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月末的浙江大学。一个穿着黑背心的老人气喘吁吁地走上国际教育学院二楼办公室。
    　　
    ●学院老师把一本烫金的博士研究生毕业证书交给他。接过证书后，他激动得手都抖起来，有些不敢相信。
    
    ●“这是我的吗？”
    
    ●７５岁的美国人雷文经过５年的苦读，终于取得了浙江大学教育史专业的博士毕业证书并通过了论文答辩。
    
    “教育就是我的生活，就是我的信念”
    
    人生就是许多个偶然。
    　　
    1970年夏天的纽约和往常一样喧嚣或者宁静。又是一个案子！38岁的厄文·莱文像往常一样端坐在法院速记员的席位上。他是个“老手”了，在这个职位上已经干了十多年。什么离奇古怪的案子都听到过。等闲案子早就引不起他的特别兴趣。
    
    可是，等等，今天被告席上似乎是黄面孔的中国人。更让他惊讶的是陪在他身边的翻译居然是高鼻子蓝眼睛的美国人。这个美国人开始把法官的话翻给当事人听，利利落落地讲中文，简直像在唱一首优美却是听不懂的歌。他一边手脚不停地敲着记录机，一边忙里偷闲，抬起头瞥了一眼，又瞥了一眼——这个会讲中文的美国人真是酷呆了！
    
    “很难形容那是怎么样一种感觉，但是像被子弹击中一样。嗯，那也是我想要的。我对他羡慕得要命。我也想学中文。”
    
    雷文可不是有决心没行动的人。他立马从图书馆借来了一本书，开始学习汉语。并利用业余时间，在纽约的一些大学零零星星地学习中文课程。这样的学习一直坚持了很久。
    
    “小时候从图书馆里曾读过一些中国的古老传说，但是从来没有想到会这样深地‘卷入’中国。”
    
    为了提高汉语水平，八十年代，他利用假期到北京语言学院进修汉语课程。在那里，他得到了一个汉语名字：雷文。
    
    1982年，他和夫人一起参加了旅游团到中国逛了一大圈。老杭州的安谧像磁铁一样吸引着他。因为在纽约时取得过对外英语教学的资格证书，以后的几年，他利用工作休假，断断续续地来杭州，到原杭州电子工学院、杭州商学院、浙江医科大学和翠苑小学担任英语外教。
    
    不知是不是高校的任教经历，触动了雷文进一步求学深造的愿望。1999年，他正式从纽约高等法院速记员的职位上退休。他开始想读博士，研究中美教育交流史。
    
    “我七岁时，父亲就死了，妈妈把我养大。家里很穷，读不起书。高中毕业时，表哥告诉我有这么一种学校，学速记。我就去念了。后来在海岸卫队服完兵役就找了速记员的工作。一直到通过业余学习，我拿到了新泽西一所大学亚洲学的硕士与对外英语教学的硕士。无论什么时候，我都没有放弃受教育的想法。教育就是我的生活，我的信念。”
    
    “无数个人问过我这个问题，为什么要到中国来读这个专业。七十岁，拿了这个学位又不会涨工资，又不可能再做什么新职位。”
    
    “我说，年龄从来不是什么问题。４５岁拿博士和７０岁拿博士的唯一不同，是前者有更多的时间利用博士头衔为社会服务。一件事，如果你认为值得做，就去做吧！”
    
    起初他想在纽约的大学里找找有没有类似的专业，令人失望的是，纽约及附近的大学均没有这样的博士课程。一个大胆的念头产生了：“或者可以去中国，去杭州！”
    
    早在杭州教外语时，雷文就结识了很多中国朋友。从朋友那里他就听说了当时浙江大学教育学院院长田正平的名字。他记得那位朋友说“跟着田教授，肯定没错。他在这方面是权威。你肯定能学到不少东西”。
    
    “像中国人？可能是中国饭吃多了，茶喝多了”
    
    久居中国，朋友们都说，雷文变得很“中国”了。比如当初，读博士遇到困难，他晓得“告御状”，真得就梦想成真了；再比如，领导长辈说话要鼓掌，也学会了；过年了，寄朋友们的是大红喜庆的、放着鞭炮的春节贺卡而不是圣诞卡。朋友的孩子们会收到一只典型的中国红包。“哦，只是意思一下。”雷文用汉语又不好意思又得意地说。他看越剧《陆游与唐婉》，一个词“喜欢”。不是因为服装漂亮，曲调悠扬，而是认识到“这样的爱情悲剧都是封建专制的结果。那个婆婆太专制”。
    　　
    朋友们说，他特别理解中国人的行为方式。
    
    “像中国人？可能是中国饭吃多了，中国茶，龙井茶喝多了。”他不无幽默地说。在雷文眼里，中国人都特别友善“思想开放宽容，没有种族、宗教的歧视”。
    
    中国人似乎喜欢拿“是否会用筷子”来衡量一个外国人“中国化”的标准。这对雷文来说根本不成问题。在纽约，他就住在离中国城很近的一座公寓里。公寓里住着不少中国人，电梯间里两个中国人说话，忽然身边的老外雷文冷不丁地冒出一句中文。别人那个吃惊呀“他们以为我什么都听懂了！”
    
    虽然不是什么都懂，可他懂的也算不简单了。孔夫子、严复都是他心仪的对象。在他眼里，“严复是真正了解西方的中国人！”最伟大的是孔子啦！“因为他的思想，他作为一个教育家的风范！”
    
    到西安碑林去拜孔庙。雷文学着中国人的方式，虔诚地双膝跪地，双手合十，郑重地磕了三个头。他特别认同的就是中国文化中传承久远的“尊师重教”。
    
    在中国，他深深体会到从事教育工作的乐趣。“中国学生都非常尊敬老师。有一年冬天非常冷，冷得人都不愿将手从衣袋里拿出来。一次我掉了一张纸片在地上，一位中国学生帮我捡起纸片并递给我。”他甚至断言：“如果你要想成为一个赚钱很多的老师，就去美国；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受尊敬的老师，就要来中国。”
    
    所以，在他的人生计划里，下一步要做的事还是与教育交流有关。他希望与纽约一些大学联系，促成教授访华，与浙江大学的师生建立互访。他准备去贵州，因为那里有一个美国基金支持的教育项目。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考察报告，为当地争取更多的资源。他还要将许多时间花在对外英语教学上，因为美国有那么多的新移民，需要提高英语水平，了解美国文化，“我的许多学生都是中国人，或者中国人的孩子！我们能够彼此交流。”
    
    意志，一个普通美国老人用他的心和行动，让我们看到了这两个字的力量。
    
    
    “特别怕，生怕他不要我。他批评我，我哭了”
    
    “2000年，我接到一个美国来的电话，说是想跟我读博士。我当时简单地问了问他的情况。知道他已经67岁了。从来没有年纪这么大的学生来做博士的。别说中国规定45岁以上就不能报考博士，就是老外也没听说过。就告诉他，这事儿似乎不太可能。心里想着，这美国人吧还真有点异想天开！”田正平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回忆道。可是出乎他意料的是，2001年9月，一个有些苍老的洋面孔推开了他的办公室，恭恭敬敬地叫他“田教授！”。
    　　
    这下，田教授愣在原地，还真来了！
    
    原来，雷文受“高人”指点，写了封信给教育部，建议中国取消年龄歧视，既然考大学都可以不受年龄限制，为什么读博士不行？教育部特批他入学。
    
    学是入了，但是做博士的标准达不到可不行。
    
    “田老师，我怕！”尽管博士毕业证书已拿到了手，论文答辩也通过了，可是提起比自己小十二岁的田老师，他还是一个“怕”字——当初是怕田教授不肯收，后来是怕达不到田老师的要求，怕达不到博士学习的要求，学到一半就灰溜溜地走人。
    
    这个“怕”字不无道理。
    
    “当初他来学习吧，我就担心他博士读不出来。一开始，布置了几次作业。交上来一看，我就叫苦了。雷文原来毕竟从事的是公务员工作，学术训练有所欠缺。交上来的不像个博士生的论文。论文缺乏学术规范。文章内容也像电影蒙太奇。上段还写1890年，下段就是2002年了。”田教授苦笑着说。
    
    更让田教授挠头的还有，雷文的汉语水平。他汉语阅读的能力不高，看不懂中文的文献，更看不懂文言文献。田教授的专长为日语而非英语，两个人交流都存在困难。
    
    怎么办呢？雷文一方面加紧汉语学习，一方面找到了学习的“左臂右膀”。上课时，博士生同学郭怡英文不错，就由郭怡记英文笔记，雷文抄。讨论时，同学尽量用英文，由郭怡作翻译充当老师与他之间的桥梁。对于文献阅读，除了中国朋友帮忙外，田正平尽量指定了最最基本需要了解的书目，由一个叫周丹的职业翻译帮助他翻成英文。
    
    “像论文，我改完了，给周丹，周丹翻译成英文给他，他修改后，再传给周丹。没有三四个月一轮修改根本不能完成”。这样的学习特别费劲。
    
    “指导他，比指导三四个博士生还吃力。有好几次都想放弃了。可是着实为他的精神所感动，心里不忍。你说一个美国老人，年纪这么大。不为名不为利，不远万里来中国读书。态度还特别诚恳，你说怎么改，要找什么资料，他都马上按你的要求去做。有时，我忍不住和其他中国学生感叹，你们真该有这种精神！”
    
    雷文承认，自己也有想放弃的时候，“实在是难，达不到田老师的要求，他也会批评我。……我哭了！”雷文做了个揉眼睛的动作。可事实上这个被他夫人称为“目标倾向”的男人，并没有真正放弃过。他按照导师的要求，跑遍了美国纽约的许多图书馆，查阅中美教育交流的文献，努力地阅读、研究。由于整天想着毕业论文，他都有些神经质了。有时晚上睡觉了，还会因为有了个新想法，而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抓过纸笔，匆匆写下来。在田老师以及许许多多中国朋友的帮助下，他终于写成了一篇得到各方首肯的论文。
    
    “八遍，整整改了八遍！”他举起手做了个中国式的“八”的手势。
    
    
    做 人
    
    三月末，笔者陪雷文夫妇去取毕业证。一路上，不停地有人和雷文打招呼。浙大留学生楼的总台服务生远远地抬起手。雷文就给她们看刚拿到的毕业证。“太好了！您都毕业了！”围上来热情地嘘寒问暖。走远了，还听到小姑娘们在说“这老头很好的，问他英语上的问题，特别耐心”。走到大厅里，正在教留学生打太极拳的女老师也停下来，又是一阵热烈的握手拥抱。老师还考他“教你的拳还记得吧”，“记得，记得，您可真是个严格的老师”。管理留学生工作的国际教育学院的老师也特地到学院门口与他手捧毕业证合影留念。“太不容易了，这么大年纪的博士生，我们学校恐怕还是第一个！为你的精神感动啊！”
    　　
    我知道，雷文的中国朋友还有洗衣店的老板，浙一医院的医生，翠苑小学的师生，还有那些已经远走天涯海角的中国人……在这几天为了告别的聚会上，他忙着一个个“赶场子”。他有些自豪地划了一个圈“这些都是真正的朋友”。言下之意，这么多中国朋友都非泛泛而交，交往的历史差不多都超过十年。
    
    按照中国人的说法，这个外国人挺会“做人”。人缘好，善交友。很多人都说其实是雷文的真诚与对人的体贴打动了他们。他在许多地方教英语都是义务的。他是那种非常真诚地想把自己知道的东西传达给你，希望对你有所帮助的人。 （人言）
    
     人生九问
    
    １．您特别成功的事
    
    ●婚姻、工作、学业的成功。
    
    ２．您特别后悔的事
    
    ●没有更早地开始我的教育（学位教育）
    
    ３．一个人最重要的美德
    
    ●关心与爱    
    
    ４．您最大的缺点
    
    ●我不知道    
    
    ５．您的人生信条
    
    ●做一个对生活有益的人
    
    ６．如果可以重新开始您会选择什么样的人生
    
    ●不改变，我很满意。
    
    ７．您对金钱的态度
    
    ●钱当然很有用，但它是第二位的，相较于其他更重要的目标。
    
    ８．您怎么看工作与生活的关系
    
    ●工作必须是生活的一部分，重要的一部分。可能有时是全部。
    
    ９．对这个时代您最不满意的是什么
    
    ●本来应该更和平
    
    本报记者 任琦 实习生 张月婷 2006年4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