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春风吹过求是园。
一封中南海的来信打破宁静，沸腾了整个校园。
“沸点”是四个寻常的浙江大学学生。去年暑期去建德农村参加社会实践后，许雪斌、陈伟、杨子飞和张栋梁四位同学鼓起勇气，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寄去了他们的调研报告。4月23日，他们收到了温总理的回信。总理在信中告诉他们“大学生开展农村调查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并勉励他们“无论将来从事什么工作，了解农村都是不可或缺的一课”。
四位学生来自不同的院系，在浙江大学学生“三农”协会的组织下，他们利用暑假、寒假、周末等学余时间，走进农村、走近农民。
对不少人来说，浙江大学学生“三农”协会是一个陌生而略带土气的名字。然而，在它背后，却隐含着一系列不为人知的“荣耀”：它是我省首个以“三农”为主题的学生社团，是浙江大学杰出贡献学生社团、浙江省优秀学生社团，还是全国高校十佳学生社团标兵。成立5年来，已有11000多人次就“三农”问题展开调研，他们青春的足迹已遍布省内绝大部分县市以及省外的安徽、河南、河北、内蒙古等地农村。
学生寝室“长”出了全国高校十佳社团
黄贤清是杭州永盛集团的员工，他现在杭州萧山区靖江镇工作。这位1985年出生的乐清小伙有一个“怪癖”——去镇上的菜场买菜，如果碰见自己挑着菜担出来叫卖的菜农，黄贤清绝不会与菜农讨价还价。
在许多人眼中，有这样的“怪癖”，黄贤清十有八九是一个在优越家境中长大的“80后”。但事实上，来自乐清农村的他，家庭条件谈不上富裕，之所以会养成这样的习惯，按照他自己的话说，是在“三农”协会的日子让他体会到了农民的艰辛。“我现在哪怕是坐火车，看到车窗外的田野，脑海中都会浮现土地背后农民艰辛劳作的身影。”
黄贤清是浙江大学经济学院财政系2006届毕业生，是浙江大学学生“三农”协会的首任会长。正是他和另一位志同道合的校友、管理学院农经系的张栋梁，一起自发创办了“三农”协会。
2003年3月，还在念大一的黄贤清与张栋梁，因为共同选修了《宏观经济学》一课而结识了。来自农村的黄贤清爱好政治、关心时事，“那时候，党的十六大闭幕不久，十六大对‘三农’问题高度重视，这让我产生了为‘三农’尽一份绵薄之力的念头。”黄贤清回忆说，当他与张栋梁谈及这一想法时，两人不谋而合。
说干就干。按照学校有关规定，学生社团分三个层级：最小的社团只能以学生宿舍为活动范围，其次是校区级社团，最后是校级社团，注册社团最少需要5个人以上。黄贤清和张栋梁拉来自己的同学陶永刚、严熙薇、郑灿、许群峰、卢克树、周海登，凑齐了8个人，在2003年4月16日正式成立了协会，黄贤清任会长，张栋梁任副会长。
“当时社团的名字和现在不一样，黄贤清的寝室在白沙学园，所以协会就叫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白沙学生‘三农’协会”。张栋梁对当年的那段岁月同样记忆犹新，当时只能在白沙学园的4栋学生公寓内招收会员，活动的“据点”，设在黄贤清居住的1幢412寝室。
协会刚成立的那段时期，为扩大影响，8名“元老”每天晚上都会趁晚自修结束，偷偷跑到紫金港校区的其他宿舍楼里去“推销”协会，做“地下工作”。好多次，张栋梁都被人给赶了出来，“不少同学一看到我们上门，就认为我们是推销什么商品的，二话没说就会把我们推出门外，而且那时恰逢‘非典’，一些同学看到陌生人进入宿舍，唯恐避之不及。”
慢慢地，会员越来越多。几个月后，协会成员发展到100多个。随着会员人数的增加和下乡调研等社会活动的展开，“三农”协会在校园内的名气渐渐大了起来。第二年，协会摘去了“白沙”的“帽子”；再过一年，又去掉了“紫金港校区”的字眼，成为全校性的社团。2005年，协会成为浙江大学优秀学生社团和浙江省优秀学生社团；次年，又被团中央等部门授予全国高校十佳社团称号。
在黄贤清等人的记忆中，壮大协会，资金是最大的困难。接受记者采访时，黄贤清拿出几张发黄的信纸，那是2003年一位姓曹的加拿大华侨在回国时得知他们的故事后专门写给他们的，当年已是87岁高龄的曹老先生还为他们寄来了2000块钱，并把自己的一台奥林巴斯相机送给了协会。这台相机，今天的协会成员们依旧在使用，这封信则由黄贤清“作为一份珍贵的记忆”收藏了起来。
根据匡算，协会每年的经费需要两万元左右，主要用于举办讲座、张贴海报、下乡调研等等开支。最后，他们到底还是想出了办法：协会会员帮助老师去做问卷调查，每份问卷的收入四成留作会费，最终度过了初创时期的“捉襟见肘”。
“我们不做谁来做？现在不做什么时候来做？”
一年前，邵科作出了一个违背全家人意愿的决定，他为自己谋划了一个许多大学生不愿意的“职业蓝图”：报效农村，做一位“三农”工作者。
邵科如今是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农林经济系五年制的硕博连读生。“我研究的方向是农村合作社，我希望我以后能长期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成为中国农村合作社领域的研究者，为农民服务。”邵科来自宁波鄞州区农村，家人希望他大学本科毕业后回老家，还为他找好了工作，“我想其实这是一个大家、小家的取舍问题，某种程度上我对不起家人，但我认为，我们的国家更需要我们去付出。”
邵科是加入“三农”协会最早的会员之一。五年前，当他成为“三农”协会一员时，他还是一个讲话结结巴巴的农家孩子。一场在校园内举行的演出深深触动了他。
2004年3月9日，浙大紫金港校区新落成的小剧场迎来了第一场演出——由“三农”协会主办的“阳光风雨中、同在紫金港——献给紫金港所有服务者”文艺晚会。当晚的观众是从农村来紫金港校区务工的食堂职工、宿舍管理员、校区清洁工以及在建工地上的建筑民工等。演出结束后，一位在膳食公司打工的大叔紧紧拉住邵科的手说：我在这里打工，以前总觉得很自卑，今后，我觉得我可以抬起头来做人。
“农民是多么需要我们，有时候哪怕我们只是一点小小的付出，也能让他们温暖许久。”邵科的心底生出许多感慨，“虽然我们的力量很微弱，但关注‘三农’，我们不做谁来做，现在不做什么时候来做？”
心灵的触动，呼唤着当代大学生的使命感。来自广东珠海的欧尚钧从小在城市长大，来到浙大前，他总以为在全国最富裕的浙江农村，“不会出现电视上才有的那种场景”。然而，去缙云某个山村完小的一次支教经历彻底“颠覆”了他先前的判断。班上有一位寄宿的女孩，她的家在山顶一个自然村的两间破败泥房内，每个周末回家，她一个人单程就要走4个小时的山路。“因为贫穷、因为衣衫破旧，小女孩很内向，没有自信”。
“看到这种场景，心中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我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为农村做些什么。”欧尚钧在他的支教日记本扉页上写道，“也许我们的力量的确很渺小，但请允许我们用微薄的力量温暖这个世界吧！”
这样的感觉深深烙在每一位“三农”协会会员的心头，成为了他们生命中的一种“惯性”。
“我现在看到三个树杈三个手指都会想到‘三农’。”胡余箴已在上海某基金公司工作，但这位身处繁华大都市的曾经的“三农”协会会员，周末或是“五一”、“十一”放假，总爱往农村跑。就在几天前，他还为几名山西的贫困学生寄去了衣物。“虽然我最终没有从事与‘三农’直接相关的工作，但我想这辈子我都会留下大学四年中的那段‘三农’印记了，因为它曾给了我生命的感动，对于‘三农’的牵挂已经流淌在我的血液里了。”
开启一扇从“象牙塔”通往黄土地的大门
有一个数字出乎不少人的意料，在浙大学生“三农”协会的1000多名会员中，绝大部分是非农专业学生。
“会员现已覆盖了全校所有院系，从构成来看，大概有四分之一是农学方面的学生，其余比较集中的还有管理学院、经济学院和人文专业的学生。”现任“三农”协会会长、经济学院国际经贸专业大二学生胡永强介绍说。
事实上，浙大学生“三农”协会的影响还播撒到了校外。2004年9月，不断壮大的“三农”协会开始向在杭的其他高校拓展，会员不断与自己在其他高校的中学同学沟通。“希望我们的关注成为大家的关注。”“三农”协会的老会员王鹏回忆说，经过3个月的努力，浙江工业大学、浙江财经学院、浙江理工大学和杭州师范学院四所高校的同学成立了各自的学生“三农”协会。同年12月5日，他们举办了首届在杭高校学生“三农”协会支农调研交流会。2006年12月，浙大学生“三农”协会还联合上海、江苏等地的高校，举办了长三角高校“三农”社团论坛。
一直以来关注并帮助学生“三农”协会成长的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祖辉教授向记者分析了这一“意外”现象的成因。
“为什么在高考时，报考涉农专业的学生并不多，但到了大学，许多非农专业的学生却表现出了对‘三农’问题的巨大热情？”黄祖辉认为，这一方面固然反映出现在农学专业不吃香，学生毕业后就业不够理想等现状，但从另一方面看，它却传递给我们一个强烈的信号，当代大学生并不是不关注“三农”，在很多时候，他们是找不到了解农村的有效途径。
在黄祖辉看来，浙大学生“三农”协会从它由学生自发形成的性质来看，已经表达了学生对黄土地的牵挂，更重要的是，它开启了一扇从“象牙塔”通往黄土地的大门。
“学生一个人要去农村有很多困难，怎么联系人、怎么下去都很难，更不要说长期坚持了。”黄祖辉分析说，浙大学生“三农”协会与一般的学生暑期下乡不同，它的关注具有持久性，并且会员之间可以有相互的交流和理念的碰撞，像之前由“三农”协会会员写出的《中国村官故事》一书，就是他们理性思考的成果。
“不仅仅是‘三农’协会，对于其他领域的学生社团，学校也应该积极鼓励和引导。”黄祖辉有个建议，学校和社会应该给类似“三农”协会这样的学生社团搭建服务平台，在经费、信息、社会关系等方面给予他们支持，鼓励他们走向农村、走向工厂、走向社区、走向生活，“最好是能提供他们一些具体的项目，让学生能带着问题去调研，去思考。”
黄祖辉正在考虑怎样给“三农”协会以更多的支持。“我们已经决定，在我们研究院成立大学生‘中国三农’调研基金，同时建立大学生社会实践与田野调查指导委员会，每年选择有关‘三农’问题的主题，通过立项的方式，组织学生深入农村调查，调研成果作为大学生社会实践调查系列丛书出版。目前正在考虑的调研选题包括农村留守儿童情况调查、农民就业与创业情况调查等”。
(本报记者 应建勇)2008年5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