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因研究敦煌学而举世闻名，他说：我相信总有一天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他的著作《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是我国第一部全面阐述敦煌学的著作；他的古汉语中古语音研究著作《瀛涯敦煌韵辑》基本恢复了千余年前隋朝音韵学家陆法言的《切韵》系统；他已驾鹤仙去，留下了无数珍贵史料，更留给了后人“修辞立诚，天下文明”的训辞。
    
    他就是我国著名国学大师姜亮夫先生。4月28日，在姜亮夫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姜亮夫先生弟子、浙大古籍研究所的师生和亲属相聚浙大紫金港，缅怀先生业绩，诚忆师恩。
    
    治学终生的大师
    
    姜亮夫先生的弟子、复旦大学教授傅杰在座谈会上，回忆姜先生与书的故事：“姜先生的视力近乎失明，但他从来没有停止过看书，书本几近贴到脸上。1983年，16本的王国维遗书影印出版，虽然很贵，但姜先生劝我买，还让我为他也再买一套。因为原来那套不齐了。像姜老师这样，到了80岁还在不停地看书，这种不知老之已知的治学精神，让人感动。‘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姜先生完全就是这样的人。”
    
    “读书至今，我一直都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在遇到的这么多好老师中，姜先生是对我影响最大、影响最深远的。1964年师从先生读研开始，直到1995年先生去世，这32年间，我们的交往一直都没有断过。”在座谈会上，姜亮夫的大弟子、原浙江大学古籍所所长崔富章回忆了先生的点滴教诲：“先生逝世后，很多报社找我约稿，希望写些有关先生的回忆文章，但我至今都没有动笔。我觉得先生的境界很高，我们做学生的，需要时间来领会。以我的了解，先生有两点让我终身难忘。第一是，先生非常自信，具有文化自豪感。即便在文革这么严重的摧折年代，先生他也没有垂头丧气，总对未来充满信心。如果文化分器物、社会组织和精神三个层面，那么姜先生在三个层面都有研究，在国内学者中是很少见的。还有一点，先生非常注重文化传承。我们认识的32年间，先生谈到的学术人物不少于100人之多。他会和我谈这些学者的老师，谈他们的学生，在学术传承上作一个精要的对比。”
    
    浙江电视台钱江频道的计伟强，曾经做过姜先生的学术助手，他说姜先生是一个文化大家，研究的对象是人，是文化。“毕业留校后，我就成为了姜先生的助手，姜先生叫我看的第一本书是《古代社会》，他说你要学文化人类学，还得对历史有了解，再加上你古汉语基础还可以，通过古代的语言，去接触古代的文献，从而了解古代的社会，这样你就有了一个系统的古代社会理论基础，视野就打开、宽广了。”计伟强说虽然后来自己改行了，但姜先生教会了他从各种不同的文化视角全面观察、考察和比较各种现象，这让他受益匪浅。
    
    “姜先生在治学方面喜欢用‘笨方法’”姜亮夫先生的女婿徐汉树编著的《学林留声录》一书中回忆到，他会花大量的时间去积累资料，不遗余力的加以整理，所以才会有《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才会让世人见识到《楚辞》中80多组字或词的统计表。“而”字，《离骚》73次、《九歌》3次、《天问》23次、《九章》199次、《远逝》58次、《九辩》116次……
    
    为了学生
    
    在姜亮夫60多年的教书生涯中，他一直坚持不仅要教给学生广博的知识、做高深的学问，指引研究的方向，最终教会学生做学问的方法。
    
    在浙江师范学院时，姜先生发现学生不会自学。“那时系里有个指导思想，师范学院学生大部分做中学老师，因此只要把中学语文教材合成“古典文学”、“现代文学”、“语言文学”三大类，然后编写好中学语文教材参考资料，学生一毕业，拿着参考资料就可上讲台。”徐汉树说，针对这个情况，姜先生提倡学生要多读书、苦读书、会读书，这样毕业才能独立工作，才能举一反三。
    
    1983年，姜亮夫先生受命组建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任首任所长。那时，他已逾80高龄，依然亲自授课。张金泉说，姜先生一直身体不好，不仅视力近盲，而且体虚似“摇摇欲坠”，但每次上课，那怕是下着雨，也从没有耽误过。而且，他还凭借自己在学术界的“人脉”和地位，请来多方大家为学生授课。
    
    浙大人文学院王云路教授，也是姜先生的亲传弟子，她对姜先生教的研究方法记忆犹新。“姜先生说，做学问就像在打桩，桩打得越深，旁边的泥土就越会吸附在桩的周围，学问的根基就越来越深，否则就是浮萍，没有一个归属。他告诉我们做学问重在打基础，要从一本书、一个领域入手，这个研究方法是相当重要的。”
    
    为了中国的敦煌
    
    20世纪30年代，姜亮夫留学法国，他见到我国的许多国之重器、珍贵文物流散在异国他乡的博物馆，尤其是见到敦煌宝藏的文物，激起他的爱国之情。姜亮夫放弃攻读博士学位的原计划，用了两年的时间，全力投入抢救敦煌文献的工作，此后，对敦煌学的研究，终其一生。
    
    “上个世纪80年代，学界流传一个说法‘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就在那时，中国敦煌文化学会正在筹建，杭州大学因为有姜先生，成为学会的发起单位之一。姜先生作为一个发起人，起草了敦煌学研究规划，这个项目国家拔款500万，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作为亲历者，浙江大学古籍所教授张金泉在座谈会上回忆恩师姜亮夫时说。
    
    1985年，姜先生关于敦煌学的重要著作《莫高窟年表》历经磨难，终于出版，全书48万字。以年代为经，史事为纬，对公元68年至1943年敦煌文献进行编年，证考入表。该书体大精深，考订详尽，为敦煌学奠基作品之一。
    
    “姜老搞了一辈子敦煌学，因为一些历史原因，他一辈子都没有到过敦煌，”张金泉说，1990年的时候敦煌研究院开了一个国际学术会议，因为年迈体衰，姜老身不能之，心向往之，所以他专门题词，他说敦煌宝藏是全人类的遗产，他说敦煌不光光是中国的，还是全世界的，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财富，需要全世界的学者一起来研究它。
    
    云南省前副省长梁公卿回忆说：“姜亮夫后来虽然生活在杭州，但每次见面，姜先生都会问我，昭通的庄稼长得怎么样？昭通北的林子长得怎么样？我都非常感慨和激动。姜先生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大学者，他曾经送给我一句话：‘清清白白做人，老老实实做事’，让我受用至今。现在昭通姜先生的故居，我们建起了姜亮夫纪念馆，希望能让姜先生的学术精神更加发扬光大。”
    
    (文 潘怡蒙/摄影 卢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