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77年10月，高考恢复。于是就有了一群被打上历史标签的特殊的大学生，他们先与众人一样，在历史的漩涡里挣扎，然后有幸通过高考进入命运的上升通道。有西方媒体把中国恢复高考后第一代大学生，称为“可怕的两届半”(77、78级和半届79级)，说他们可怕，是因为他们有着惊人的能量——他们对于新中国走过的道路有着深刻的感受和反思，他们身上既保留着优良的革命传统，又有着除旧布新的渴望。
采访嘉宾：郑强
1960年9月生。现任中共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高分子合成与功能构造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浙江大学高分子复合材料研究所所长，浙江省政协委员。198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
在浙江大学，郑强教授以激情的演讲被学子们称为“最牛愤青教授”和“强哥”，他的演讲与他研究的高分子领域无关，主要涉及的是教育、科研、人才等诸多与高校和学生息息相关的话题。他的讲稿传遍大江南北，在许多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和学生中间广为流传，引起了广泛的共鸣，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他以他对学生的热爱而荣获“浙江大学学生心目中最喜爱的老师”、“浙江大学教书育人标兵”和“我最喜爱的浙大老师”等称号。
经历了77、78两次高考
记者：您还记得当年参加高考时的场景么？
郑强：那个时候高中只读两年，我高二的时候参加了两次高考，上学期参加77年高考，那是试探性的，77、78的高考就差半年，高二毕业又参加78年高考。
考场哪儿像现在人山人海，什么小车接送、警车开道、警察维护，那都是没有的。我考的地方离我家挺远，坐公共汽车怕耽误了，所以早晨提前走路，走了一个半小时。中午也没有像现在的孩子这样有爸爸妈妈呵护，就在旁边吃了两个馒头，然后背背单词准备准备，很艰苦。
到校的第一件事：缝被子
记者：您到杭州上学的时候，家长有没有去送一送，第一天到学校是什么情况？
郑强：从重庆到杭州，要坐两天两夜40几个小时的火车。自己的车票钱都紧张，哪儿还有父母送啊，那时候都是一个人坐火车。为了凑路费，我爸爸把我们家心爱的手风琴卖了，那是我拉的手风琴，卖了50块钱，这才凑足了路费和学习用品的费用，我记得火车票是39块钱，不容易啊。
来学校后的第一件事情是缝被子，所有的被子都要自己缝，一床被子我缝了4个半小时，不会缝啊。现在哪个孩子还会缝被子啊，都有被套。那个时候的被子就是一张床单，里面就是棉絮，像缝衣服一样。
“野性”铸就了我们那一代人的成功
记者：您这一代大学生有什么鲜明的特点？
郑强：我觉得那个年代的同学可以这么讲，的确是被“误”的一代。但是恰恰是被“误”了，被耽误了，所以也让我们77、78的同学特别地珍爱得之不易的学习。真正要说教育改变了人生，改变了一切，在中国，77、78届的大学生才是标志性的一代人，使中国民族真正走向腾飞。
我们身上由于对知识的渴望而焕发出对学习很强的动力，生活的简朴、学习的刻苦、精神的朝气……迄今想起来我都引以为豪。举个例子，我们当年到了大一大二才学不定式、动名词，现在初三就有，那么你们怎么可以说77、78届当教授的外语不如现在的小孩？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耽误并不可怕，关键是我们那一代的人精神没有沉沦，精神没有萎靡。肩负民族使命感、责任感、振兴中华这种响亮的口号，深深地鼓舞了我们那一代人。
付出越多，痛苦越多，就越珍惜。大学里见不到同学有跳楼的，也见不到有抑郁症的，也见不到哪个埋怨钱少了、有小车、别墅，没有的。
另外一个方面， 77、78这一代人的成功，我除了说他们学习的刻苦以外，从他们的身上，恰恰可以看到中国教育的希望，到底教育改革是什么？不是教材的更新，不是说搞点什么精品课程，关键我们要反思的是，教育怎么去焕发青年学生对科学的渴望，对未知的天真。所以我要说77、78届的成功，与其说他们刻苦，还不如说是他们身上保留的一丝“野性”铸就了他们今天的成功，这个“野性”体现在他们中小学、幼儿园没有像现在的孩子这样所谓的读书。我们看到现在这些孩子的读书，所谓的精细化，教材的精细化、先进化、国际接轨，实际上根本没有理解教育的真谛。教育的真谛恰恰是焕发他内在的动力和对科学知识的渴望。
半年洗一次澡堂，一个月存5元钱
记者：当时大学里的学习、生活条件怎么样？
郑强：学校澡堂半年开放一次，我们才能到澡堂洗一次澡。平时都用热水瓶从开水房打热水到盥洗室里洗，冬天也是如此。食堂的饭菜虽然便宜，但跟现在比种类就少得多了。荤菜主要就两种，一个是“大块肉”，肥的瘦的都有，还有一个就是“肉饼蒸蛋”，基本上就没有其他荤菜了。就这样我们也很难得才开开荤，你想，那个时候一个月生活费35块钱，我还要存5块钱，只用30块。
存5块钱当然是那个年代的学生节约呗，为了每年回家不要再给父母亲增加负担，用自己省下来的钱去买火车票，剩余的再给他们买点杭州的特产，藕粉、茶叶什么的。
那时候班上有自行车的人也很少，全班60个同学只有3个有自行车。第一学期开学的时候没有人用手表。
课余生活就是读书、读书、再读书
记者：大学里，课余都做些什么？
郑强：没什么课余休闲，那个时候的同学们每天最大的愿望就是吃过饭了以后到教室去自修。上课精力的集中，自修的认真和投入，说实话我们是很自豪的。
我的眼睛也因此付出了代价，高考的时候眼我视力还很好，进了浙大以后就一年一年地加深，这是很可惜的，也说明我们当时读书很认真。
校园恋情？几乎没有
记者：校园恋情当时普遍么？
郑强：班上几乎没有同学谈恋爱，一个原因是受社会的风气影响，关键在于当时学生们比较淳朴，把一切的精力都放在了学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