校风熏陶，发端了几十年我细推物理之乐。浙大和西南联大给了我后来的细推物理的基础，也给了我后来攀登世界高峰的中华文化底蕴。
    
     　2005-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