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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建民:世界的变化与中国外交

发布时间:2011-10-17来源:浙大新闻办作者:整理 陆彬蔚 黄勇 编辑:高楚清86375


    大家好!第一次来浙江大学,听到过很多好评,我自己的接触是与你们的副校长,以及浙大的个别同学。我在省外办认识一个干部,认识很早,他的女儿在浙江大学,今年五月份采访过我。小孩来采访我还是第一次,结果发现她问的问题很好。所以我想,你们的学校有很好的学习氛围,这是人们了解一个单位、一个机构、一个国家第一印象。因此,今天到这里来讲“世界大变化和中国外交”,我是很愿意的。
    

    
今天中国处在一个百家争鸣的时期。中国到目前为止,总共有三次百家争鸣。第一次百家争鸣,2500年前,产生了一大批思想家,他们的有些著作在今天看来仍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芒;第二次百家争鸣是鸦片战争之后,大家思考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在世界上领先了上千年,近代落后了。鸦片战争,给我们非常惨痛的教训,于是一大批杰出的人开始思考;第三次百家争鸣,可能就是现在。今天的中国处在一个思考的年代,许多问题议论纷纷究竟好不好?我认为,议论纷纷比万马齐喑好啊。
    
    我今天的演讲只是一家之言,目的是推动大家思考。我今天给大家讲三个问题。
    
    
正确认识世界至关重要
    
    
第一个问题,认识世界对于正确认识自己、正确制定方针至关重要。
    
    
因为世界的变化,中国和世界联系在一起了。第一次百家争鸣,中国没有与外国的交流。第二次,中国是在外部的压力下才与外国接触。而这次百家争鸣,是世界大变化和中国大变化相互影响的结果。所以在这种环境下,正确认识世界太重要了。
    
    
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研究历史是为了知晓未来。1946年4月,当时中国的革命处在关键的时刻,我们中国人要怎么办?毛主席在1946年4月写了对当时国际形势的估计。他作了三个回答。第一,世界大战的威胁仍然存在;第二,美苏会挑起争端;第三,中国不能妥协。他说话是有针对性的。当时,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抗击德国法西斯,立下了丰功伟绩,人们非常崇拜他。战后世界最优秀的知识分子都支持共产党,中国也是如此。但是斯大林认为,苏联是国际共产主义的中心,全世界的共产主义都得围着它转。举个例子:1931年,希特勒上台以后,共产国际七大通过决议,要求各国共产党开展反法西斯斗争。但是,1939年8月23号,苏联和德国达成了互不侵犯条约,这时共产国际又要求各国停止反法西斯斗争。所以,毛主席很清楚,我们不能跟着妥协。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正确了,我国革命就大踏步前进了。
    
    
但是,我们也有估计错误的时候。1958年底,八届六中全会发表通告,当前国际形势总的特征是“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人们对此笃信不疑。但是,这个估计是完全错误的。1958年,无论是美国、欧洲还是日本都在大跨步前进——我们对世界的认识错了。对内的认识:大跃进,就是十五年赶超英国。那个时候,我们对世界和国内的形势都是错误的。
    
    
20年之后,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邓小平在开放之前提出,中美关系要打开,中日关系要打开。去了日本之后,他与日本首相、天皇、各党派人士见面。同时,邓小平也看到了日本现代化的程度。他参观的第一个企业是日产NISSAN。与中国的长春一汽比较后发现,日本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比我们高几十倍。邓小平感叹了一句,“我现在明白了什么是现代化。”中国的开放,和领导人的经历有关系。我在法国当大使的时候,了解到小平同志在16岁时就去了法国,5年多后回国,他了解工业革命可以带来什么样的成果。邓小平了解世界,作出了正确的决定。开放带来的结果,大家都很了解。
    
    
今天,我感觉到世界和中国都处在很关键的时刻,因而正确认识世界,太重要了。
    
    
带着时代变化的眼光看世界
    
    
第二个问题,时代在变化。
    
    
时代变了有什么含义?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主题。在20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时代的主题是战争与革命。1916年,列宁做了一个论断,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两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中国的革命和战后在许多国家爆发的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证明这个论断是正确的。
    
    
但是时代的特点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是变化的。当时,在我们中国,发现时代变化的第一人是谁?邓小平。80年代初,邓小平反复讲一个观点,今天世界面临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不研究国际事务的人,听了这个话觉得很对。但是我们天天研究外交事务的人,一听,这是不得了的变化。主题变了,了不起的变化。因为在很长的时间里,战争是影响中国内外政策的关键因素。
    
    
60年代,毛主席就说,山雨欲来风满楼;70年代讲燕子已经低飞了,暴风雨要来了。毫无疑问,当时毛主席对形势估计过于严峻,但他也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当时,苏联的霸权主义处在上升时期,对中国很不满意。1969年9月3号,胡志明主席去世。中国的党政代表团在李先念同志的带领下到了河内,苏联也派了党政代表团。中国代表团到了河内之后宣布了一条纪律:见了苏联人,不打招呼,不握手,不讲话。葬礼结束后,苏联代表团柯西金通过越南方面与中方沟通,希望会谈。等到中国同意会谈时,柯西金的专机已经在现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境内,但柯西金见周恩来总理的心情非常迫切,迅速命令调转机头。1969年9月11日,中苏两国总理在北京会晤。
    
    
在这之后,又有了1969年12月在波兰华沙举行的时装表演,美国大使传话给中方代表,美国对中国政策或有大变化。回顾60年代,尼克松上台后,在一次记者见面会上,一位记者问了他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你死之前有什么愿望吗?尼克松的回答也很有意思:我死之前的愿望就是去中国看看,我要是去不了,就让我女儿去看看。这句话被毛主席看到了,于是下了一步棋,把斯诺请回北京,欢迎尼克松来华访问。
    
    
60年代末,是中国外交发生大变化的时期。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帅立下了汗马功劳。1969年5月到9月,毛主席给四位老帅布置了一项任务,叫他们议论天下大事。四位老帅议论后,得出两个了不得的结论。第一条结论: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第二条结论: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这两条结论,给中美关系打开了一条新的道路。所以说,战争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影响内外政策的关键因素。
    
    
1978年,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虽然三中全会没有讲时代的问题,但是决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这包含着一个大的判断。中国的大发展是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之后。当时党内在讨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不是少了点,是不是要多一个以和平演变为中心。邓小平说: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如果思想还停留在战争时代,那就等于敌人大举进攻,而我们在关上大门固守阵地。19年的大发展说明,邓小平的决断是何等的英明。他的根据就是时代变化。所以我们要带着时代变化的眼光看今天的世界。
    
    
随着我国的中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我们外交上也发生了很多变化。1984年,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表了一篇讲话: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每个“新”都有它的含义。新情况:时代变了。新问题:香港、澳门回归的问题。新办法:一国两制的办法。当时,邓小平说了一句话:我要回归的香港、澳门,是保持繁荣稳定的香港、澳门。所以,他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一国两制考虑到了中华民族和港澳同胞的根本利益,同时也考虑到外国人在港澳的利益,在各方利益之间找到了平衡点,产生了共赢。
    
    
时代变了,世界进入了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各国追求和平共赢,这是了不起的变化。2008年金融危机,如果在40年前,我们中国人会很“高兴”,因为“敌人在一天天烂下去,我们在一天天好起来”。2008年,胡锦涛主席讲了八个字,全世界一片叫好。“携手合作,同舟共济”。因为全球化使大家的利益连在一起了,所以大家携手合作,同舟共济。大家都拿这次危机比喻1929年到1933年的大萧条。但是,这次金融危机没有演变成大萧条,就因为存在国际合作,国际协调。
    
    所以,时代变了是国际关系当中最大的变化。
    
    
中国外交取得了大发展
    
    
第三个问题,中国外交的大发展。
    
    
改革开放把中国外交的历史一分为二。人们用三句话来概括中国外交的大发展。分别是:世界大变化;政策大调整;外交大发展。第一句话,前面已有叙述。第二句话,外交是内政的延续,我们把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外交就要配合。
    
    
外交上最大的变化是目标变了。改革开放前,我们的目标是求生存,我们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存而奋斗。但是,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的目标是求发展。中华民族面临自1840年以来第一次全面实现现代化的机会,不能放过。目标变了之后,接下来外交的主导思想就变了。从立异转向了求同。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中美关系就是个例子。从邓小平到胡锦涛,我们和美国说我们之间有分歧,但是我们的共同点远大于我们的分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路。第三,外交工作重要内容变了,从斗争转向了合作。当然现在也有斗争,但是斗争不是为了破裂而是为了合作。中美建交以来经历了三大危机,都是通过斗争,达成妥协。外交政策调整要与时俱进,我们与时俱进了,就能在国际风浪当中能站稳。
    
    
世界大变化,政策大调整,带来了外交大发展。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四十周年。1971年和中国建交的国家只有64个,现在有172个。大部分发达国家与中国建交是在中国进入联合国之后。据外交部统计,从1949年到1978年30年,中国累计出国人数28万。但仅去年,5000多万人走出国门,6000多万外国人走进中国。中国开放,才有这个发展。开放带来了中国的大发展。所以中国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中国外交做了积极地调整,带来了中国外交的大发展。
    
    
让世界正确认识我们
    
    
我们要正确认识世界,也要让世界正确认识我们。
    
    
第一个方面:政府渠道。我们的政府要向世界说明我们的方针是什么,最近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就说明了这个问题,这是言论。更重要的是当中国人走向世界时,要用行动让世界感到中国的崛起对世界有好处。在座的各位会走向世界从事各种工作,记住共赢,不要做损人利己的事;第二个方面:民众层面。国外留学生来中国,我们和他们的接触就是他们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渠道。走向世界,我们要对自己的国家有真实了解,说真话。同时要有广阔的胸怀,我们要爱祖国,也要爱人类。
    
    
外交是在国际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想办法把问题化解。今天,这方面的任务并没有结束。我们必须知道一条,中国威胁论会伴随中国崛起的全过程,中国崛起的道路将是艰苦的。中国外交现在有两方面的任务:一是向世界说明,要为中国创立一个好的发展环境。二是向老百姓交流我们要执行的政策,对中国人有什么好处,政府有多重要。中国外交不仅是中国政府的事,不仅是中国官员的事,更需要老百姓参与。老百姓需要了解中国为什么要奉行这样的外交政策。大学生对中国外交,对世界对中国的看法是有影响的。所以大学生是能参与到中国的公共外交当中去的。
    
    
当我们中国真正成为一个大国的时候,我们在全球化中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们首先对全球化要有全面的认识。我认为全球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中国之所以崛起,这当然和改革开放密切相关。但是李鸿章洋务运动为什么没有成功?因为当时面对的世界是一个要把你踩在脚底下的世界。今天的改革开放是在世界进步的背景下——今天的世界承认主权平等;第二,过去西方殖民大国对殖民地半殖民地进行掠夺,现在被一条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贸易体系所取代。各国都按照规则办,出现争端,联合国有一套争端解决机制,这是极大地进步,没有这条中国就不能发展。第三,全球化带来了商品、资本、技术、人才在世界范围内流动,没有这些中国也不能发展;当然,全球化是存在问题的。美国在这其中占主导地位。我们当然要一个更加公平,更加公正的全球化,我们当然也要像美国那样参加规则制定,但是我们要推动这个全球化,就像我们改革一样,要考虑全世界。我们要有广阔的胸怀,要考虑中国和世界的利益,将两者结合。
    
    
战争曾经在解决国际争端问题上威力无比,人类几千年就是这么过来的,谈判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战争解决一切。可是,21世纪,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没有帮美国人解决任何问题。我觉得,中国的领导人认识到了一点,温家宝同志去年提到,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最后手段已经过时了。中国人讲,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防人之心一定要有,但是不能轻易言战,除非人家把战争强加于中国。如果你要把战争强加于中国人头上,中国人会跟你拼命的。所以我想,我们对问题的思考要全面。
    
    
根据吴建民2011年 9月25日在浙江大学求是大讲堂的演讲及与浙大学生交流的现场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录音整理:陆彬蔚 黄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