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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福家:从复旦到诺丁汉——物理是桥梁

发布时间:2011-11-08来源:浙大新闻办作者:杨福家 编辑:高楚清浏览次数:101447


    各位同学,各位老师,今天非常高兴到浙江大学。刚才主持人介绍了我与浙江大学的关系,讲到我的哥哥杨福榆,他是1950年从浙江大学化学系毕业,1991年我们俩兄弟同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主持人还不知道我的姐姐是浙江医学院毕业的,毕业以后到福建省立医院去工作,她在福建那边也是数一数二的名医,他们都是这片土地上教养出来的。
    
    我刚才向金德水书记表达我到浙江大学来的一种感恩的心。复旦大学所以成为复旦大学,浙江大学是帮了大忙的。实际上,1952年复旦大学是没有什么名气的,与浙江大学完全不好比的,但是你们一大批的教师都到了复旦大学。
    

    
讲堂给我的题目,是“从复旦到诺丁汉”,又因为听讲座的基本上是物理的老师和同学,所以希望我在题目中还显示出与物理有关系,所以加上“物理是桥梁”。我个人觉得,理科学生可以听理科方面的报告,也可以听非理科的报告;文科学生可以听文科的报告,也可以听非文科的报告。我提一个建议或者劝告,作为一流大学的学生,要淡化专业。我给复旦物理系的人讲,如果有100个人来学物理,最后能够留10个人真正搞物理已经不错了。其他90个人,可以不搞物理,或者讲应该不搞物理。世界上很多有贡献的人,他是物理出身,但最后并不重视物理。这算我的开场白吧。
    
    
我在复旦生活超过半个世纪,当然对复旦很有感情。当时,我进复旦的时候,学校的风气是非常积极的,我希望今天的大学也能够把育人是放在第一位。但是很遗憾,现在很多学校包括有名的大学,没有做到这一条最基本的东西。看这张在浙大拍的照片,王福山是获德国哥廷根大学博士学位的国家二级教授,系主任,我进复旦的时候他上我们的普通物理。旁边的卢鹤绂先生是院系调整时从浙江大学到复旦去的,他是我的先生,带我论文的。
    
    
我先讲一个故事。我进复旦,第一次考试,是口试,这是以前从来没有的,向苏联学的,从笔试过渡到口试。因为是第一次,想起到一种示范的作用,有很多教师来听。我一进考场,大吃一惊,这么多的老师考我一个人。心情很紧张,没有考好。当时没有想到呢,王福山先生亲自找到我——上海话叫“小不拉子”,对我说,我知道你学的不错的,你今天紧张了,没考好,不要紧张,你下次一定会考好。一个小不拉子碰到这样一个大师,这两句话对我是非常非常受鼓舞的。第二次考试,是考俄文,一对一考的。这个俄语老师第一句话就讲,我知道你第一次没考好,你别紧张,今天你会考好。这件事情告诉我什么呢?说明老师之间都有通气的,一个学生的情况马上反馈给了其他老师——这种师生关系,我一开始在复旦大学就感到了。
    
    
卢鹤绂先生后来调到北京从事原子能工作,1957年又返回复旦大学。1957年暑假,他就给我们上原子核的理论课。有一次,我在听他讲课的时候发现,他在黑板上写的一个方程好像有点问题。当时,我这个小不拉子是不敢举手提问题的。课后我就告诉一个助教,说这个方程好像有点问题嘛,你来看看我的意见是否正确,结果他就向卢先生报告了。卢先生就把我请到他家里,他对我说,你讲的是对的,这个使得我颇为感动。你看,这么一个大教授,一级教授啊;而且更感动的是,他住在二层,把我送到楼下。我说你别送了,他说“我是散散步的”。这是我生命中间第一次有这么大的人物送我下来,说“散散步”的。这样的礼遇有三次。第二次,我到北京去见很有名的钱三强先生,钱先生把我送到汽车站,当时也是一句话,“我是散散步的”。几年前,温家宝总理把我请到他在中南海的二楼办公室,会见完了,他也把我送到楼下,也是一句话,“我是散散步的”。
    
    
卢鹤绂先生后来就收我为他的学生,最后一学期做论文,卢先生就带我做论文。他出了一个题目,说,三个科学家提出了一个原子核的壳层模型的新理论,这个模型很灵,把实验都解释了,你是不是可以从最近的高能物理的散射实验结果,想法子从另外一个办法来解释解释,这是一个非常前沿的课题。一级教授就是一级教授,他不是出一个题目保证做得出来让你练习练习,他给我出的题目是前沿,做得出做不出他也不知道的。我花了很大时间,结果有一天,有种灵感来了,早晨三点钟醒来,突然想到我有一个办法写出一个数学来描述这个实验结果,但是继续往下做,才发现,他这个题目做不出来了,我不可能做出这三个人做出的结果。但是凭良心讲,我对他们三个人的理论是真正懂了。卢先生的高明之处就在这里:他没有让你做一个大题目,一定做得出来的,而是让这么年轻的人去探索世界最前沿的东西,这对我非常励志。
    
    
看这张照片,非常有历史意义。中间是复旦的老校长苏步青,也是浙江大学过来的。我1980年升为正教授,文革结束后1978年先升为副教授,1980年破格升为正教授。升了正教授之后,苏步青校长来找我了,他说,你现在是教授了,一定要去给学生上课。什么叫教授,教授是要又教又授的。
    
    
1980年的时候,学校的风气已经开始不好了。我也是靠论文升为正教授的,靠过去的研究成果升的,基本上没上课。苏步青校长说过后,我感到是对的,就去上课了。上课的结果,是今天总算出了一本书。没有上课,是出不了教科书的。我觉得,不要认为上课就是输出,这个观点是不对的。教授上课最大的幸福,就是能够碰到很多年轻人,你可以从年轻人身上学到非常多的东西。我教的课对我来讲很简单,不必备课,那我的时间花在哪里?因为上课时,我问同学们有没有问题,没有人敢举手的,他们即使有问题也不问我的。他们没有这个习惯,我也不能勉强。后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给他们出一些思考题,每堂课结束后发给大家,愿意回答就回答,不愿意回答也可以,结果有很多人给了我回答。在这方面,我花的时间比备课的时间还要多,就是看这些思考题,我学到了很多,同学们也得益很多。一些后来成为我比较得意的学生,都是当时非常积极回答思考题的。
    
    
这张照片的人物是王零,复旦大学当时的党委书记。我非常相信,在社会主义的国家,是需要党委书记的。宁波诺丁汉大学党委,就是我建议必须设立的,不像有些学校,不要党委书记。我感到党委书记非常重要,当然要是优秀的党委书记,王零就是优秀的党委书记。1958年的一天晚上十二点半,我们正在为分离同位素建立实验室碰到的困难而苦恼的时候,他进了实验室了。听说我们碰到了很难解决的问题,他说,行,明天八点钟到我办公室来。第二天,我进到他的办公室,发现他把学校有关单位所有的负责人都请来了,他对我说,你发言,你要有什么说的?我讲了几条条,都一一地落实,这个实验室就建起来了。这就是党委书记的作用。我24岁的时候,就是毕业两年,是助教,学校破例任命我为当年新成立的原子能科学系的副系主任,开了先例。当时成立了原子能系,王零亲自担任系主任,凭良心讲,这个系主任是挂挂名的,保证要什么他会给你什么。
    
    
一个学校,不给年轻人机会,是没有前途的。王零同志是非常懂得怎么关心年轻人的,我从他身上学到不少。复旦大学在1993年任命我为校长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情做的,就是要给年轻人创造机会。第二呢,我号召所有的博士生导师、著名的教授,全部去上一、二年级的课程。在世界一流的大学,都是这样的,一流的教授都得去上课的。
    
    
这是给我的第一个启示,也告诉大家,一个人的成功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其中“机遇”也许最重要,但从它的本质来说,也是最难驾驭的。这是李振道讲的,很有道理。
    
    
第二,谈谈我的丹麦情。丹麦是向中国开放的第一个西方国家。1962年,丹麦签订了西方国家和中国的第一个合作协议,第一次有新中国的学者可以去西方留学了,1963年我到丹麦玻尔研究所做访问学者,从事核反应能谱方面的研究。你们恐怕没有想到,当时我被选上的时候,英语开不了口。就把我们送到北京学习,许国璋考我们。怎么考啊?我站起来,他把书给我,叫我念一段给他听听。我就念了,念完了他没响。后来一组组长传达了,说我们念出来都是破句,根本不懂,想半年通过国家考试,我看两年就不错了。当时我们同班有一个同学,叫陈佳洱,我与他讲,我们的英文不见得有这么差吧?我们不就是开不了口吗,那我们俩进班就讲英文了,中文不讲了。结果过了五个月,国家正式考试,我们两位都通过了,拿了个四分,其实三分就可以通过了。我们班四十个人只通过了四个。这给我的教育是什么呢?就几个字呢,就是尼克松的人生哲学:never give up。
    
    
这是我在丹麦通宵做实验的照片。应该说,我第一次进实验室也蛮紧张的,因为加速器的时间都给你了,万一仪器坏了,修都来不及。没想到下午五点钟,一个工程师来了,他说,我知道你今天晚上要做实验,我给你准备了10个最容易坏的零件。结果实际上一个都没有坏。过了一年不到,是我一生中间蛮重要的时候,两个诺贝尔奖获得者预告的一个状态,我找到了!经历过很多失败后看到了成功,这个时候的喜悦啊,没有经历过是不能体会的。在座的研究生,或者想做研究生的,如果你在做研究生的阶段没有这么一个愉快,那么你这个研究生是白做的。
    
    
这是给我的第二个启示,要想成功,必须要有艰苦奋斗。要有成就,不管你多聪明,不管你机会多好,必须艰苦奋斗才能够做出来。
    
    
我有一个结论:大学要有优秀的学生。大学有没有优秀学生,以及他们能否在一流的教授激情的指导下,在人文、科学技术的前沿探索方面,或者在为社会服务方面,以极大的兴趣和好奇心,日以继夜地努力奋斗,是大学能够成为世界一流的充要和必要的条件。
    
    
大学是否一流,不看个人,不看排名,只要看看你的同学,特别是研究生,是不是在艰苦奋斗;吴建雄——中国的居里夫人,她讲过这样一句非常简单的话,什么是一流大学?礼拜六礼拜天晚上去看看,那边的大楼是否灯火辉煌?有一次有人请我去看剑桥大学,晚饭吃完将近十点钟,他让我去实验室看看。十点半进实验室,15个研究生,一个不少全部都在;沈志勋——斯坦福大学过去三四十年毕业出来的最有成就的物理学家,除了诺贝尔奖没拿其他奖都拿了。他告诉我他们学生一个礼拜工作140个小时。我不大相信,去找学生问,说下来一点不错。
    
    
为什么他这么在拼?他说,你看看我的师兄,都拿过诺贝尔奖的。就是我不拿诺贝尔奖,我拿斯坦福的文凭都是感到很荣幸的。更重要的,在这些老师的带领下,我对这些研究真有兴趣。兴趣,好奇心,在老师这么积极的帮助下,我就拼命的干,根本没想到再做的其他事情。
    
    
我们一流大学的标志就看有没有这样的一批学生。如果浙江大学,往少数说,有一千个学生这么在拼命,不拿诺贝尔奖才怪呢。
    
    
林海帆——复旦大学1982年毕业的最杰出的生物学家,是谈家桢教授的学生,现在是耶鲁大学干细胞研究所所长,这个位置,让当地的华人震撼!他现在领导了65个教授和其他人员500人。他的研究大楼巨大,六点钟开始,灯火不灭的。我进去看了,也找人家谈了,他们很多是哈佛大学来的,都是在日夜的奋斗。这样一个组织集体,怎么会不出成果?肯定会出成果的。艰苦奋斗,是我们今天的中国大学与世界的一流大学表现出来的最大的差距。
    
    
再一个启示是“非宁静无以致远”。在林海帆的办公室里面有一个“宁”字,他说,要在宁静的环境中才能做学问,这句话完全是对的,我希望浙江大学也会给大家创造一个宁静的环境。想到“宁静”两个字我又想到于敏,他是我心目中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他在出他的80岁的纪念书的封底就这么一句话:非宁静无以致远。所以要有所成就,必须要有宁静的环境。
    
    
今天的环境与我当时出国很不一样,今天你们有的机会与我们有的机会是不一样的。六十年在国外,丹麦大使馆一位大使给我讲了两句话,我也奉献给各位同学,你们有机会出国也记住这两句话:广交朋友,了解社会。当时他说,实验室再好,你如果整天泡在里面,你白来了。这么远的路,你来到丹麦,不花时间去了解丹麦的文化、丹麦的社会,你不是很冤啊!更重要的,你现在这个研究所里有这么多人,30个丹麦人,50个外国人,其中有30个美国人,要交朋友啊。“广交朋友,了解社会。”他这两句话,对我一生有用啊!
    
    
复旦的校训是“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看了校训以后,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每句话的第二个字“学问”,学问学问,学学问问。孔子也说过,每事要问的。浙江大学要成为一流的大学,其中必要的条件,要有很多的小课,有充分的机会,让同学提问题。爱因斯坦说,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不过喜欢寻根问底,追求问题罢了。没有愚蠢的问题,同学们不要担心,不管什么问题,都允许提。
    
    
没有质疑就没有创造。这是我办公室的照片,你看,到处留下讨论的笔迹。这张照片是一幅壁画,中间是两个人,一个是亚里士多德,一个是柏拉图,柏拉图是老师,亚里士多德是学生,两个人争论得面红耳赤,旁边有很多学者在思考问题,在讨论问题,在争论问题。有一句名言:“我爱我的老师,我更爱真理。”这是雅典学派非常有名的一幅画,老师与同学争论。老师也不一定有真理,真理高于一切,只要你看不对的地方,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理性去领悟真理。只有敢于质疑的人,才能使科学不断地创新。这张照片是一个八岁的小孩,他在耶鲁大学旁边的一个小学,受到两次很大的表扬。一次呢,是他在讨论会上提了八个问题,;更大的表扬是在一个老师讲故事,讲到一半,中间有一个字很复杂,老师怕大家听不懂,就写在黑板上,刚写完,这个同学举手说,你拼错了。老师就说了,真的拼错了吗?那我查一下字典。这个小孩下面一句话厉害,受表扬的就下面一句话:“我保证你错,不必查字典”,充满着这种自信。我们有些同学自信不好,不是一天两天能训练出来的,就依靠这样一种氛围,老师应该允许同学不断地去提问题,即使错的问题也不怕。
    
    
最后一点就是讲走向教育。走向教育,我应该感谢谢希德校长。谢希德校长走路很不方便。我当时住在一个很老的公寓里面,又黑又暗的,100多米长。楼梯是破的。她走上破楼梯,走上100多米黑暗的走廊,来靠我家里。她说,你无论如何要进领导班子,这下我真的被感动了,所以就进了。进了复旦大学的领导班子后,1993年做了复旦大学的校长,1996年做了世界大学校长联合会的中国代表,我代表世界大学联合会去参加了联合国召开的研究21世纪大会。后来我想,单单参加国际组织不够意思,应该有我们自己的中国大学校长联谊会。1997年,10个学校校长,包括浙江大学的潘云鹤校长,我们7个内地的大学,3个香港的大学,组成了中国大学校长联谊会。
    
    
你们问我为什么会到英国去做校长?都是这些机会给我的,至于英国的公报里面讲,什么最优秀的校长那差远了,什么最优秀的科学家也是牵强的——是我被认识,怎么认识的?我说《物理之桥》,这本书使得他们了解我。这本书是美国的McGraw·Hill公司出版的,是我与哈密根两个人写的。我1999年被授予英国诺丁汉大学的荣誉博士,拿荣誉博士的时候发表了一个演说。没想到过了两年呢,我穿上了他的黄袍了,当时最使我自豪的是中国的国旗在英国的校园里第一次升起。有一次,在台下听我演讲的一位华人领袖,他请我和一批华商吃饭。他对我说,你懂不懂啊?1960年前,我们来这里时候,人家叫我什么?叫我“清人”——我听不懂什么叫清人,清朝政府的叫清人?现在真正的华人带上了这个学校唯一的一顶金顶帽。这位华人领袖讲这些话的时候是流眼泪的,所以我感触很深。中国变强大了。所以,我们都应该有个梦,这个梦就是让我们的国家更强大。
    
    
我最后一个梦,是把宁波的诺丁汉大学办成世界一流的。这个梦应该说距离还很远啦。但是宁波的速度很快啊,2003年开始有想法,2004年开始建设,2005年就建得好好的了。我讲过了,最大的特色就在这。那么,它的核心概念是什么?我告诉过所有的同学们,你们进大学最重要的发现自我。人的头脑不是用来被填充知识的容器,而是被点燃的火种。我就简单说两句,人无全才,人人有才。人的区别不是在于你考的分数高一点,他考得分数低一点,而在于你的火种培养,怎么把你的火种找到了,你成功一大半。
    
    
这张照片的学校是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这个名字听起来太差劲了,又不称大学,又不称学院。但我告诉你,这是最伟大的学校之一。世界上拿菲尔斯奖的52个人,美国拿了一半,法国拿了12个人。其中8个是这个学校拿的。这个学校的厉害,就讲到这句话:学校的任务是发挥学生的天才。学生都有天才,怎么把它发挥。哈佛大学讲过一句话:让进入哈佛的每一颗金子都发光。进哈佛的都是金子,我相信进浙江大学也都是金子,怎么使你金子都发光呢?温家宝总理去年有一段讲话,道理是一样的:智育不是简单的灌输知识,而是点燃人心智的火焰,把受教育者内在的潜力开发出来、启蒙出来,让学生积极主动的去追求新知。发现自我是首要的。
    
    
奥巴马有一篇演说,非常有名的演说。他讲了这么些:responsibility。讲到政府有政府的责任,老师有老师的责任,家长有家长的责任。学生的责任在哪里?我没想到,我真没想到它会是这样一段:你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长,每个人都会有所作为和贡献,发现自己,发现自己的潜能,就是你们自己的责任。我很少见一个总统会把这个提高到,教育给了你们发现自己的机会。他说,你认为自己有没有天才做总统阿?你有没有天才成为参议员啊?如果你有这个想法,有一个办法可行,拿就是去参加社团,去辩论。你有科学的火种,那么你去参加各种科学的社团,你才能发现你有没有这方面的天才。所以说,浙江大学要成为一流的大学,除了第一课堂要搞好,一流的教师要上一流的课,一流的教师要从小班课引导同学们平时的讨论以外,还必须非常重视第二课堂。
    
    
这个是哈佛的校门,我以这个校门来结束我今天的演讲。他们的校门很小,比不上复旦大学的,也比不上你们浙江大学的大门。但是他们的校门,有意思的是上面一句话,进入这个校门增长你的智慧。所以,我希望各位同学,能够有这个机会进入到浙江大学,能够让你的智慧,不断地增长。
    
    
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根据杨福家院士2011年10月28日在浙江大学理学大讲堂的演讲录音整理,有删节,未经本人审阅。整理人:钱梦颖、赵博、金怡隽、杨吉光、许园锋、龙可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