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新形态高校教材正当时
    新中国高校教材出版曾有过耀眼的辉煌
    
    新中国的高校教材出版曾有过非常辉煌的60年发展历史，在这60年中，一些高校教材的扛鼎之作让人至今难忘。如：王力教授主编的《古代汉语》（出版190余万套），白寿彝教授总主编的12卷22册、1400万字的《中国通史》，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等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出版100余万套），许国璋教授主编的《许国璋英语》（出版700余万册）等等。当然，新中国优秀的大学教材多如繁星，我只是举例而已。
    
    什么是中国高校教材的扛鼎之作呢？我们不妨从王力教授的《古代汉语》看：首先它惠及人数众多；其次，发行量大；再其次，知名度高、影响深远。
    
    1959年，在王力教授的主持下，北京大学中文系进行了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改革，把文选、常用词和通论三者结合起来，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我们现在看到的《古代汉语》，就是在北京大学内部讲义的基础上修改、补充而成的。《古代汉语》全书共4册，第一、二册正式出版于1962年，第三册出版于1963年，第四册出版于1964年，凡126万多字。《古代汉语》首创了文选、通论和常用词三结合的体例。
    
    《古代汉语》问世以后，受到广泛欢迎，许多高校把它选作教材，自学者亦将其作为学习古代汉语的主要参考书。此书出版后不久，香港、台湾便出现了翻印本，日本学者还将通论部分译成了日文。1987年，该书荣获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特等奖。到2006年，该书已重印40多次，印数接近190余万套。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从事语言与文学研究的学者，大都从中受益。
    
    1999年3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通史》的最后一卷，即第十二卷。至此，白寿彝教授总主编的12卷本、22册、1400万字的《中国通史》，历经20个年头的研究和撰写，终于全部出版。4月26日，北京师范大学举行“祝贺白寿彝教授九十华诞暨多卷本《中国通史》全部出版”大会。会前，白寿彝教授接到江泽民同志写于当天并委托专人送来的贺信。江泽民同志在信中说：“《中国通史》的出版，是我国史学界的一大喜事，您在耄耋之年，仍笔耕不辍，勤于研究，可谓老骥伏枥，壮心未已。对您和您的同事们在史学研究上取得的重要成就，我表示衷心的祝贺！”
    
    新中国成立之后，翦伯赞主编了《中国史纲要》，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经许多学者的努力也终成完帙。范文澜在五六十年代着手修改《中国通史简编》，并陆续出版修订本。关于《中国通史简编》，刘大年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是“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叙述中国历史的著作”（《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蔡美彪教授继续范文澜的事业，于1994年出版了10卷本的《中国通史》。白寿彝先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着手主持中国通史的撰写工作，于1980年出版了《中国通史纲要》。这些撰述，是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等人中国通史撰述的继续和发展。
    
    但是，我们今天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新中国高校教材出版曾有过的辉煌属于过去；在今天，中国高校应当如何适应21世纪的教育变化、教学变化、学习方式变化、教育技术和出版技术变化等去创新和发展，这是我们应当高度重视的问题。
    
    比如，21世纪的高校教材还仅靠一个人或几个人去编写吗？21世纪的高校教材如何与最新的高新技术，如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相结合？21世纪的“新形态”的高校教材究竟是什么样？这些问题，是已经或将要摆在我们每一个高校教材编写和出版教材者面前的大问题。
    
    出版界要看到我国高等教育界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教育部今年11月20日召开的“2010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视频会议”上指出，高校“要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推动新一轮高等教育改革。各类院校都要合理定位，努力形成自己的办学理念和风格，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争创一流。各地教育部门要积极调整人才培养类型结构和专业结构，对就业状况不佳的专业，要切实采取有力措施予以调整。”袁部长的讲话，实际上是要求全国高校要按照社会需要进行新一轮的改革。这一轮改革，将对高校教材建设，提出全新的要求。
    
    实际上，我国高等教育进入21世纪以来，已经发生了很多令人瞩目的重大变化。
    
    例如，随着在校生人数的增加和社会对其需求的变化，高校对大学生的培养目标发生了很大变化，高校已由传统的精英型培养模式转向研究型和应用性并重、应用性需求更为突出的人才培养模式。因此，高校教材的内容和形态也必须与之发生相适应的变化。因为，教材是否与培养目标一致，是衡量教材优劣的重要标准。从当今的世界潮流看，教学的个性化特征已经越发明显，教材当然也要随之发生变化。从目前的我国大学教材看，可分为研究型大学和应用型大学等不同层次。然而，学生们使用的教材却没有明显的区别。目前许多大学的文科教学还很落后，一些学科不注重学生的个体差异，仍以上大课为主，加上现有的大学文科教材理论性普遍较强，实用性较弱，这不符合袁贵仁部长近日提出的当今社会对人才培养的需求，也是不符合21世纪教育发展规律的。
    
    再如，在高校扩招和优质教育资源稀缺的条件下，如何保证和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优质的高等教育需要优秀的教材，优秀教材本质上是给教师提供优质的教学资源，给学生提供优质的学习资源。这种供给教师和学生的教学和学习资源，是可以让教师和学生进行个性化选择的，因而其信息应当是海量级的（特别是因为在网络条件下），其内容应当是经过教育和学习的锤炼与检验的，是集中该领域教育教学成果之精华的。显然，这样的教材已经不是传统意义的一本书，或更确切地说，不能仅仅是一本书，它可能是包括网络教材在内的全新的系列教材。这种系列教材不大可能由一个作者组织几个人分章写作就能完成，它需要由已往教材编写的个体户模式转变上升为现代优质教学资源的群体研发(有领头人主导)模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与现代教育发展相契合的“新形态”的教材。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原社长、现任高等教育出版社副总编王霁曾在接受《大学出版》杂志的记者采访时说：21世纪的高校教材“要达到这种‘新形态’教材的要求不是很容易的，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这是一场革命，是教材编写和出版的革命。”王霁认为，高校教材的革新，仅就教材出版本身谈教材出版是找不到解决办法的。高校教材面临一次较大的突破，不是简单地按照现有的编写方式出几本好教材的问题，而是应当从教材的编写理念、内容形式、编写机制、作者和出版社合作模式等方面进行大的改革，开发出适应教育发展和出版发展要求的“新形态”的高校教材。王霁甚至提出：要“实现与现代教育革命、学习革命和出版革命相适应的教科书革命。”
    
    新技术为高校教材编写和出版展现了广阔前景
    
    进入21世纪，全世界的科技发展突飞猛进，其中对高等教育教材出版影响最大的因素之一，是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
    
    其中，仅从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来看，从21世纪初的“网格技术”到今天的“云计算”、“智慧的地球”等，网络技术的发展一日千里。
    
    据教育界计算机专家介绍，“云计算”的核心技术是资源集中与虚拟化技术，代表未来网络发展的方向，是下一代网络计算的极其重要的商业模式。
    
    什么是“云计算”？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方滨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解释说：“‘云计算’是这样一种计算模式，计算的边界由经济原理决定而不是由技术限定。‘云计算’首次将计算从桌面搬到网络。”他说，聚集即为“云”，“云计算”的集中管理的分布式处理，将产生云搜索、云服务、云教育、云教学、云媒体、云认证、云托管、云商厦、云仓库和云平台等等。
    
    北京大学网络研究所所长李晓明认为，今天产生“云计算”，是因为今天的网络计算越来越快，网络环境越来越好，计算和存储硬件设备越来越便宜。
    
    IBM中国研究院副院长陈滢指出，世界上的计算机专家们普遍认为，从1950年计算机出现到大型机时代、PC机兴起、互联网革命，计算模式的变革存在一个15年的周期，2010年将是新周期的起点，是互联网的“智慧的地球时代”，所有透过网络提供的服务都是“云计算”。“云计算”通过物联化、互联化和智能化，将让人们能从网络上发现知识。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许多中国高校，这两年已经开始同IBM和英特等国际技术领先企业开展“云计算”的教学和研究，开始引进或同国外机构合作编写有关“云计算”的教材。中国国内出版的第一本关于“云计算”的教材《虚拟化与云计算》，已于今年10月由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
    
    “云计算”相关教材的出版提示我们，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大学教材的出版，光靠教育界的专家们在那里挖空心思规划教材发展前景，靠出版社的编辑们在那里绞尽脑汁出大学教材选题，靠大学的教师们带着几个研究生或博士生单打独斗式地编纂教材，都将是远远不够的了。
    
    高质量的大学教材必将由一批教育界、科技界和出版界的专家群体相互紧密配合，站在国际社会和科技发展的最前沿，通力合作，靠集体的智慧编写。
    
    （2009-11-27）
    
    本周值班编辑 刘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