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永平：我不懂我们的文化为什么理解为捐赠就是生意，投入要获得多少收益。捐赠没有民族、国界之分，钱的额度、捐往何处、如何使用，都是根据捐赠者个人情况而定。至于钱多钱少没有本质差别。
●丁磊：对“捐大学为什么不捐希望小学？捐东部为什么不捐西部？”之类的问题，捐赠人难以作答。中国需要去面对捐赠这种行为。
●目前，由民政部批准的高校基金会有清华、北大、北航、东北大学等高校。这些基金会担负三个职能：向社会劝募、资金保值增值、项目资助与管理。
●巨额捐赠面临的一个很大问题就是税务。在我国，虽然2004年的政策规定，对文化交流捐赠可以免税，但至今没有具体执行方案，因而现在有些省可以免税，有些则不行。
9月21日，4000万美元的捐赠额度把浙江大学旅美校友段永平、网易CEO丁磊推到了前台，这是目前国内高校接到的最大一笔捐资，其新的捐赠理念对目前的捐赠大环境提出了挑战。
捐赠两大新看点
9月21日上午10点，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张曦、校长杨卫身着西装，在浙大学子和众多媒体的瞩目下接受了段永平捐赠的3000万美元与丁磊的1000万美元，两笔总额40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2亿元。
这笔钱将用于6个项目：1400万美元在浙大设立助学基金；2000万美元设立等额配比基金；450万美元认捐浙大紫金港校区图书馆大楼；80万美元设立“段永平奖学金”；50万美元资助“浙江大学贫困学生助学基金”；20万美元资助浙大信电系建设。其中，丁磊的1000万美元全部用于等额配比基金。
有意思的是，在捐赠消息传出之始，丁磊并未打算露面。段永平反复鼓励：“为中国教育界作些贡献，这是做好事，没必要躲躲藏藏”，丁磊最后临时决定“挺身而出”。二人在记者见面会上对此解释，“国内捐赠大环境不好，压力很大”。二人还透露，这笔巨资实际上是“筹集募捐”，背后还有很多捐赠者不愿露面。
此次捐赠另一大看点是：捐赠理念新鲜，“等额配比基金”要求浙大从其他渠道继续筹集社会捐资，助学基金要求学生10年后归还本金。
段永平介绍，2000万美元“等额配比基金”是从美国斯坦福大学学来的做法，这意味着，浙大从其他渠道筹集到1元钱，才能动用基金1元钱，10年内，浙大要“找到”2000万美元，才能完全支配这笔基金，但是，单笔项目不能超过100万美元，“鼓励小额捐赠，这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来捐资教育”，段永平如是说。
1400万美元的助学基金，只针对大一大二的学生，但并不以“贫困”论受助资格，申请此助学金的同学，需具备这些条件：学习成绩排在班级前三分之二，补考科目不超过一门；家长要知情，不能借助学金进行高消费，没有考试作弊等非诚信行为；毕业10年后，将本金及利息归还到基金，利息按银行大额存款利率计算。
对于要求学生10年后归还本金及利息，两位捐赠人的解释是，此举希望基金是可持续的行为，依靠还款，基金以接力棒的方式循环运营下去；经济独立后归还“所借”，10年的时间足够，而且可培养学生自立习惯，以及回报社会的责任心。
炮轰国内捐赠大环境
交流中，丁磊言语不多，每当段永平提及“压力很大，国内捐赠大环境不好”，他只是微微颔首。
为此，段永平解释：“国内还没有形成好的捐赠文化，要捐钱到国外，人家会说，怎么不捐国内呢？朋友可能不满，‘我买房还困难呢，你那么有钱，怎么不帮我一把呢?’”他不得不反复强调，“慈善是非常个人的行为，很正常的行为”，无奈之情溢于言表。
原来，今年7月，美国传出消息，中国富豪段永平中标“股神”巴菲特的公益竞标午餐，标价62.01万美元，打破去年的35.11万美元的最高纪录，午餐时间排在明年5月。此竞标午餐自2000年设立，主要用于募集善款、资助贫困和无家可归者。
消息传到国内，恶评如潮。网络上谈起“段菲特”大多口吻讥讽。很多人问：“段永平有钱了，怎么尽往国外砸？一顿饭吃掉1600个中国农民一年的劳动成果”；有人讥讽他为“段求恩”，“他像白求恩那样发扬了国际主义精神，把取之于中国的财富舍近求远地赠予外邦，而罔顾眼前那些看不起病和念不起书的同胞”。
段永平感到非常困惑，作为单纯付出的捐赠，为什么会遭遇此次反应。“每个人都不是上帝，不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只能做伸手可及、力所能及的事情。我请巴菲特吃饭，不是生意，我不懂我们的文化为什么理解为捐赠就是生意，投入要获得多少收益。”
“在国内，捐赠的意思被完全曲解了。捐赠是付出的过程，只是用来表示一种感谢”，他说，捐赠没有民族、国界之分，钱的额度、捐往何处、如何使用，都是根据捐赠者个人情况而定，通常情况下，捐赠者希望捐钱到自己熟悉的地方。至于钱多钱少没有本质差别，并非捐钱多的人就比捐钱少的人更了不起，二者逻辑上没有区别，心意一样。
丁磊表示，对“捐大学为什么不捐希望小学？捐东部为什么不捐西部？”之类的问题，捐赠人难以作答。“中国需要去面对捐赠这种行为！”
新理念挑战基金管理委员会
“我们国家捐赠文化才刚刚起步，和国外差距很大”，负责对社会筹资进行管理的浙江大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主任张美凤称，此次捐赠的理念给她的工作提出了挑战。浙大今后十年要筹集到2000万美元、至少20个项目的社会捐资，才能支配段永平的配比基金。这个任务在当前不成熟的捐赠文化背景下，是一项大挑战。
张美凤介绍，巨额捐赠面临的一个很大问题就是税务。在很多国家，教育捐资可以免税，在我国，虽然2004年的政策规定，对文化交流捐赠可以免税，但至今没有具体执行方案，因而现在有些省可以免税，有些则不行。另外，在国外，教育基金会可以公开在社会募捐，而在我国，校内基金会属于“非公募型基金会”，不得在公共场所自行组织社会募资活动。
“目前还是在起步阶段”，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秘书长黄建华说，随着教育捐赠逐渐进入公众视野，与之相配套的政策法规逐渐建立起来，但是，这需要有一个过程。
不过，对张美凤来说，挑战还来自劝募、帮捐赠者管理好每一笔资金的使用等具体操作。这既有捐助意识问题，也有队伍建设问题。
“筹资队伍建设有待加强，”黄建华说，清华大学从创办伊始，就与社会捐资结下不解之缘，从金额来说，企业家是捐助的重要成员，不少人已经为清华的学校建设及学子生活学习提供了帮助。
他们将是基金会劝募的重要人群之一，建立起专业水准、有文化素养、热心公益事业和教育事业并懂得一些心理学、语言沟通技巧的队伍，变得很迫切。
清华大学于1994年建立起国内教育系统第一个独立法人资格的基金会，以专人负责项目的方式来进行社会募捐、资金管理。目前，由民政部批准的高校基金会有清华、北大、北航、东北大学等高校。另外，还有一些由本市或本省民政局（厅）批准的高校基金会。这些基金会担负三个职能：向社会劝募、资金保值增值、项目资助与管理。也有一些高校，社会捐资由校友会或学校发展委员会兼管。
社会捐资成为分担教育成本的重要部分
捐资高等教育，在国外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不少名校1/3甚至1/2办学经费来自社会捐资。哈佛、剑桥等世界名校每年的社会捐助占办校经费的一大块。
在我国香港，政府部门每年拿出几个亿，为高校设立“配比基金”。各高校争取到一份社会筹资，政府即从基金中按1：1比例，拿出等额资金配给该校。这几年，比例增长到2：1，即高校如果希望从政府基金内拿到1元钱，则需要从社会筹资2元。现在香港有关部门每年拿出10亿港元用于此。
国内高校近年接受社会捐资数有了很大增长，并呈现几种趋势：最高金额不断攀升，清华大学1994年接受的最大一笔资助为200万美元，目前最大一笔将近2亿元人民币；越是知名高校，得到捐助的项目越多、金额越大；捐资项目向多样性发展，从最初专注于认建大楼发展到今天奖助学金、人才引进基金、学术发展基金、国际教育基金等。
2005年，杏琴园教育基金向浙江大学捐赠人民币1400万元，用于在浙大设立“安中科技奖励金”专项基金，奖励浙大每年获得浙江省科技一等奖和二等奖的科研项目完成者，年奖励总额为70万元人民币。今年5月25日,台湾潘氏企业集团、东方高尔夫国际集团董事长潘方仁先生将1亿元人民币捐赠浙大。
一位出生于湖南的美籍华人，在清华大学设立“盛氏女儿基金”，指定受助对象必须为女性。1994年，清华大学设立“清泉基金”，得到极大关注。一位中学生，省出自己的5元零用钱，捐到基金内，希望“尽自己微小的力量帮哥哥姐姐们一把”。
“捐助理念也不断发生变化”，张美凤称，从浙江大学的情况来看，最初捐助者倾向于建设大楼，因为可以实实在在看见，更容易确认捐资的使用情况；到上世纪90年代末，奖助学金、人才基金等项目越来越多，很多捐资人开始向“软方向”倾斜，与受助学生及管理部门有很多对话；今年，段永平的配比基金及要求接受助学金的同学归还本金，则起到了引领捐赠文化的导向性作用。
段永平称，个人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回馈社会是必然行为，作为浙江大学的毕业生，“现在有能力了，希望能尽我所能，回报母校”。在客观上，捐赠行为动机无处不在，就看捐赠文化与环境能否将这些捐资吸引过来。这不仅是对浙大的挑战，也是对国内所有高校的挑战。
(李爱华 温新红 单泠)2006-0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