廊桥遗梦

发布时间:2011-04-19来源:杭州日报


    人家说庆元有个“吴傻子”。我想成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文物保护者。

    
    木拱廊桥,我们庆元人叫它“喜鹊窝桥”。喜鹊搭的窝,最复杂、最结实,也最漂亮了。我们形容天上的银河,说它是“鹊桥”,木拱廊桥就是人间的鹊桥。在中国传统木结构桥梁中,它的技术含量最高,只在浙闽两省的丽水、温州、南平、宁德几个地方才有。
    
    庆元隶属丽水,自古就是偏远之地,古代舟车不通,建桥就成了山区交通的必要条件。宋元以来,庆元修建的廊桥有230多座,2004年廊桥普查时,还保留着97座,宋元明清各个朝代的,现在都有。这在全国也是独一无二的。
    
    我是庆元第一个专职文物干部。这些年来,为了保护文物,我是软的也来硬的也来,得罪了不少人。搞文物的应该算是文化人吧,可我恰是农民出身,缺少文化修养,头脑简单,心胸狭窄,容易激动。我认为保护文物古迹、修桥铺路是积德行善,上对得起祖先,下对得起子孙,还有文物保护法规为我们撑腰,就想成为一个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文物保护者。
    
    结果呢,我的做法太土、太野蛮了。难怪人家要说,庆元有个“吴傻子”。
    
    可我有时候想,如果我不野蛮、不傻,没有这点“蠢牛”性格,在我手上,祖宗传下来的宝贝兴许就保不住了。
    
    我问我哥,“不知师傅知不知道廊桥怎么建?”哥哥说你管这闲事干什么。
    
    我这一生被人叫过不少绰号,好听一点的,叫我“老秀才”。这是因为我字写得好,被人当作知识分子,其实我初中都没毕业。
    
    我家是地道的农民,父亲在1960年困难时期饿死了,母亲让我退学。回到村里,我当了夜校老师——我后来为什么对工作很卖命,就是因为觉得是党培养我的,有种感恩的心情。我当了两年老师,学生全都比我年纪大。学生叫我老师,我的老师就是一本《新华字典》。
    
    搞文物之前,我当过木匠,放过电影。当电影放映员时,自己写电影广告,白纸用订书机在墙上啪啪钉好,拿起毛笔就写,写的是繁体字,旁人看了都叫好。文化局领导看到了,以为我是个“老秀才”。后来缺少搞文物的干部,他们就想到我了。
    
    学木匠,我气力不够,抡起斧头向左砍左边腰疼,向右砍右边腰疼,一天下来浑身痛。但我会动脑筋,晚上睡下来就反复想,内部榫头与榫槽是怎么连接起来的呢?不到半个月,原理就搞通了。
    
    我当木匠时路过廊桥,就跑到桥底下看它的构造,看得入迷。我哥也是木匠,我问哥,“不知师傅知不知道这桥怎么建?”在哥哥说你管这闲事干什么。哥哥那里碰了壁,我也不敢问老师傅了。
    
    文化局第一次招文物保护干部,宣传部长点了我的名。我说什么是文物?
    
    后来开公路了,廊桥一座一座被破坏掉,现在大家都觉得可惜,以前就我一个人觉得可惜。
    
    木拱廊桥的构造是很科学的,它不费一钉一铆,全部用榫头连接,十分坚固。桥面上盖廊屋,两侧用风雨板遮挡,风吹雨打都不怕,所以能够保存到今天。古人讲风水,廊桥一般都建在村庄的水尾,保证财源不会流失。
    
    廊桥也是一个村庄最好的社交、娱乐、祭祀场所,桥上设有神龛,还有“桥市”,卖肉卖菜卖水果的小贩都到桥上做生意。
    
    桥上往往还有各类桥记、题字、对联、诗赋、雕刻、书法,有很高的文化价值。这些都是我干了文保以后学习的,研究起来很有味道。
    
    1980年,我在庆元电影院做临时负责人。5月份,文化局第一次招文物保护干部,宣传部长点了我的名。我说什么是文物?我连“文物”这个词都咬不准。部长老婆有文化,她告诉我:“搞文物都要本科生的,要你去,说明你有学问。”
    
    我觉悟不高,向部长表态:只要把我老婆调到县城,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我就这样成了庆元第一个文物工作者,很长时间里,也是全县唯一一个文物干部,一干就是27年。
    
    5月份调过去没几天,我被派去龙泉学习挖掘考古。人家嘲笑:这个傻子,电影那么吃香,他却去捡破碗,钻破洞——“吴傻子”的名声最早就是那样传开的吧,哈哈。
    
    我这个人说话直,爱“放炮”。1983年,当时的省文物局局长、文化厅副厅长毛昭晰来丽水开文物会议,我就在会上放了一炮:“放电影还有一个操作规程,我们搞了三年文保都没有受过培训,都在瞎搞。”
    
    毛昭晰说,你这个意见提得好。第二年,国家文物局在成都办培训班,浙江两个名额,给了丽水一个,就是我去啦。那次收获太大了,看来好提意见、好“放炮”虽然会吃苦头,但也可能会占便宜啊。
    
    刀架在脖子上,也不能随便说文物没价值!如果事后证明它的价值,你就是渎职。
    
    我做过最傻的一件事,就是深更半夜赖在县长家门口,要他拨款重修西洋殿。
    
    西洋殿是纪念“菇神”吴三公的。庆元香菇很有名,吴三公就是人工栽培香菇的创始人。他生于明代,是庆元百山祖乡龙岩村人。
    
    西洋殿始建于南宋,清代重修过,距今800多年了。西洋殿是庆元雕刻艺术最精致最华丽的一座古寺庙,“文革”时用作牛棚和农药厂,面目全非,古戏台都坍塌了两间。我每次路过,看它一副破败相,可是太阳底下,那些柱檐上的雕刻——诸葛亮唱空城计、司马懿兵临城下,还是那样生动美丽。
    
    从我干上文物这一行,我就立志:这座寺庙不保护,我搞文物也没意义了。
    
    重修西洋殿的过程很血泪的,因为没有资金。有一年县财政好不容易挤出5万元,可是到了夏天发水灾,村子淹了好几个,这笔钱也泡汤了,救灾要紧。有钱修一修,没钱停下来,西洋殿修修停停好几年。
    
    有一次资金又断了,我实在苦闷,晚饭时喝了点酒,热血涌上头,就跑到县长家去了。我在他家门口的地上坐着,等到11点,县长回来了。我就向他要钱,吃相蛮难看的。县长火了,说要报警。我立刻双手抱拳,怒视着县长:呜呼,谢谢你了!如果为抢修西洋殿而坐牢,我会倍感荣幸!
    
    第二天,整个县府大院都知道,昨晚有个疯子到县长家闹事。连省里的毛昭晰老师都知道了,省文物局特意拨了5万元救济款。毛老师批评我:“精神可嘉,但不能过分。”我现在回想,也有点后悔,真是傻干啊。
    
    2005年,在庆元市民广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给庆元后坑桥颁发“文化遗产保护卓越奖”,我上去领奖时,群众在下面议论纷纷:“就是这个人,赖在县长家门口不走,人家说他是无赖……”有朋友告诉我:你风光了,县人大主任在广场上为你现场开解,说“我们庆元唯独是老吴,确实是为了公心”,你真是傻得可爱啊。
    
    有人说“这么××的一座破桥,庆元随便找找20几座都有!”气氛一下子僵掉了。
    
    说到我和廊桥的缘分,是从保护、拆建兰溪桥开始的。
    
    兰溪桥是全国现存单孔跨度最大的木拱廊桥,始建于明朝万历二年,重修于清朝乾隆59年,是木拱廊桥技术成熟时期的一个代表。几百年来它一直藏在庆元东部的一个大峡谷里。那个地方叫“英岭尾”,上世纪70年代建了水电站。据说测绘人员走进深山,看到上游的兰溪古桥,惊叹不已,就以桥的名字来命名水电站。1983年,兰溪桥水电站为了增加发电量,需要加高大坝,县里开会决定,拆掉兰溪桥。
    
    当时根本没考虑它是文物古迹,也不会有人来征求我的意见。倒是文化局长跟我说:桥梁上有很多文字题迹,你去把梁扛回来,以后可以搞陈列。
    
    我带着一台120相机赶到现场,谢天谢地,还没动工。我跟总指挥说:兰溪桥是文物古建,不能拆。这位总指挥以前当过龙泉县副县长,龙泉解放初有个著名事件:当地拆了一座宋代古塔,把塔砖拿来铺大街,结果县长被撤职,轰动一时。总指挥懂法,他答应我,缓拆。
    
    回去后我马上写报告:兰溪桥不能拆!写好请领导签字。领导认为县委扩大会议都通过了,有麻烦。我心急火燎,没办法,就在报告上盖上我自己的私章,9个县委常委,每人送了一份。同时抄报地区文物科、地区文化局和省文化局——这三份报告上我写了三个字:“急!”
    
    我这种做法绝对属于无组织无纪律的,一位平时对我很好的领导骂我:“吴其林,你这个半途出家的和尚,把大济庙搞成文物,现在要把兰溪桥也搞成文物!是不是文物,还要研究研究!”
    
    但有一位副书记被我感动了,他表态,请省里专家来现场考察,兰溪桥到底有没有价值。
    
    几天后,省里来了一位姓傅的处长。宣传部长悄悄告诉我:“处长的级别,同县长一样。”是大人物哎。县里马上派了一部车,交通局长、文化局长、副县长,挤了一车人去兰溪桥。傅处长在现场点评一番,建议立即成立“兰溪桥拆建领导班子”。
    
    第二天再开县委扩大会议,会议还没开始,有领导就开骂了:“这么××的一座破桥,庆元随便找找20几座都有!”气氛一下子僵掉了。
    
    傅处长来庆元前已经了解到,庆元交通局长姚舟是解放前的名牌大学生,有名的桥梁专家。傅处长开口先问交通局长来了没有,他可是专家。然后讲了兰溪桥的价值,讲了龙泉拆塔事件,说破坏文物是要判刑的。
    
    我就听到后面搞纪录的秘书在交头接耳:要判刑的、要判刑的……
    
    处长转头问:“桥梁专家,你说对不对?”姚舟站起来,发表了一篇生动的讲话。他说浙江最有名的古廊桥有三座,兰溪桥只能排第三。老大在泰顺,开公路拆掉了;老二在景云,“文革”时烧掉了;现在,老大老二都绝迹了——讲到这里,整个会场鸦雀无声。
    
    会上决定,由我具体负责兰溪桥的拆建。宣传部长说:你要全部拆得下来,还要全部建得回去。不然的话,你这个“小鞋”就穿上了。
    
    我推算,如果要死三个人,第三个肯定是我啰。如果我拆桥死了,就埋在桥边吧。
    
    英岭尾的老百姓对兰溪桥有感情,听说要拆桥,有人放出话来,说拆这座桥会死三个人。我们的工匠特意跑到西洋殿,向菇神吴三公许愿,保佑我们拆桥安全。
    
    我推算,如果要死三个人,一个是建桥师傅,一个是包工头,第三个肯定是我啰。我跟家里人交代,如果我真的因为拆桥死了,尸体不要发回老家,就埋在桥边,群山围抱,四水归塘。
    
    我带着大米、咸菜和铺盖到了现场。工程队拆到哪里,我就画草图,做记号,把所有的资料都记录下来。木拱桥的坡度是多少,牛头结构的倾斜度有多少,我都自己拿线去吊,这样重建的时候我就有第一手材料了。
    
    拆桥就像考古一样严谨。拆到桥面时,那真是一点点的剥离:最底下一层是箬叶,第二层是木炭,第三层又是箬叶,第四层才是沙石料。这样做成的桥面,防潮吸水,几百年都不会腐烂。我之前只在书上看到过,第一次亲眼目睹,很激动。重建时,我们也完全按照这种古老的工艺给予复原。
    
    拆桥的过程中也创造出了很多土办法。比如廊屋上的瓦片要怎么拆?工匠编了一个竹扒子,人坐在屋顶上,很小心地将斜檐上的瓦片一片一片地钩上来。
    
    现场有很多丰富的发现。比如木梁上的墨笔题迹,时间久远,早已墨黑一片了。但是被雨水一淋、太阳一照,字迹全都出来了,格外清晰。不到现场,是看不到这样的奇迹的。这个过程太美妙了。
    
    兰溪桥虽然经历四百多年风雨,桥身仍然非常稳定,那个木拱桥架牢固到什么程度——工人要拆卸拱架的榫头,想了很多办法都拆不下来。最后用了钢钎、葫芦、千斤顶,再运用杠杆、跷跷板原理,花了大力气,总算将榫头拔了出来。
    
    兰溪桥拆了40多天,要死三个人的谣言不攻自破了。我们都很感谢吴三公,特意买了个大猪头去奉献。但是老百姓又说:你们没出事,是因为你们要重建兰溪桥啊。呵呵。
    
    为迁建后的兰溪桥选址时,我灵机一动:如果把兰溪桥迁到西洋殿旁边,就能作为古建筑群一起保护起来。这个建议得到了采纳。现在,这两处古迹相邻而居,成为一处非常漂亮的景观。
    
    可惜啊可惜!前两天路过时发现,为了修高速,后坑桥一边的山坡被挖平了。
    
    兰溪桥之后,我又主持修建了好几座廊桥。到2001年修建后坑桥的时候,我已经很有经验了。
    
    后坑桥建于康熙年间,又叫“红军桥”。1934年,红军曾在桥上与国民党军队展开枪战,红军大胜。有这个背景,1980年首次评“县级文保单位”,后坑桥很顺利地入选了。
    
    1987年,后坑桥的19根木拱架被人偷偷锯走,后坑桥变成了一座危桥。当时作了抢险加固,到2001年,已是刻不容缓落架大修的危桥了。
    
    我很怕建筑公司把古廊桥修得不伦不类,不古不今,这个先例不是没有。所以我坚持验收合格之后再付款,而且合同中注明:一定要“修旧如旧”。这让对方比较不痛快。
    
    工程队进场,没图纸没样子,于是我被领导叫去现场监工。正应了庆元的一句俗语:小猪拉屎到槽里自己吃。我就是这样子的小猪。
    
    因为前头结下了梁子,工程队和我很对立。我去的第一天晚上就给我下马威,他们打电话向文化局长告状,说我耀武扬威训工人。幸好那晚我在镇里吃晚饭,有镇干部为我作证。
    
    我不跟他们计较,我讲我做过木匠,我不吹牛,廊桥的内部构件我滚瓜烂熟,怎么把桥架回去、怎么省工省力,我都知道。
    
    这是一个技术活,我内行,他们服气。我和他们的关系慢慢改善了。但马上又出来一个事件。
    
    19根拱架木必须买新的。工程队的经理运来一车天目山的杉树。我一看,这批木材梢径18厘米,年轮才20来年,是速生树。这不行。廊桥拱架的梢径必须达到2022厘米,年轮起码四五十年,才能保证使用安全。经理说,他到处找了,实在找不到符合要求的木材了。我坚决不同意,一定要他退掉。经理没办法,说要么到东北再去找找,要么明天去码头采购进口铁杉。
    
    第二天,经理重新买来一车木材,是加拿大进口铁杉。梢径达到24厘米,质量不得了的好!可也不得了的重,工人架不上去。我跑到镇上,借来两个五吨葫芦,把问题解决了。那天大家都很开心。
    
    多出来的一车天目山木材,经理豪爽地说,不退了,全部用到桥上!啊呀,这座桥修好后验收,大家都满意得不得了。
    
    那位经理本来亏了一车木材,但这座桥修下来,他们的古建维修资质晋了级。这资质是很厉害的,用一车木材换来,很赚。
    
    2005年,修旧如旧的后坑桥得到了一个很大的荣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六届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卓越奖(一等奖)”。
    
    你看,现在的后坑桥多么精致、古朴。可惜啊可惜!前两天我路过时突然发现,为了修高速公路,后坑桥一边的山坡被挖平了!文物保护关键的一条,就是要保护文物的周边环境。后坑桥原来的周边环境多好,山清水秀。我听说原来决定是挖隧道,不破坏景观的呀。
    
    我一定要建议,无论如何要抽出两个工作人员,到公路上全天巡视。文物这个东西被破坏,看不见不心痛,看到了,没法心安。
    
    造过或拆过一座以后,心中就有数了。木拱廊桥的建造之谜已被我们破解了。
    
    文物保护在基层,是一个艰难发展的过程。我是文物专职干部,还兼任文管会办公室副主任,有好多年我都一个人搞业务。我下乡都是自掏腰包,屁人理你。
    
    最欢迎我的就是老百姓。庆元老百姓有一个好传统,把修桥铺路当美德。当年我为了保古树,办公室副主任被撤掉了,村民跑到庙里烧香,要菩萨保佑我。
    
    我的命运的转折,或者说,文物保护受到重视,是从2004年开始的。那一年我们新上任的县委书记说,庆元廊桥太宝贵了,要大力保护、开发,马上成立了“庆元县木拱廊桥保护与开发领导小组”,古廊桥统一登记造册,全面普查。2005年,廊桥博物馆也成立了。
    
    这以来,乡镇干部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我现在下乡,他们都很热情,“你要多下来几趟”。
    
    现在木拱廊桥的建造之谜已经被我们破解了。我有一个体会,从前的人,有实践经验,但不会写。会写的人又没有实践经验,再加上从前的师傅不愿技术旁落,所以廊桥建造显得很神秘。而我既有实践经验,又会写。其实廊桥造过或拆过一座以后,就心中有数了——几十根木头架起来,这个谜怎么会破不了。
    
    庆元为此还搞了一个“木拱廊桥建造师”的职称,有4个人拿到了,我是其中一个。还有16个人拿到了助师职称。庆元廊桥后继有人了。
    
    如果说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国际廊桥研讨会”今年要在庆元召开,我很想木拱廊桥能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当然我也明白,这事有难度,浙江是文物大省,有申报资格的项目太多了。
    
    (2011-04-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