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3月20日，一份《浙大参与湖州市合作共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设想方案摆上了浙江省委书记和省长的案头，起草人是浙江大学的党委书记和校长。浙江大学主动抛出的这颗“红绣球”，立即得到浙江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5月21日，在浙江大学庆祝109周年校庆之日，浙江大学与湖州市正式签署协议，全面启动“浙大与湖州市合作共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实验示范区”———
告别“布朗运动式”合作
在浙江大学最近召开的高校地方合作会议上，全国各地的校长都表达了同样一个困惑：高校教师大部分时间必定耗费在教学、科研上，高校要服务新农村建设，仅凭教师和企业家和农民以朋友的“义务劳动”方式维系，影响面小，随机性大。要更大限度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学校应该营造导向性的政策空间。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也明显感觉到，一些由政府牵头的复杂工程，对科技需求高，光靠一位教授、一个学院难以胜任，需要学校作为牵头单位综合多学科力量，共同承担复杂课题。另一方面，作为新农村建设培育的人才培育工程，也要学校出面，组织学院有针对性地设计培养方案。正如湖州市省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验示范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卞利强所说：“布朗运动式”的合作模式走到今天，确实有必要更上一个台阶了。高校与地方的合作，就像读一本书，要反反复复读好几遍，而现在才看到一页目录而已。
于是市校合作的“湖州模式”诞生了。
《浙大与湖州市合作共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实验示范区》协议确定了市校合作的“1381行动”五年计划。即：建设一个省级社会主义新农村实验示范区；构筑科技创新服务平台、人才支撑平台、体制机制创新平台这“三个平台”；实施产业发展工程、村镇规划建设工程、基础设施工程、生态环境工程、公共服务工程、素质提升工程、社会保障工程、城乡综合改革工程等“八大工程”；围绕新农村建设，搞好一百项重点建设项目。在“1381”的框架内，浙江大学还将制定一批规划，建立一批基地，总结一批经验，树立一批典型，加快湖州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这一新型合作模式期待四个转变：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为重点转变，从个体间自发合作向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的合作转变，从项目合作为主向项目合作与战略合作相结合，以长期战略合作为重点转变，从适应性合作向适应性与导向性相结合，以导向性合作为重点转变。
“湖州模式”令人耳目一新，立即在国内引起广泛关注。
新模式雏形萌生于“人才公寓”
早几年，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史锋教授还只是在实验室埋头做学问，一天，他被一位搞工程的民企老板突然问起，“湖州的苗木产业很发达，教授有没有技术提高产业的附加值？”史锋说，“当然有了，教授有的就是技术！”
经过选址，史锋教授选择泗安镇仙山乡作为“厂房”，教这位老板培育彩色苗木。合作过程中，史锋感到光一个人的力量难以满足当地农民、企业主和政府对科技的需求，就提议浙大生命科学院以学院名义出面，和长兴县合作，共建“浙江大学生命科学院教学科研基地”，教授柔性挂职，实地科研，学生定期学习考察。
这一想法立即实现了。基地在一座废弃小学和乡政府办公楼的基础上改建，建起了与浙大水平一致的多媒体教室和实验室，被当地村民称为“人才公寓”。如今，史锋教授又作为科技副局长在长兴县挂职，“触角”越伸越广：先后接待了加拿大女皇大学30多位留学生、西南大学、浙江工业大学、中国计量学院等8所省内外高校以及浙江大学17个学院的500余名学生到基地实习、实验。他创建的浙北农民技术培训基地，培训农户500多人，其中150多人成为技术员，分别到安徽、江苏、福建和浙江各地进行技术服务。不仅产生了丰厚的社会效应，在此基础上开展的“泛长三角地区珍稀濒危园林植物种质资源库”课题更是展现出良好的科研前景。
浙江大学湖州技术转移中心是学校与湖州市专门设立的一个技术转移平台。中心主任许平聪有一本厚厚的通讯录，收录了四五百个联系人，前半部分是湖州人，包括企业家和政府部门负责人；后半部分是浙大人，是浙大各学科的老师。在中心牵线下，“铁线莲药性研究”和“低成本高效海水淡化处理”两个大项目在浙大找到了对接的学者。许老师现在每周有四天在湖州工作。
学校还推出了适应不同性质科技工作的人才评价体系，实施分类管理和考核办法。鼓励浙大师生为地方服务。2006年暑期浙大社会实践的主题就是服务新农村建设，主要实践地放在湖州，先后有数千位学生到湖州参加社会实践，有25位大学生奔赴湖州各乡学做村官助理。
战略合作模式使地方政府在碰到难题的第一时间，就想到浙大这个可靠的“参谋部”。湖州目前已经把各级各部门与浙大的合作情况作为衡量工作的一项指标，作为责任下达。这就更加调动了地方主动对接高校的积极性。据卞利强主人介绍，合作模式的建立，有了一个更大的合作平台，使一些政府牵头的复杂工程，比如太湖水质保护、绿色民居工程、低丘缓坡的综合利用等项目直接交给学校，由学校分解给各相关学院，分工协作后，学校会交给政府一份全面可靠的答卷。
“点对点”合作中的观念转变
在湖州，龟鳖业是重点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上跃龟鳖苗种有限公司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家，坐拥近千亩养殖场，年产龟鳖苗种500万余只，产值超亿元。2003年，正当董事长蔡烁苦苦思索如何降低企业成本时，湖州市吴兴区农林局副局长和浙大在当地的科技特派员带来一个消息，说浙大专家有一个水处理的研究课题，正好针对大型水产养殖，看看这里面有没有文章可做？蔡烁心头一亮：养鱼先养水。这些年来，他为龟鳖换水可算花了血本：每半个月就要换一次水，需要花费多少人力、物力、财力啊！合作一拍即合，项目上马后，光换水这项费用就减少到原来的十分之一，还增加了15%养殖密度，降低养殖成本20%以上。
回想3年来的合作，项目负责人之一的浙江大学理学院夏枚生老师坚定了一个信念：教授找地方和企业合作，能促进学科交叉，产生新的学科生长点。比如水处理项目是一个化学和水产养殖的交叉性课题，它能在上跃公司“落地”，发挥出实际的社会效应，对高校教师来说也是一种可贵的科研机遇。夏老师的学生姚志通是上跃公司的常客，虽然明年就面临毕业，但他不急着找工作，常常钻进30多摄氏度的养殖场观察龟鳖的活动，做记录，搞调试。他很自信，自己在生产一线练就的动手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能让他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脱颖而出。到地方找项目，已经成了浙大师生发自内心的需求，但他们仍有更多的期待。夏老师说，希望学校能多搭这样的台子，让老师和学生走到实践的第一线。
浙江中味集团董事长陈卫忠，十几年前还在豆瓣酱、辣椒酱和普通酱油间与市场艰难厮杀。8年前，湖州农业局组织农业企业培训，邀请浙大农学院张明方教授来给学员讲课，陈卫忠也是学员。张明方教授是湖州人，跟学员特别谈得拢。他专门走访了中味生产基地。从此以后，张教授就经常主动来中味指导生产，帮助企业培育出了比普通辣椒辣10倍的黄樱椒，成为企业冲击市场的主打产品。企业有什么要求，张教授也有求必应。对此陈卫忠深有感触，他说，高校与地方企业的合作项目，教授主动找上门的“亲事”占了大多数。企业观念还不够，主动造访还不够，现在大约70%以上的项目是学校走出来，30%的项目是企业走进去，这个比例要是调过来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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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期间，浙江省市的专项规划，有近三分之二是由浙大教师参与研究和拟订的；浙大的四十余个涉农研究所与浙江百分之五十以上农业龙头企业建立了科工农贸一体化的服务网络，有两百多项适用技术通过这个网络在全国各地转化，创造社会效益超百亿元；学校与地方合作的科研项目达到一万三千余项，技术合同经费二十一亿多元。在浙江，学校与浙江省企业签订实施的技术合同约一万项，创造产值达到一万亿元。在全国，面向信息、能源、材料、生物、资源和环境等国家战略需求和大型工程建设，学校与近百个全国龙头企业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取得了一批重要的自主创新成果。
(通讯员周炜单泠 本报记者仇方迎 通讯员卢绍庆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