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科研做得好，但不善表达，这很吃亏； ■我的研究可以改变未来的光通讯网络；
    
    ■要尊重师长，但不需要完全服从他们；    ■一个人40岁以前是允许有第二次选择的。
    
    2005年，刚刚年满30周岁，他就成为瑞典“未来科研带头人”个人基金600万克朗（约642万人民币）的最年轻获奖者，也是获奖者中惟一的中国人。24岁获物理学博士、26岁拿到第二个博士学位，同年还成为瑞典皇家工学院微电子及信息技术系的助理教授，都是他——浙大学子、杭州建德人仇旻。
    
    昨天，仇旻在杭州与本报记者进行了一番对话。
    
    去瑞典属偶然 　　研究生教育要讲质量
    
    记者（下简称“记”）：1999年2月，你为什么选择去瑞典皇家工学院深造？
    
    仇旻（下简称“仇”）：这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在浙江大学的博导曹培林老师，他曾经的一个研究生在瑞典那边工作，1998年恰好访问浙大，询问有没有可以推荐的人选。曹老师推荐了我。
    
    记：你同时受过中国和瑞典的教育，对这两种教育模式有什么看法？
    
    仇：记得高三的时候，我和一个同学偷偷跑去看电影，教导主任来了，那个同学拔腿就跑。我没跑，跑什么呀？功课做完、做好了，就该放松（大笑）。
    
    国内教育给我一种很不好的感觉：对学生限制得太死了！其实，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整天学习不仅对身体不好，也不能开拓视野。
    
    国外教育更多要求学生独立思考，老师指导的时间很少。
    
    我可能是浙大当时最年轻的博士，23岁多一点，没满24岁就获得了博士学位（笑）。
    
    记：中外研究生教育有何不同之处？
    
    仇：我听很多学生讲：现在国内的导师一个人带几十个研究生。学生要3~4个月才能见导师一面，大部分研究都是师兄在指导。
    
    如果师兄很厉害当然没问题。遗憾的是，很多师兄刚开始研究，对自己的领域也不是十分清楚。让我在读研的前一两年去指导别人，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就算是硕博连读，也才短短5年。如果前面几年，学生都像无头苍蝇在那里乱撞，那不是好现象。
    
    在国外，一个导师最多带4~5个博士，每个博士生做出来的东西都是很出色的。我现在也带学生，在追求质量的前提下，我感觉自己最多只能带7~8个学生。
    
    中国未来要走精英路线，研究生教育不能只求数量不讲质量。
    
    工作好还不够 　　天下晓是艺术
    
    记：30岁你就获得“未来科研带头人”大奖，你认为成功的因素包括哪些？
    
    仇：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原有的科研成果，发表的文章质量和数量，都是比较高的。
    
    其次是，我有比较好的国际合作经历，跟美英德法等国的研究小组都有比较密切的合作，这是评奖委员会比较看重的一点。
    
    第三，参加评奖期间，我正参与一家光通信公司的创建，是创始人之一，很多研究成果容易转化为产品，而公司也会反过来要求我们做一些跟产品接近的研究。这非常符合评奖委员会的遴选口味。
    
    最后，我的英语口语很不错，善于言辞表达。如果没有这个优势，面试时我可能就被刷下了。
    
    中国有很多学者，科研做得很好，但不善于表达，因此丧失了很多机会。美国的教授之所以有高国际知名度，是因为他们擅长让人知道自己的研究成果。
    
    工作做得好且要让人知道是一门艺术。
    
    记：能通俗地谈一下你现在正在研究的领域么？
    
    仇：电脑的中央处理器（CPU），都是由很多器件组成。这些器件相当于晶体管，上千万个器件集成在一个晶体管。
    
    光学器件能否也集成在一个芯片里？很遗憾，四十多年过去了，研究还没取得大的进展。
    
    现在光学器件非常贵，要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民币，占地面积也比较大。我们希望用光子晶体材料能够把不同的光学器件集成在一个芯片上，也叫集成光路。最终可以让光学器件和集成电路器件一样便宜。
    
    通俗地说，我们的研究可以改变未来的光通讯网络。
    
    建议大学生 做好每一天的事情
    
    记：你对中国大学生有什么话要说？
    
    仇：我希望中国的大学生能做好每一天的事情。还有几点建议：
    
    一是开拓自己的视野，不要局限于自己的领域。我小时候随外公一起，父母很少管束我，于是有很多自由空间，我看了很多书籍，也看了很多电视（笑）。比如金庸的武侠小说，我就学到了很多东西，他的文学造诣和历史造诣都非常深。
    
    二是尊重师长（这里的师长不仅包括导师，也包括业界权威和专业书籍），但不需要完全服从他们。在接受知识时要倾向于质询和探讨。
    
    三是向外国学生学习，把学习当作享受而不是负担。
    
    四是要坚持进行科研。1~2年肯定是不够的，至少要5~10年。
    
    十八个获奖者 关注中国发展
    
    记：18个获奖者，这次为什么选择来中国？
    
    仇：瑞典战略研究基金会把每一届获奖者组织起来，挑选一个国家进行访问。这次通过民主投票，有14票选择来中国，但是我没有选，哈哈（大笑）。
    
    倒不是说我不喜欢中国，因为我觉得自己对中国太熟悉了。我们在诺贝尔物理学奖委员会主席Sune Svanber率领下，去了中国的很多地方，收获很大。
    
    这么多获奖者不约而同选择来中国访问，我想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引起了世界的高度关注，中国是未来的一支重要力量；同时，他们也非常看重中国的学生资源，素质都非常好。
    
    饮食文化、经济发展和大学硬件都让这些获奖者赞叹不已，但是他们也认为，中国大学的软件和管理水平还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不是浪漫的人不会给妻子送玫瑰
    
    记：能谈谈你的家庭么？
    
    仇：我跟我的夫人在一起11年了，是在舞厅里认识的。大学时，我每周都要去杭大舞厅跳舞（笑）。当我去瑞典深造的时候，刚本科毕业的她跟着我一起过去了。
    
    我不是一个浪漫的人，不会给妻子送玫瑰，妻弟评价我说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者”（大笑）。
    
    现在，我们有一个四岁半的女儿和一个三岁的儿子，都在瑞典上幼儿园。
    
    前两天是儿子的生日，恰逢我在中国访问。所以临走时提前给他庆祝生日，否则他会很不高兴的，哈哈（大笑）。
    
    他们很愿意去幼儿园，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玩的地方。瑞典幼儿教育很注重孩子的个性，我女儿现在10以下可能能数出来，但是10以上肯定就不行。
    
    孩子4岁就会加减乘除，与6岁才会，我不觉得那有什么区别，一点也不担心。关键是智力开发，扼杀个性不利于孩子的智力开发。
    
    不习惯去回首 40岁以前允许二次选择
    
    记：如果当年你没出国，能设想一下今天的情形么？
    
    仇：嗯…我想现在也是一个年轻的教授了，还能拿到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什么的。
    
    人生没有回头路可以走，我不习惯去回首，只会想未来几年我会怎么选择。
    
    记：考虑过回国发展吗？
    
    仇：按照规定，获奖后的前4年，我能拿到共计600万瑞典克朗（约642万人民币）的科研资金。然后会迎来一次中期考评，考评通过之后，我可以再拿到300万克朗（约321万人民币）的科研基金。在这6年时间里，我得主要呆在瑞典。
    
    长期的目标还没想好，但自己始终是一名中国人，以后从事的研究肯定会和中国有较大的相关性。短期的目标是，以瑞典为基地跟国内合作，采取每年回国2-3个月、合建研究组之类的方式。
    
    记：你有没有特别遗憾的事情？
    
    仇：人生在于体验。假如从读书第一天开始，就决定了今后的命运，我觉得那很无趣。
    
    比较遗憾的一点是，我一直呆在学校里面，没有社会体验。很多感受，我是从亲朋好友的聊天中，或者自己的观察中得到的。如果本科阶段之后，能有几年的社会经历，那样或许会更好一些。
    
    未来的5~10年，如果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到达巅峰，迈不过去了，或许就会考虑开公司什么的。
    
    一个人在四十岁前是允许有第二次选择的，哈哈（大笑）。
    
    “未来科研带头人”个人基金计划
    
    ■资料链接
    
    瑞典战略研究基金会是瑞典最大的科研资助机构之一，主要为自然科学、工程及医学生物等领域内的相关学科提供科研经费资助。该基金会从2000年开始实施首届四年一期的“未来科研带头人”个人基金计划，目的是资助极具潜力的年轻学者成为瑞典科研院校及工业界的科研带头人。
    
    第二届共有401位年轻学者申请该基金，包括仇旻在内的中国籍申请者有8位。为了保证公正性，其评审过程严密而复杂。在长达将近1年的评审过程中，评审委员会及下属四个学科委员会的专家会同国外的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经过对申请者的初审、复审、面试答辩等多个环节的遴选。2005年，最终从400多名申请者中确定了18位年轻学者获得该个人基金，其中涉及材料与电子领域的学者包括仇旻博士在内共四人。
    
    (实习记者 邓 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