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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配不配做知识分子

发布时间:2005-11-23来源:作者:2957


    车过富阳万市,顺着盘山而上的公路,忽然天地间一片鸟语花香,阳光透过竹林洒下斑影点点,让人豁然开朗。这里就是弘道书院,是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教授钱弘道老师建的。在这样一个“明月虚寒处,和风静养时”的地方,“读书问道”第一期论坛开谈了。第一期主讲的3位名师分别是:孙笑侠,浙江大学法学院常务副院长、法学博士;林来梵、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法学博士;钱弘道,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教授,中国比较法研究会副会长,法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
    
    既然是“读书论道”,3位名师讲的自然离不开读书、做人、治学、中国文化。而其中的人,亦即知识分子,在这里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什么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有什么风险和使命?要入世亦要出世,3位名师的观点精辟而富有寓意。
    
    对真正知识分子的认识
    
    ■孙笑侠
    
    在这种自然与人文环境中,我的感想是:人只有到了40岁以后,他才会对知识、对社会、对人性、对自己以及对朋友,对感情、对崇拜、对宗教、对哲学的理解,有一个质的飞跃。我们3位老师都是过了40岁的,在想到这些的时候,我们的体会是大不一样的。所以,孔夫子讲“四十而不惑”。其实“惑”是肯定有的,我们就算是到了50岁60岁也还是会有惑的,这里所谓的“不惑”是指“有惑,但是自己能解决了”。这是随着我们的知识,随着我们的认识能力而提高的一种能力,事实上,这个世界上使人困惑、费解的事情太多了。这就是我对“不惑”的理解。
    
    要有“好看”的气质
    
    什么叫“真正的知识分子”?我们大家都听说过法国的、俄国的知识分子,英语中“知识分子”这个词就是来源于法语,来源于俄语。在汉语中,我们今天所讲的“知识分子”已经被滥用了。“知识分子”不仅仅是有知识有思想,他还有情趣。推荐大家去看一篇文章,著名画家陈丹青所写的“鲁迅的好看与好玩”。他认为鲁迅是很好看的,他说“这么几十年来,我最想念的老人就是鲁迅。”想念他是因为他的思想,同时也因为他的后面两个特点,其中一个就是他“好看”。鲁迅,绍兴人,又矮又瘦,颧骨很高,为什么被陈丹青认为是很好看的呢?因为他的气质。泰戈尔1.8米多,鲁迅和泰戈尔站在一起,一点都不输给他。萧伯纳到中国来,不得不见,“那就见一见吧”,这是鲁迅的原话。很傲气,那种风骨就在他的语言中表达出来了。站在萧伯纳的面前,与他合影,鲁迅一点都不逊色于这个洋人,而且这个洋人还比他高出一大截。为什么?这就是知识分子的气质。所以说他“好看”。
    
    但是今天中国知识分子,有这样气质的人很少了。知识分子要有这样的气质,才会有这样的社会的口碑。
    
    “好玩”也很重要
    
    我着重要说的是关于这个“好玩”。知识分子真正的含义,有这么几层:第一他有独立的人格;第二,他有自己的思想体系;第三,他要能够批判社会;第四,很有意思,知识分子有一种性情,也即我们说的“性情中人”。鲁迅的这种信心表现在哪里?用网络语言来讲,就是好玩,这是最高评价。
    
    鲁迅确实是很好玩的人。他半夜想到了一个题目:《论他妈的》,写了;原来写《论男人与女人》,第二天他发现这个题目不错,再写一篇,论《女人与男人》。鲁迅就是一个好玩的人,写完杂文之后,你们没看到过,他露出了得意的微笑,他非常自鸣得意,他在玩自己的文章。他在骂别人的时候,骂得狗血喷头,骂得非常出气。其实他在玩自己。所以知识分子又很好玩,陈丹青说得好玩。
    
     再进一步阐述,为什么会有好玩的一面,我觉得有很多原因,大家都可以思考。我找到一个,在余时英先生的《士与中国文化》中,他认为士有几个特点,刚才提到的知识分子的四个特点,第四个,游于艺,艺就是艺术、学问。游于艺这3个字从哪里来?《论语》。古代知识分子有这种精神、气质,但今天很多人已经忘了。我们学校有很多人评上教授,副教授,在大学讲课,好像就是知识分子。但其实来自天生的、本性的东西他们已经遗忘了,泯灭了,他们被专业的东西压住了。尤其是学法律的,学法律人的脸就变成法律了:研究刑法的人像刑法,研究民法的人像民法,研究宪法的人像宪法,当然不是林老师(指在场的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林来梵)(笑声)。
    
    做学问要有源动力
    
    如果认为做学问完全是社会的责任,或是养家糊口的需要,学问是做不好的。学问要有来自生命本源的源动力。所以游于艺很重要。好在最近5年中,浙大法学院引进了少量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我们周围的环境、生态在发生变化。原来我只知道研究规则,研究条文,办点案件,也不知道喝酒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境,为什么喝时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但在现在这种环境中,我也受到熏陶,也开始附庸风雅,谈点人文的东西。
    
    今天的主题是“读书、治学与做人”,在学好专业之后,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千万不能忘记:做人,做什么样的人。人是千种万别的,但有一个关键,品质要高尚,至少要像一个人,虽然我们不一定要做大革命家。做人的品质有时候是要从人际交往中体验出,也可以从自然中体验出。最近我在被迫的状态下养了条狗。因为住在一楼,夫人说得有只狗把把门。拉布拉多犬,据说是比较好的狗。刚开始我很难接受,而现在已经对它欣然接受了。在与自然、动物交往中,我觉得有很多启发,与树木交往也会有很多启发,也可以得到很多做人的道理。
    
    知识分子的三个风险
    
    ■林来梵
    
    刚刚孙老师讲了知识分子的意义,我承接孙老师的话题,谈谈我们知识分子的风险。我最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作为知识分子,我们有什么风险?悟出了几点。我最近老是从梦中惊醒,就是因为悟出了这几点。为什么会悟出呢?四十而不惑。事实上并不是无惑,而是不惑。并不是我没有惑,而是我有了惑以后还能不惑,能看透一些东西。我最近看透了作为知识分子,作为士,在特定语境下的三个风险。所以,我这个话题可以命名为“从学者的梦中惊醒”。我觉得作为知识分子有三个风险,在中国这个文化圈里有这三个风险,在世界范围内的知识分子中,这三个风险也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你不能认清这三个风险,那么你就不配做一个知识分子。
    
    学得越多感觉懂得越少
    
    哪三个呢?第一,我觉得是我们学得越多,就会感到自己懂得越少。这种规律非常有意思,它经常使我们感到痛苦不堪,并且鞭策着我们不断前进,扩大自己的圆圈。
    
    我记得当年我在日本求学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刚进去的时候还踌躇满志,非常得意。第一次看到如此庞大的、现代化的图书馆,有很多藏书,就感到非常震撼。几年过去后到了我毕业的时候,我就感到空虚了。记得我离开那个学校的时候,在门前等待我的导师,想跟他见一面,人感到无比的虚脱。
    
    所以我说我们读书人必须首先具有一些精神,有了这些精神才能支撑着我们去做学问,这就是对学问的真诚和敬畏。也许有人不同意我的看法,但我仍然坚持这种看法,如果我们对学问,对知识没有一种敬畏的话,那么就很可能无法达到做学问的那种境界。这就是第一个风险。
    
    我们的学说注定要过时
    
    第二个作为知识分子的风险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的学说注定要过时,这是任何一个学者所无法回避的。我想起我们所熟悉的很多学者,他们的学说曾经非常有力,甚至在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里居于通说的地位,但是这些学说都注定要过时。认识到这一点,我觉得对于我们认识前面第一点所讲的风险是非常有意义的。也就是说,既然我们的学说是注定要过时的,或者说,我们所确定的所谓重要学说、通说是注定要过时的,我们对待学问就应该有真诚和敬畏,而不要固执自己的学说。
    
    价值观的创设与困扰
    
    这就引出了我所讲的第三点风险,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可避免地会“把自己放逐于价值的汪洋大海之中”,做老师也是这样,比如说做中学老师,如果只是想把学生培养考上大学,那么他不是真正意义的知识分子,他只是一个“教书匠”。大家想一想,在中国这样的社会里,能够进入大学学习的机会和资源是非常有限的。他把一个班上的同学都培养成大学生,这就意味着有一部分的人因为他的工作而失去上大学的机会。也就是说他对这个社会基本上没什么贡献,他的贡献只是为他班上的同学而已。但是他如果能够把自己读书做人的价值观教给他的学生,即使这个班上的学生没有考上大学,没有考上硕士、博士,我觉得这个人对人类社会也是有贡献的。他把一种“道”弘扬出去了,他就是一个知识分子。
    
    所以我觉得价值观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是非常重要的,知识分子要不断设计价值判断,为人类社会提供、创造某种尽量可靠的价值判断。有些人为了明哲保身,克服这第三种风险,他可能不做批判,不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对社会、对知识分子共同体,乃至对自己进行批判,而有些人则坚持批判,我觉得这种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讲了知识分子的三大风险,但不要被吓倒,我讲的目的是我们要反思我们作为知识分子的这种角色,这种立场,明确我们的使命,以更高的境界去解决我们知识分子的宿命问题。
    
    出世又要入世
    
    ■钱弘道
    
    归纳我们今天的主题,我的落脚点就是我们知识分子的使命。像陶渊明的这种生活方式我很羡慕,我从北京到这里建书院,是否就是说我与社会大众脱离,与社会的滚滚向前的潮流背道而驰了呢?我想今天我可以很明确地回答:我的骨子里还是入世的,要关心社会,和同学们一起讨论,和老师们一起做点事情。这是我不可推卸的使命,也是所有在座各位的职责。这就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们义不容辞,责无旁贷。
    
    我们还是有一种责任在身上。所以,我是这样一种心态,知识分子既入世又出世。我有出世的精神,谈不上仙风道骨,但是我不会把功名利禄和官位看得特别重要。如果说我本科在吉林大学时有政治想法的话,我不否定,我曾经就是想做一个政治家。而且立志的时间段跨得很长很长。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我发现这种野心已经是越来越不现实了,因为自身固有的毛病和弱点,我不可能成为政治家。我觉得我最适合的是做一名学者。今天我给大家讲,我今后长时间要为之奋斗的是什么?就是为我们的知识,为我们的学术,为我们人类的思想而奋斗,这是我毕生想做的事。
    
    我还是有点野心,就是要写出点东西来。其他事有时要靠机遇,要靠官位。三年五年可以不名,不要怕被别人忘记,没事的,如果怕被别人忘记,那我想你也成不了大家。声名这东西其实非常虚,如果说二十几岁的时候我热衷声名的话,今天到了四十而不惑的年龄,40岁就该想透了,如果说算60年,我还有三分之一,如果算80年的话,还有40年。后边的40年身体就走下坡路了,但是这40年如果抓紧,那么我还有一半的路可走,时间不等人。因此我总结我的话,就是说,我们应该有这种气概,自由我们的精神,自由我们的不怕牺牲的胆气和豪气。
    
    鲁迅说过“历史在转折关头的时候,连搬动一张桌子我们都要流血牺牲”。其实从人类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历史转折点都是知识分子造成的。这种人类思想的传承,治国之道都是知识分子所做的。
    
    我想知识分子的使命,在整个历史长河中是无法推脱的,我们应该有鲁迅的奋斗精神。我现在喜欢读鲁迅,就是因为鲁迅有奋斗精神。世界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们今天可能不被承认,可能受到一些挫折。但很可能我们的学说在历史中是会被承认的。历史上,不管哪个朝代,总是有杰出的人引导历史潮流,从必然的王国走向自由的王国。
    
     本报记者 朱杨健 整理 2005-1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