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能想象，在后有追兵、上有敌机的情况下，大学能举校搬迁；有谁能想象，在物资匮乏、居无定所的困境中，大学能发展壮大。
    　　
    1937年8月，日寇进攻上海，逼近杭州。9月，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带领师生离开杭州，横穿浙江、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6省，行程2600多公里，历时两年半，最终将校址迁到贵州省遵义、湄潭，并在当地办学7年。
    　　
    烽火连天，举校西迁，浙大坚持办学、坚持科研，为中华民族保存、壮大了民主和科学的火种。这一令世人瞩目的壮举，被彭真同志称赞为“一支文军”的长征，以此为原型拍摄的电影《流亡大学》，震撼了莘莘学子。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前夕，8支由浙大师生组成的重走西迁路小分队，踏上了寻访“文军长征”的征程，探求老一代浙大人坚持读书救国的求是精神。
    　　
    日寇炮火中踏上西迁路
    　　
    今年7月12日上午，天空突降暴雨，15名浙大学子骑行“文军长征”路小分队队员准时从杭州出发，向建德方向行进。这条路，68年前竺可桢老校长曾带领师生们走过。
    　　
    1937年9月，竺可桢租借西天目禅源寺余屋，作为新生的教学和生活用房，浙大师生西迁流亡办学的艰苦历程就此开始。11月初，日寇在距杭州100公里的金山卫登陆，杭州局势危急，浙大师生从杭州走水路分批到达建德，凡可以搬运的图书、仪器全部搬离杭州，西天目的新生随后也步行来到建德。
    　　
    刚到西天目禅源寺不久，竺可桢把师生召集在一起，语重心长地说：“国家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多钱来培植大学生？为的是希望诸位将来能做各行业的领袖。在这国难严重的时候，我们更希望有百折不挠、刚强果敢的大学生来领导民众，做社会的砥柱。”
    　　
    今年7月15日，重走西迁路小分队来到江西省吉安白鹭洲上的白鹭洲中学（原吉安中学）。这里是当年浙大西迁的第二站。
    　　
    1937年12月24日，杭州沦陷，浙大开始撤离建德，师生满含悲愤继续往赣中迁移。经过近一个月跋涉，1938年1月20日，浙大师生到达江西吉安。时值寒假，浙大借用当时乡村师范和吉安中学的校舍上课，并完成了期终考试。2月中旬，当地学校开学，浙大师生又分水陆两路迁至泰和。但受战事所迫，8个月后，浙大再度西迁，经过40多天艰难跋涉，于1938年10月底到达广西宜山。
    　　
    1937年12月26日，日寇三架重型轰炸机对金华进行狂轰滥炸，正迁往江西途中的浙大师生正好经过，所幸没有人员伤亡。竺可桢第二天到金华时，也遭遇日机轰炸，炮弹落在离他很近的地方。
    　　
    当时浙赣铁路因军运关系，所有客货车停开，大部分师生只得集结在金华几个临时处所。时值寒冬，柴米难得，师生们饥寒交迫。面对困境，浙大师生更坚定了西迁办学的决心，大家有的沿铁路“安步当车”，有的攀上煤车、敞篷车、难民车西行。
    　　
    浙大图书仪器行李多达200多吨，一路上被师生们视为命根子，备加爱护。从江西往广西宜山的水路上，物理系有几箱设备和图书落水受潮。看到有些杂志的纸张粘在一起，师生伤心落泪。他们抹干眼泪，一本本地弄干、修补。在迁校中，大部分仪器都未损坏、散失，物理系连玻璃仪器和米尺都没有损坏或丢失一件。颠沛流离坚持学业
    　　
    令重走西迁路的浙大学子感动的是，就在这样的颠沛流离中，前辈们仍坚持学业。每到一处，稍作安顿，师生们就不顾劳累，打开教案，拿出课本复课，科学研究也没有停顿过。在宜山，浙大师生在极艰苦的环境中，用一年时间完成了3个学期的教学任务。
    　　
    “居人先鸟起，寒日到林迟”，马一浮先生这样记录当时浙大“校园”的真实状况。苏步青教授曾记载：我们在泰和时，学校文风甚盛。数学系的张素诚、周茂清、方淑姝等几位同学，就是在那时毕业的。这也说明，在困难的条件下，我们照样可以培养出优秀人才。
    　　
    抗战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抗战。浙大搬迁所经之地，消息闭塞，为此，浙大利用自备的无线电收音机，夜间收听记录新闻消息，予以摘编，办起了《浙大日报》。师生们还演出《芦沟桥》、《汉奸的末路》、《中华民族子孙》等抗日话剧，引来当地村民观看，同仇敌忾之气激荡赣江上游各地。
    　　
    西迁途中，一些同学满怀悲愤投笔从戎，上前线杀日寇。竺可桢对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大加赞赏，以战国时代赵氏孤儿的故事教导同学：当今临敌之际，年轻人有两种途径可以报国，一是赴前线杀敌，此举需要勇气和胆量，如程婴所为；一是在校刻苦学习，以后从事建设工作，此举需要毅力与恒心，如公孙杵臼所为。竺校长的讲演，对学生们是鼓励和鞭策。
    　　
    今天，当浙大师生从史料中看到竺可桢的这番讲话，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敬佩：在漫天战火中，竺可桢坚信中华民族的伟大抗战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想到的是胜利后的国家建设需要人才。他带领师生在战时坚持办学，坚持科研，坚持人的教育，为国家保护和培养了一大批人才，这些人才在抗战胜利后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9年2月15日，18架敌机轰炸宜山，落在浙大校舍的炸弹就有100多枚，造成10多间房舍被毁，有100多名学生的衣物用品遭劫。此间环境已不安定，1940年1月9日，浙大第四次打起行装继续往贵州搬迁，在第二故乡写下了7年办学史。
    　　
    苏步青教授卖衣服换粮食
    　　
    今年8月8日，经过28天骑行，15名浙大学子来到遵义市可桢桥，这是遵义人民为铭记浙大，特别是竺可桢老校长为遵义作出的巨大贡献命名的，桥的一头正是当年浙大在遵义的教学活动中心何家巷，两侧桥栏上一幅幅浙大当年在遵义办学的图片。
    　　
    浙大西迁至遵义时，主要集中在遵义的何家巷、子弹库，湄潭县城湄江镇和永兴镇三处办学，当地七八十岁的老人至今还记得当年的情景。湄潭县永兴镇的覃廷贵老人，曾在当时的浙大附中读书，与贝时璋等浙大教授的子女是同学。“当时不仅学生穷，老师也穷，没有电灯，也没有煤油，晚上就点桐油灯看书，第二天起床后，不仅鼻孔是黑的，有时脸上也被熏得黑黑的。”
    　　
    苏步青教授由于子女多，生活更加困难，吃的是自己种的瓜菜，穿的是补丁衣服。一天，苏步青把几个学生叫到家里，拿出一包衣服，叫他们去卖。“苏教授自己不好意思去卖，有时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他就叫几个学生帮他把家中的一些衣服、书籍卖了，换粮食。”当浙大1947年毕业生幸必达老先生讲起这段历史，重走西迁路的浙大学子唏嘘不已。
    　　
    浙大文学院史地系1940级的一位毕业生曾说：“很难想象我们当初是怎么过来的，我从未为穷苦流过一滴泪，而且意志极为坚强，当时大家都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想法，正是这种想法支持着我们度过了那些艰苦的日子。”
    　　
    山洞里诞生中国首个微分几何班
    　　
    1940年，浙大刚西迁至贵州时，一年级学生留在贵阳的青岩镇，分散到迎祥寺和龙泉寺上课。尽管60多年过去了，青岩古镇的不少人还记得浙大办学的情况，迎祥寺师悟和尚指着寺院后面的一个洞口说：“这里是当年苏步青教授上课的地方。”
    　　
    由于敌机时常在贵阳上空盘旋，浙大的教学经常受影响。一天，苏步青召集几位助教和学生，搬来几条木板凳，来到这个山洞，他对大家说：“这就是我们的研究室，我们要在这里创办一个微分几何研讨班。山洞虽小，但数学的天地广阔。”接着，苏步青作了第一次报告，中国第一个微分几何专题研讨班就在这个山洞里诞生了。
    　　
    战时，科研仪器缺乏，实验条件简陋，师生们自己动手创造条件。实验没有电，理论物理学家束星北带领物理系的电工，夜以继日地修好了一台破旧的发电机，不仅保证了实验工作的开展，还使师生听到了国际无线电广播。王淦昌教授在指导研究生叶笃正做“湄潭近地层大气电位的观测研究”课题时，没有观测仪器，找了个损坏的电位计进行修复，以此观测到的数据成了叶笃正硕士论文的基础材料。
    　　
    就是在这一个个山洞、破庙里，老一代知识分子自己创造条件开展科学研究；就是在这一盏盏昏黄的桐油灯下，教授们写出了一篇篇科学论文。许多著名学者如卢鹤绂、苏步青、陈建功、贝时璋、谈家桢、罗宗洛等，一生学术上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在这里取得的。苏步青在微分几何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被称为“东方第一几何学家”；王淦昌1942年发表在美国《物理评论》上的著名论文《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就是在这里写成的；在湄潭的唐家祠堂，谈家桢发现了瓢虫色斑变异的嵌镶显性现象，并用两年时间搞清了其中的机制和规律，这一成果在1946年美国《遗传学》杂志发表后，引起国际遗传学界轰动，被称为是对摩尔根遗传学说的丰富和发展。
    　　
    “流亡大学”走出50名院士
    　　
    在湄潭文庙浙大西迁历史陈列馆里，我们看到曾在浙大学习一年的李政道写下的一段回忆文字：我在浙大的学习条件十分艰苦，物理实验是在破庙里做的，教室和宿舍就在两个会馆里。那时，只要没有课，我们一早起来就跑到茶馆里，泡上一杯茶，目的是买一个座位，然后一整天都在那里看书、作习题，茶馆再闹，也看得津津有味。
    　　
    浙大农经系1946年毕业生陈玉伦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当时，很多教师住在拥挤的民房里，许多同学仅靠学校的少量贷金维持生活，但大家精神振奋，把抗日救国作为精神动力，把掌握知识作为一种责任。老师对学生的课业也十分严格，微积分每周有一次测试，物理每月几次小考，英语每次上课前都要提问，同学们谁也不敢放松平时的学习，即使是每天早上集体做早操也十分认真。
    　　
    浙大1946年历史系毕业生毛达志在湄潭永兴上一年级，夏天的周末，同学们不是在附近的三岔河里游泳，就是去黄菊山漫步散心。“每当漫步之余，一周紧张学习的疲劳全消失了，顿觉心旷神怡，精神振奋。”同学们不仅学习刻苦，课余之暇，操场上总有同学在打球。1941年10月，浙大各学院还在湄潭举办了一次运动会。
    　　
    生活、学习条件如此艰苦，但浙大西迁培养的1300多名学生中，涌现了不少如李政道、程开甲、谷超豪、施雅风、叶笃正等精英。据不完全统计，在当年浙大任教和求学的师生中，后来有50人当选两院院士。李政道曾说，一年的“求是”校风熏陶，发端了他几十年细推物理之乐，给了他攀登世界高峰的中华文化底蕴。
    　　
    李约瑟称赞“东方的剑桥”
    　　
    1944年10月25日，中国科学社30周年年会在湄潭文庙的大成殿召开，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英国驻华使馆科学参赞李约瑟到会致词，并参加了竺可桢主持的讨论会，成为当时国内的科学盛事。
    　　
    李约瑟在湄潭呆了一周，浙大师生学术氛围之浓、研究水平之高，让他惊叹不已，他在为浙大师生作“战时与平时之国际科学合作”演讲时，称赞浙大是“东方的剑桥”。
    　　
    1945年，李约瑟在英国《自然周刊》上这样写道：“在重庆与贵阳之间叫遵义的小城里可以找到浙江大学，这是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遵义之东75公里的湄潭，是浙江大学科学活动的中心。在湄潭，可以看到科研活动的一片繁忙紧张的情景。”
    　　
    西迁办学，浙大在艰难中崛起。从1937年离开杭州，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次年1946年迁返杭州，浙大已成为全国著名高等学府，办学规模也在战乱中发展壮大。西迁前浙大有文理、工、农３个学院，16个学系，70名左右教授、讲师，600多名学生。当浙大1946年回到杭州时，浙大已有文、理、工、农、师、医6个学院，25个学系，200余名教授、讲师，2200名学生，规模比西迁前扩大了3倍多。
    　　
    弘扬“文军长征”精神
    　　
    在抗战的艰苦岁月里，浙大每迁一地，将断垣残壁、庙宇祠堂稍加修茸、打扫，便是课堂和实验室。漫卷书籍，勤学苦读，实验不辍，农场不荒。在生灵涂炭的生死关头，竺可桢校长不畏艰险，脚踏实地、钻研科学，以理性和科学之光启迪一代又一代青年，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朗朗神韵。
    　　
    如今，浙大当年的西迁办学旧址湄潭文庙已成为浙大西迁历史陈列馆，一张张珍贵的历史图片向后人讲述着这段不平凡的历史和老一辈浙大人的不屈精神。
    　　
    “大不自多，海纳江河……”当每一位浙大学子吟唱起这首浙大校歌，都不会忘记浙大的这段西迁历史，都会铭记“求是”校训。因为这首校歌就是在西迁路上唱响的，求是精神就是前辈们在西迁路凝炼而成。
    　　
    浙大党委常务副书记陈子辰在遵义可桢桥畔举行的“重走西迁路，会师第二故乡”纪念仪式上说：“我们重走西迁路的目的就是为了重温光荣历史，继承优良传统，弘扬求是精神，汲取强大动力，再创浙江大学新的辉煌。”
    　　
    站在竺可桢老校长题写的《国立浙江大学黔省校舍记》纪念碑旁，浙大人文学院2003级学生潘慧敏满怀激情地说：“前辈在烽火岁月钻研科学，不忘知识强国，当代大学生应倍加珍惜今天，发愤学习，努力成才，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贡献！”
    
    (本报记者　张冬素)　2005-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