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日前，浙江大学校务会议经讨论决定，授予陈桥驿教授浙江大学“竺可桢奖”，颁发荣誉证书并发放奖金10万元。
    
    浙江大学副校长褚健在6月8日的授奖仪式上称陈桥驿教授为“当代郦学领域的学术泰斗”。那么，陈桥驿是如何与《水经注》一书结缘的呢？请看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方志学者颜越虎对陈桥驿所作的专访。
    
    祖父手中的故事书
    
    我与《水经注》结缘，还得从我祖父讲起。在孙辈中，祖父最看得上我，直接掌管我的教育（事宜）。我出生于1923年12月，记得我五岁那年，祖父教我念的第一首诗是“松下问童子”。我很快就背熟全诗，父母听了很高兴。不久，父亲也教我念一首诗：“少小离家老大回”。第二天，我把父亲教的这首诗也背给了祖父听，祖父不高兴了，他把父亲叫来，说：“教阿均（“阿均”是我的小名）的事情由我来，你不要管。”后来我才知道，他的意思是念唐诗要从五言诗开始，父亲教我的是七言诗，爷爷认为这打乱了他的教育计划。我讲这些，实际上是为了说明祖父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当然，影响最大的就是《水经注》。那时，我们家住的房屋叫“状元台门”，在绍兴很有名，是明代绍兴的状元张元忭的府第，大概是在清朝嘉庆年间卖给我们陈家的。童年时代，在我记忆中最深刻的是：夏天，晚饭之后，在状元台门内的大天井中，听祖父讲故事。祖父坐在藤椅上，我坐在小竹椅上，和堂兄弟姐妹一起听讲。祖父指着我家北面一座山说：“这叫府山。春秋时期，越王勾践杀了有功的大臣文种，就把他埋在这座山上，所以这座山也叫‘种山’。”然后，就开讲勾践和文种的故事。第二天，他又指着南边一座山说：“这叫飞来山，也叫怪山。这座山原来在山东东武县的海中，一天夜里忽然飞到了这里，这里的百姓感到奇怪，就把这座山叫做‘飞来山’、‘怪山’。”
    
    祖父的故事真多，我注意到他讲故事的时候，常常会拿出一叠小本子的书，翻一翻，看一看。我心想他讲的这些好听的故事，一定与这一叠小本子的书有关系。
    
    《水经注异闻录》的启发
    
    1941年春，我已在省立绍兴中学读高中。由于日本侵略军过了钱塘江，绍兴沦陷。学校提前停课，我准备去嵊县的绍兴中学分校就读，但走在半路上就听说分校也停课迁移了，只好回绍兴家中。
    
    回家的当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想，如果暑假以后学校能够复课读书，也还有好几个月时间。这段时间我应该读点什么书呢？我马上想到了以前购买的一本书，就是任松如编的《水经注异闻录》。
    
    当天晚上，我就开始读这本书，此后，就天天看，一直把这本上下两卷的书读完了。这本书所说的“异闻”，其实就是《水经注》中记载的奇异故事，编者只是把这些奇异故事从原书中摘录出来，加以分类编排而已。
    
    《水经注异闻录》的上卷一共收录了323只“异闻”，下卷收录401只。这些“异闻”有不少是我童年时听祖父讲过的故事。读完这本书，我的心中也隐隐有了研究《水经注》的欲望。
    
    其实，在我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祖父就已经把他的那叠小本子书交给了我。那时，我才知道这本书叫《合校水经注》。
    
    《水经注》的作者是北魏的郦道元。《合校水经注》是清代学者王先谦对《水经注》研究的一个重大学术成果。祖父把这书给我之后，我曾经读过其中《渐江水》一篇。看完这本《水经注异闻录》后，我就想：任松如所做的编辑工作很简单的，但他的书也能畅销。从我读过的《渐江水》一篇来看，其中有不少山名、水名、人名，有许多是比“异闻”更有价值的记载。如果接下来好好研究它，一定可以出一本比《水经注异闻录》更有价值的书。这应该是我研究《水经注》的一个起点。
    
    祖父领我走上研究正道
    
    一天，我就把想研究《水经注》的想法告诉了祖父，并把我手头有的三种有关《水经注》的书拿给他看。一本是他给我的石印的巾箱本《合校水经注》，两本是我自己买的世界书局的铅印本《合校水经注》，以及《水经注异闻录》。祖父看了后，就向我讲了《水经注》版本的问题。他说，铅印本和石印本是两种不同的版本，你买的铅印本是武英殿本，也就是清代宫廷里刻的书，是官本，凡是武英殿刊印的书，都是了不起的高档书。武英殿本《水经注》就出自戴震这个大名鼎鼎的学问家。《水经注》有不少的版本，能够多找几种版本看看，或许还有补充戴震、王先谦不足的余地。至于《水经注异闻录》，祖父认为（此书）不登大雅之堂，只能作为茶余酒后的谈资，并不是做学问。
    
    搞研究的人都知道，版本对于初入门的人来说，实在是非常重要，版本学、目录学因此被称为“治学门径”。祖父的这一番话，使我茅塞顿开，他给我指出了一条研究《水经注》的正道。
    
    1944年秋天，我通过考试进入了中正大学社会教育系。在接下来的学习中，我发现大学的教育也是灌输的方式，这对于我这个已有一定自学能力的人来说，是相当失望的。三个月后，我就离开了学校，从此走上自学的路。《水经注》是我毕生研究的重要课题，我如果有什么成绩的话，也都是靠自学取得的。
    
    全家关门抄笔记
    
    《水经注》研究真正开始有成果，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那时，我记录有关《水经注》的读书笔记十几本，卡片有几千张。
    
    1964年，我发表了一篇《水经注的地理学资料与地理学方法》的论文。由于我在这篇论文中引用了古人对《水经注》（评价）的一句话：《水经注》是“宇宙未有之奇书”，导致在“文革”中受到冲击，被批斗、抄家。多年积累的几千张《水经注》研究的资料卡片被全部抄走。所幸的是十几本笔记本还留存在家里。为了防止这些笔记本落得同资料卡片一样的命运，我妻子胡德芬把它们转移到萧山一位朋友家里。但后来在萧山也不安全了。朋友只好悄悄把笔记本送回我家。
    
    1968年6月30日，“造反派”勒令我交出《水经注》研究笔记本。我妻子推说笔记本已经放到乡下。这样，我们就获得了去乡下拿回笔记的5天时间。在这5天中，我们全家一起上阵。每天晚上，我们夫妇，加上大女儿、二女儿和十四岁的大儿子五人，连夜抄录笔记本上的内容。为了不被外人察觉，家里的所有门窗全用棉被、床单遮得严严实实，电灯用黑布罩住，在昏暗的灯下，我们全家五人通宵达旦地抄录。我的小儿子只有十一岁，不能担任抄写工作，就在屋前屋后观察，以防外人突然闯入。五天之后，当我忍痛把这十几本笔记本交出时，我们全家人已经抄出了一个潦草不堪，但非常珍贵的底本，足足有几十万字。我的研究也就因此得以顺利延续。
    
    还要告诉你一件秘密（事），我在“文革”中，并没有放弃对《水经注》的研究，不过当时我为《水经注》包了一个红色外套，外观就像是一本红宝书。
    
    《水经注》中有宝藏
    
    我研究《水经注》，如今已出了不少专著，海峡两岸都出我的书，表明对我的研究的一种认可。其实，要说最大的成果，或者说最大的价值，就是《水经注》本身，我只不过是发现了其中的价值。举个例子，“五胡十六国”时代一般都认为是一个纷争不断、生灵涂炭的时代，但我在研究《水经注》时发现，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各方交流、民族融合的时代，同时还是一个“地理大交流”的时代。当时，北方的匈奴、鲜卑、羌族等游牧民族跨越长城，进入华北和中原地区，他们告别了“天苍苍，野茫茫”的自然地理环境和“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游牧生活，开始在汉族世居的小麦杂粮区定居。而华北和中原的汉族则被迫迁移到江南稻作区。这是巨大的社会变迁，所有的人都面临新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新旧地理环境构成了他们现实生活和思想上的强烈对比，也扩大了他们的眼界，丰富了他们的地理知识。一大批的地理学著作就在这个时候诞生。《水经注》正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这场“地理大交流”完全可以与十五世纪的“地理大发现”相媲美。这样的发现带给我常人难以想象的乐趣。
    
    《水经注》不仅记载了大小水道千余条，还详细记述了各水道所经地区的山陵、城邑、关津、建筑等情况，甚至还涉及到了有关的历史事件、人物和神话传说等内容。我在研究《水经注》的过程中，就因此旁及到了历史地理研究、古都与城市研究、地名学研究、地图学研究、历史灾害研究、地方志研究等学科。
    
    我今年已经八十八岁，还将继续与《水经注》做伴，因为《水经注》中有无穷的宝藏。
    
    (2010-0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