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校长们每年一次的聚会。5月29日，三十多名世界著名大学的校长聚首浙大科技园，聆听85岁的杨振宁近一个小时的演讲。
    
    这场关于“21世纪的科技”的展望，被称为是“纵观全球的演讲”，很快引来了校长们对科学探索和人文追求的讨论。
    
    杨振宁直言不讳地说，“如果你对金钱感兴趣，在这个时代，很有机会成为百万或亿万富翁。”而在更多的应用性领域，人们被告知技术也要“关照社会，追求美”。
    
    校长们认为，大学的使命就在于，教育其社会成员为快速发展作好准备。　　
    
    环太平洋地区：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地方
    
    在地图上，浙江大学、悉尼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智利大学在各自的经纬度上遥遥相对，中间相隔一片大洋。
    
    5月29日，他们彼此的距离只有一张圆桌。在杭州举行的环太平洋大学联盟第11次校长年会上，这四所高校的校长杨卫、盖文·布朗、拉里·范登霍夫、里克多·佩雷斯坐到了一起。
    
    这是校长们每年一次的聚会。当天，有近三十名世界著名大学的校长聚首浙大科技园，共同研讨大学发展未来的问题。
    
    10年前，在这个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最令人瞩目的地区，几所大学共同发起成立了环太平洋大学联盟(APRU)。如今，这个组织已经拥有15个国家的37所会员学校，浙江大学是中国的7所会员大学之一，其余6所是北大、清华、复旦、中科大、香港科大和台湾大学。
    
    本次校长年会论坛的主题是：“高等教育与新兴经济体：亚太地区发展和中国的国际合作”。
    
    “这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地方，因为历史、地理的差异，拥有如此丰富的文化元素。”新加坡国立大学校长施春风称，环太平洋地区的大学将要面临一个相同的使命，如何培养适应“摩擦与融合”的青年领袖。
    
    应邀而来的教育部副部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主席章新胜则用了一句中国的古语回应了他的问题——“同则不济，和则生物”。“和谐又不千篇一律，不同但相辅相成，多样化可以让世界更加精彩。”他相信，21世纪的环太平洋地区将能集合最多的智慧，充满活力。
    
    21世纪的应用研究：广度和深度将令人称奇
    
    今年的论坛，请来了物理学家杨振宁作为嘉宾。对于许多大学校长来说，听杨振宁的演讲都不是第一次了。不过，当这位85岁的老人用中气十足的英语讲述了近一个小时的“21世纪的科技”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校长范登霍夫还是给予了肯定的评价，称其是“纵观全球的演讲”。
    
    大部分时候，杨振宁在谈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的关系。人们最感兴趣的是他预测的将来。也许在这样的会议上，校长们并不想关注太多细小的问题，他们只需要一个自由畅想的空间，有更多的关于未来的预见性。
    
    杨振宁承认，尽管两者在未来都会有发展，但应用研究会更受重视，基础研究则会趋向于关于越来越大的方向，如天文学；或是越来越小的方向，如物理学。因此，会越来越昂贵，越来越困难。
    
    而由于基础研究在20世纪的大发展，为科学创造了“无尽的前沿”，也为21世纪的应用研究开辟大量的新领域。“材料科学、环境科学、石油工程、基因学、公共健康学、流行病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等等这些，在1900年前根本不存在，甚至这当中的许多，在我当研究生的时候也不存在。”杨振宁说。
    
    同时，许多人类面临的新难题，如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人口爆炸、全球变暖这样的问题，也要求更多的应用研究来解决。这位因为在基础性研究领域的突出成就而荣获诺贝尔奖的大师，也不得不承认——21世纪是应用研究的时代，“它们的广度和深度将令人称奇”。
    
    基础性研究的周期是20-40年，有的甚至是100年。发展性研究周期是5-10年，而应用性研究往往在1-5年里能出成果。
    
    “如果你对金钱感兴趣，在这个时代，很有机会成为百万或亿万富翁。”杨振宁直言不讳地说。在他看来，至少在物理学的领域，基础性的发现已经过了黄金时代，再要有一次重大突破已经越来越困难。
    
    而爱好科学的年轻人，转投应用研究的领域也无可厚非，那里会有更广阔的空间。“在不同的时期，人可以做出不同的选择。”
    
    大学的学生：要兼具科学视角和人文精神
    
    去年年末，浙江大学校长杨卫参加了一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议。当时许多与会代表都提到，许多大学在重视研究成果之外，忽略了人的发展。
    
    在环太平洋联盟校长年会这一天，他直接把这个问题抛给了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他所极力倡导的人文精神，正好为这个话题给出一种答案。有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所有的校长都对这个话题产生了兴趣，他们甚至辩论了起来。
    
    “我们是不是正在发生偏移，或是默许自己发生偏移？”悉尼大学的盖文·布朗同时也是APRU现任的主席，他也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以从事研究为核心的大学是否受到了许多因素的影响。
    
    马来亚大学的副校长达图克·萨莉姆说，事实上许多学生和家长只对有商业价值的课程感兴趣，人文学科不被重视，过分的商业化理念甚至对科学本身都产生了影响。如果像杨振宁教授所说的，未来科学更趋向于应用研究，那么在这个商业化的世界里，追求真理想法和现状如何保持平衡？
    
    主持这个话题讨论的是东京大学的校长小宫山宏，他是很多在场的工程师出身的大学校长的代表，他觉得问题的关键是如何使基础科学让年轻人发生兴趣。
    
    “科学与人文之间需要最大程度的沟通。”校长们达成了这样的共识，“眼下我们需要科学，也要理解科学。对于很多人文的话题，我们也在寻找科学的答案。生命的起源对于生物学的学生很重要，也对人文学者很重要。”他们说，科学能对艺术创新产生积极作用，反之也亦然。未来大学的学生，要学会同时用科学的视角和人文的精神，综合考虑问题。
    
    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校长杨祖佑用一个例子来证明文化怎样影响一个人。他的好友旅美华裔大提琴家马友友的“丝路计划”，是要以不同文化的音乐交流来引起人们的感悟。有一些年轻人由此放弃了当工程师的想法，希望自己成为一名音乐家。
    
    他还透露，在加州的一些大学里，有专门针对公司CEO的培训课程，会讲到技术的社会影响，在更多的应用性领域，人们被告知技术也要“关照社会，追求美”。于是，大学的使命就在于，“教育其社会成员为快速发展作好准备”。
    
    从握手到牵手：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不会是单行线
    
    在组委会的与会人员的名册里，近三十名大学校长的身后，还有六十多人的庞大的助理名单。
    
    “基础研究更需要国际化的合作”。杨振宁说，“包括高能物理、空间科学等等，人们越来越发现，要尽可能的集合多种智慧，协同与合作。”他也许并不知道，很多隔着大洋两岸的校长和与他们随行的国际事务主管们，早已从抵达杭州的那一刻起，马不停蹄地会晤，敲定下一个国际合作项目的细节。
    
    在杨振宁谈到他在合肥的六年童年生活的时候，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就在思考。等到休息的间歇，他便快步上前，“希望您到我们那里去看一看，走一走。”而北大的校长许智宏刚刚送走了耶鲁大学校长率领的百人访问团。
    
    新加坡国立大学校长施春风则和在座的好几位校长已经几天里有数次会面，他在刚刚结束的2007上海论坛应邀出席。中国高校的国际化道路走得如此之快，让章新胜也不禁惊叹。
    
    他说，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国用了全球3%的教育资源，到现在每年拥有2500万大学生，成为全球在校大学生最多的国家。与此同时，国家将会把更多的教育资源分配给偏远地区和农村，缩小地域差异。
    
    未来高等教育将更加国际化，章新胜称这不会是一条“单行线”，“3年前，中国留学的外国学生人数已经超过了出国留学的中国学生的数目。”“请进来”和“走出去”同样重要。
    
    APRU并不只是校长年会这样简单，作为一个国际大学的联合体，它每年会组织多种多样的校际间的活动。今年他们主办的夏季本科生交流项目，就会选在复旦大学。来自各个国家的自愿报名的学生，在那里将度过两周的时间，项目的主题是“一个变化中的中国”。
    
    浙江大学也正在悄悄地进行海外交流的战略布局，校方的想法是，逐步从礼节性的“握手”到合作型“牵手”，积极参与诸如环太平洋大学联盟这样的合作组织是他们的第一步。接下来，将在可能的条件下，对学生尝试更多的“国际化培养”模式，让他们同时体会浙江大学和国外一流高校的教育理念。
    
    章新胜忍不住要套用一下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的诗句，“安第斯山很高，太平洋很深，但是我们有着共同的梦想和目标”。
    
    这个时候，智利大学校长里克多·佩雷斯在台下颔首微笑。
    
    （记者 蒋蕴 通讯员 单泠 周炜/摄影 卢绍庆）2007-0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