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先生的中国情结 曾两次访问浙江大学
李约瑟(1900—1995)是饮誉世界的著名科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FRS)、英国学术院院士(FBA)，早年以在胚胎生物化学领域的独特研究而成为该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上世纪40年代中期，李约瑟怀受英国政府的派遣，作为皇家科学院代表在重庆筹建中英科学合作馆，热情援助中国的教育与科研机构，积极提供急需的物资设备和信息资料，足迹遍及中国大后方的广大地区，并致力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的研究与著述，最终以一部煌煌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而名闻中外，为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瞩目于世作出了巨大贡献。
艰难赴华
1939年11月15日，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一些学者在一位神学教授家里聚会，听取刚刚取得牛津哲学博士学位的罗忠恕(1903—1985，回国后曾任华西协和大学文学院院长)报告战时中国教育界的情况。与会学者听了之后无不动容，最后商议决定派遣一位既敢于冒险又热爱中国文化的学者，代表他们赴中国进行考察，同时为中国的教育和科技界带去一些急需的物资，以表示英国学者对中国同行的支持和援助。结果，这一任务落在并未参加这次聚会的李约瑟身上，因为那个时候，李约瑟以“反日支中”的言论和思想已成为英国知名的公众人物。
不过以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客观条件来看，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战乱时期，安排学者访问中国，既缺乏安全系数，也非当务之急。所以一开始，李约瑟的“中国之行”计划进展得很不顺利，后经中、英两国外交部的数度书信往返，直到1942年初，英国文化协会科学部主管才写信给李约瑟，告知“最高当局”已同意并批准他去中国。
李约瑟赴中国之前，英国《旗帜晚报》将这位“世界最优秀生化科学家”访问中国，作为英国的一件头等大事进行报道，大做文章。英国广播公司(BBC)和《自然》杂志获悉后，也竞相约稿，请他撰写有关“中国印象”的文章。英共的机关报《工人日报》对这位“未曾缴过党费的同路人”去中国，也表现得十分兴奋，希望李约瑟能去拜会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共领袖。而对于李约瑟本人来讲，他焦急地渴望早日前往中国，以“15世纪开始中国科学发展何以停滞不前”(即“李约瑟的难题”)作为自己这次中国之行的研究课题，希望通过访问中国而作一番实地考察与纵深探索。不久，著名英国学者赫胥黎和韦斯理等分别约见了他，中国驻英国大使顾维钧还特意为李约瑟饯行……
在重庆的科学交流
1942年11月，李约瑟受英国文化委员会和英国皇家学会之命，在英国生产部的支持下，启程赴华，出任英国驻华使馆科学参赞、驻华科学考察团团长和英国文化协会驻华代表，以援助战时中国的科学与教育机构。李约瑟从伦敦出发，经印度加尔各答转飞机到缅甸与云南交界处入境，再由滇缅公路抵达昆明。第二年3月底，李约瑟历经4个月的艰难跋涉，终于抵达目的地陪都重庆。
李约瑟到了重庆以后，立即着手建立中英科学合作馆。合作馆隶属于设在伦敦的英国文化委员会，位于嘉陵江边的两浮路胜利新村一号楼(今长江路)，工作人员由17位中、英两国的科学家组成，主要担负为战时中国的科研和教育机构援助物资、提供信息的任务，并先后为云南大学、西南联大、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中华自然科学社所等高校和机构提供了许多急需的科学文献、教学仪器和化学试剂。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野蛮封锁，当时中国学术界饱受战争之苦，与国外的信息交流几乎完全隔绝，处于停顿状态，在物资使用上更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中英科学合作馆在李约瑟的主持下，通过英国文化委员会将6775册科技图书从海路运到印度再转运到重庆，并将约200种英国科学工程和医学杂志复制成微缩胶卷运到中国，这些宝贵的书刊资料因此成为战时中国科学界的主要信息来源。为了帮助中国科学工作者和国外同行进行学术交流，李约瑟还竭力将中国科学家的论文推荐到国外的科学期刊上发表；此外，介绍许多学者到英国进修深造，邀请英国学者来华讲学。正是在李约瑟等人的积极努力之下，中国教育科研机构不仅加强了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而且科学研究成果也得以远播国外。李约瑟对中国科学教育事业的倾力主持，给了中国科学家以极大的鼓舞，因此受到中国科技、教育界的广泛尊重。
两访浙大
抗战时期，浙江大学为避战乱，从杭州西迁到贵州的遵义和湄潭办学。
1944年4月10日，李约瑟自重庆来到遵义，对浙江大学进行考察访问，竺可桢校长亲自接待，并请李约瑟为师生作了《战时与平时之国际科学合作》的演讲。李约瑟的精彩演讲不仅带来了国际和平主义者的声音，鼓舞了浙大师生坚持抗战的士气和坚持教学、科研的热情，而且使他们认识到中国的抗战并非孤军奋战，而是得到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与进步人士支持的正义事业，从而坚信中国的抗战必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演讲结束后，李约瑟参观了浙江大学工学院实验室，晚上还与师生进行了友好交流。
10月22日，李约瑟应竺可桢校长的邀请再次来到遵义，参加中国科学社成立30周年纪念活动，又来到位于湄潭的浙大理学院和农学院参观考察。李约瑟原计划在浙大呆四五天，结果却发现可看的东西实在太多，因而考察了整整8天时间，直到29日才离开浙大。
24日上午9点，李约瑟为浙大师生作《科学与民主》的演讲，生动地阐述了科学与战争的关系，他充满激情地指出:纳粹的失败足以证明科学决不为暴君专制者所利用；近代科学的兴起，与文艺复兴、宗教革命及商业兴盛有关；而近20年来苏联在土壤、地质及胚胎学上所取得的显著进步，充分证明社会主义并非反科学。晚上8点，李约瑟作了《中国科学史与西方之比较观察》的演讲，着重分析了中国之所以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主要在于中国的经济制度与欧洲的经济制度迥然不同，中国继封建制度之后是官僚制度或官僚封建制度，而非欧洲那样的资本主义制度。整个演讲紧紧围绕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中西方科学发展的比较而展开，浙大师生由此深刻地认识到，虽然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但中国古代科技文明却受到全世界的尊重。25日上午9点，李约瑟又作了《中国之科学与文化》的专题演讲。
期间，李约瑟在竺可桢校长和师范学院院长兼理学院化学系主任王进等教授的陪同下，参观了湄潭校区的化学系、生物系、数学系、物理系、农化系、湄潭茶厂和遵义校区的史地系，对浙大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在湄潭校区，李约瑟亲眼目睹浙大师生尽管身居偏僻山村，面对经费拮据、设备简陋、交通阻塞、物质匮乏、空袭骚扰、疾病困扰、通货膨胀等重重困难，但始终恪守“求是”校训，依然正常有序地开展教学，保持浓厚的学术研究氛围，取得了高水平的科研成果，他不由得为之惊叹。浙大学者束星北的《加速系统的相对论转换公式》、王淦昌的《中子的放射性》等5篇论文给李约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把它们带到伦敦，发表在英国《自然》杂志上。
李约瑟两次访问考察浙江大学，不仅给浙大师生提供了物质上的援助，如购买刚发明的维他命D精等急需的药品，有效地缓解了学校师生诊治皮肤病的燃眉之急；而且给饱受战乱的浙大师生带来的精神食粮，促进了战乱时期浙江大学的学术研究以及与国外学术界的广泛交流；同时还向全世界宣传了浙大，为“东方剑桥”声名远播、走向世界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009年06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