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亮夫是谁
    
    很多人也许不知道，杭州有位国学大师叫姜亮夫。
    
    今年5月19日，是他诞辰110周年纪念日。这些日子，姜亮夫生前的1300多件史料，正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的图书馆展出。这位楚辞学家、敦煌学家和语言学家的毕生心血，由他的家人捐赠给浙大档案馆。
    
    就在半个月前，浙大、复旦、广州中山大学、北京社科院等地的38位专家聚集在紫金港校区，目睹捐赠仪式。这些叱咤在中国各大高校和研究所的学者，全是姜亮夫的弟子。谈到恩师的学术，浙大人文学院副院长王云路的概括是他们共同的心声：“宽无涯涘。”
    
    姜亮夫就像金庸小说中的主角，在学术的江湖里博采众长。
    
    他早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诸先生，后又拜章太炎为师。与他往来的，尽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界响当当的人物：张宗祥、徐悲鸿、陈望道、王元化……
    
    他与陶秋英的十年恋情，是一部反封建包办婚姻的奋斗史。他们用数百万言鸿雁传情，半个世纪相濡以沫，印证了那一代文人对爱情与家庭的忠贞。
    
    姜亮夫的前半生都在战乱和变革中度过，直到1953年来到杭州，执教浙江师范学院（后改为杭州大学，1998年并入浙江大学），从此安心学术。在西子湖畔四十余年，二十多部专著，倾泻而出。
    
    姜亮夫几乎凭一己之力，撑起了原杭州大学中文系。他给中文系七八级毕业同学赠言是：“修辞立诚，天下文明”。
    
    在古稀之年，为抢救中华民族文化遗产，姜亮夫临危受命，开办《楚辞》进修班，为全国十余所重点大学培育楚辞学专业研究人员。1986年，教育部又聘请姜亮夫培训敦煌学研究人员。1983年，姜亮夫还受命组建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并任首任所长。
    
    1995年12月4日，享年九十三岁的国学大师姜亮夫在浙江医院的病床上离世。
    
    他的女婿徐汉树，在岳父留下的巨量手稿、书信、历史档案的故纸堆里，一点点拼凑，重塑出一代大师的人生，著成传记——《学林留声录——姜亮夫画传》。
    
    在文革风暴最激烈的时刻，这些史料，曾被红卫兵贴上封条扣存。夫人陶秋英为抚慰姜亮夫，写下 “三更斗转嚣尘息，照世清辉分外明”的诗句。
    
    如今，那些手写的专著、油印的教材、泛黄的相片，以及姜亮夫早年收集金文的布袋、整箱的甲骨文铅字，历经历史的沧桑，安静守候在浙大紫金港校区图书馆里——像无声的故事，叙述百年岁月，照世清辉。
    
    而我们，走进这位国学巨擘，去倾听他的故事，也试图散播他的精神。于当下的奔忙中，寻找些纯粹的所在。（本报记者 郑琳）
    
    楚辞学、敦煌学、语言学、历史学
    他的研究，“宽无涯涘”
    
    姜亮夫先生常年戴着一副眼镜，在啤酒瓶底般厚的镜片后面，是一双略显浮肿的眼睛，到了晚年，因为视力只剩下常人的千分之几，他不得不把书凑到鼻子跟前，上下来回移动，凭着笔划轮廓“认”字。
    
    想起姜亮夫先生，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王云路的脑海里，就跳出这样的形象。
    
    王云路是姜亮夫的入室弟子，老师的治学态度给她很大的影响，并让她至今难忘。
    
    “就是靠着这双眼睛，他一生潜心研究，共有27部专著和近百篇论文传世。”王云路说，“其中，二十四卷的《瀛涯敦煌韵辑》基本恢复了在我国已经亡失了千余年的隋代陆法言的《切韵》残本，《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是我国第一部全面阐述敦煌学的著作，《楚辞通故》一书更是被海内外专家誉为“当今研究楚辞最详尽、最有影响的巨著”。
    
    传承梁启超的治学方法
    
    “宽无涯涘”——王云路用这四个字来评价姜亮夫先生的学术成就，借以说明他学术视野极为宏远，研究范围极为广阔。
    
    这个评价，权威的说法，可以用《姜亮夫全集》的前言里的一段话来概括：姜亮夫被公认在楚辞学、敦煌学、语言学、历史学四大方面有杰出学术成就，共有专著1250万字传世。
    
    出生于书香门第的姜亮夫，1926年9月，考取了清华国学研究院。
    
    “清华园学术氛围浓郁，学习环境优雅，他师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等大师，后又拜章太炎先生为师，打下了深厚的国学根基。”王云路记得，姜亮夫有时候谈兴高，会海阔天空地讲怎样得到这些大师的悉心教导。
    
    比如，姜亮夫先生会给王云路讲梁启超先生的“古书的真伪和辨真伪的方法”。“他说梁启超从多方面多角度对先秦古籍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从校勘、考证、训诂以及学术系统分析来比较书的真伪及其年代，使他打开了读古书的眼界。”
    
    敦煌学摧毁了他的视力
    
    1935年，姜亮夫卖了几部书稿，筹款自费去了法国留学。
    
    “他本来是要到巴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但去了以后，在巴黎的博物馆、图书馆里看到了我国早年流散到法国的敦煌文物和经卷，痛心疾首之后，放弃了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姜亮夫的女婿徐汉树曾听老人说起过当时的故事。
    
    徐汉树说，这就是姜亮夫把眼睛搞坏的开始。
    
    “在巴黎博物馆里抄录、拍摄中国文物并不容易，拍一张照片需要1法郎，但他却拍回了3000多张照片。深藏在博物馆里的敦煌经卷，因为年代久远，上面落满了灰尘和污垢，有些地方几乎字迹全无。”徐汉树听岳父说他为此想了许多法子，比如用小刀片轻轻地刮拭卷面，将线装书拆开放一张白纸进去描画。
    
    为了准确无误地把经卷上的文字带回祖国，姜亮夫手抄录工作进展非常缓慢，有时候一天只能弄出一两行。而完成一部书稿，需要四道工序。“等做完这项工作的时候，他的视力下降了600度。” 徐汉树说，再加上长年伏案工作，晚年的岳父几乎失明。
    
    “我们去看望姜老时，站在他面前，有时他看不清是谁，一定要先听声音，自报姓名。” 王云路感慨。
    
    一个特殊布袋插满金文
    
    姜亮夫治学的方式，也极为有趣。
    
    “他有一个特殊的布袋，打开来像讲义夹。夹的两片内页上布满一个个小纸袋，袋中分类插有一张张金文的印模字。每张一字，有些字旁有考证的短文。”徐汉树在岳父的遗稿中，发现了这个布袋，“他平时在阅读《考古》、《文物》及重要书刊登载的金文图像资料时，他会把这些图像描印下来，然后分类插入相应的小纸袋中。”
    
    日积月累，姜亮夫的金文资料就是这样慢慢收集起来的。
    
    徐汉树数了数，这个布袋中，一共有600多张（字），“从图形的变化来考证汉字演变规律，姜亮夫的《“中”字形体及其语音衍变之研究》一文就是这样产生的。”
    
    “他说做学问就像在水塘里打桩，打得越深，旁边的东西就越来越吸附到一起，学问的根基就越来越深，否则就像浮萍一样没有一个归属。”这是成为姜亮夫的入室弟子后，王云路听到的第一次教诲，“姜先生这是告诉我们，学问重在打基础，而且从一本书、一个领域入手，这个研究方法是相当重要的。”（本报记者 王湛）
    
    王国维、章太炎、张宗祥、徐悲鸿、陈望道
    他的师友，尽是大儒
    
    姜亮夫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一张毕业证书，足以让百年后的学者无限景仰。因为，“导师”一栏里的五个名字闪耀得让人腿软——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李济。
    
    这，仅仅是他在清华大学接触的大儒。
    
    如果把龚向农、林山腴、廖季平、章太炎、张宗祥、陈望道这些大师的名字一一列出，我们发现，这是一张“中国文化名流榜”。
    
    为了梳理姜亮夫和大师的交往故事，记者采访了姜亮夫的女儿姜昆武。当一大串让人听了想起立的名字从姜昆武嘴里蹦出来时，她却端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一脸拉家常的轻松。
    
    在《姜亮夫全集》的后记中，姜昆武用了一个颇为老掉牙的词概括二十世纪一众学者大师的共同特质：学贯中西。也许，在今天，这四个字被太多招摇的噱头、甚或反讽的意味卸去了庄严性，然而姜亮夫那一代的文人却名副其实地配得起它的分量。
    
    王国维投湖，让姜亮夫投身楚辞学
    
    百年前的大儒们，带学生不像今天的教授学者，“身后拖着几十个硕士博士，学生做论文的时候可能还不认识。”姜昆武说，“那时候清华学园里，王国维、陈寅恪他们不但会一对一，而且让我父亲深切感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传承精神。”
    
    一段父亲与王国维的故事，姜昆武笑称几乎听到耳朵起茧。有一次，姜亮夫为学刊封面填了词，去先生家请教。王国维看了词后说：“你过去想做诗人，你这个人理性东西多，感情少，词是复杂感情的产物。”说完就开始改，一改就改了两个小时。而姜亮夫在一边顺手翻书看，就看到德文版的《资本论》，书中还用好几色打了记号，心下大为佩服。
    
    改完词后，王国维嘱咐家人点了灯笼，和他一起送姜亮夫走过大礼堂后面的流水桥，直到姜亮夫过了桥他还不忘嘱咐：“你眼睛太坏，过了小桥，路便好走了。”
    
    这句话让姜亮夫感动得几乎落泪。而因为王国维评价他的诗作“理性多，感情少”，姜亮夫后来烧了自己创作的诗词，专心学术研究。“今天看我父亲的诗作已经很不错，烧了未免可惜。”姜昆武笑道，“但一眼看穿学生的天赋，并给他们确定研究的方向，这就是导师的水准和职责。”
    
    1927年，李大钊遇害，政治局势日渐紧张，作为清朝末代皇帝老师的王国维终日忧心忡忡。姜亮夫最后一次见王国维时，恩师对他说：“亮夫！我总不想再受辱，我受不得一点辱！”不料第二天，一代大师就投湖自尽，遗书上写道：“……五十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王国维蹈湖之死给我父亲最大的影响，就是让他投身楚辞学的研究。”姜昆武说，“联想到屈原投汨罗江之举，父亲决心校注屈原赋，以寄托自己的哀思。”
    
    1932年，《屈原赋校注》初稿完成，在经历了此后一连串的战乱和动荡，直到20多年后的1957年，这部著作终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徐悲鸿丢失爱画，姜亮夫帮他寻找
    
    在姜亮夫的女婿徐汉树编写的《学林留声录》里，有这么一张老照片：姜亮夫坐在书房中静思，身后一幅大字，上书：“造物无穷已，江湖思渺茫”。“已”字的一笔竖弯钩拖得长长，宛如奔腾的烈马身后扬起的尘烟。
    
    这是徐悲鸿的字。
    
    姜昆武说：“在昆明的时候，徐悲鸿赠予父亲字画。很可惜，一幅《双骏图》从体育场路搬到杭大新村的时候丢失了。”
    
    上世纪40年代，姜亮夫和徐悲鸿都在昆明，又都留学过法国。二人每次讨论到众多国粹文物流落国外，就一起愤愤不平。
    
    徐悲鸿曾在香港花重金购得一幅国宝：《八十七神仙图》，他认定此画“非唐人不能为”，还在画上加盖了“悲鸿生命”的印章。徐悲鸿邀请了几个至友一起鉴赏此图，姜亮夫也在其中，但行列中却混入了两个不良少年。没过多久，这幅图就丢失了，徐悲鸿狂奔到姜亮夫面前大哭：“悲鸿生命休矣！”
    
    当时姜亮夫通过军政界的关系追查到这幅画的下落，徐悲鸿再次花重金赎回了这张他视为生命的画作。
    
    徐悲鸿逝世后，姜亮夫曾写文《悲鸿二三事》，怀念至友，赞其“非仅为一艺人，且爱国、爱人民之忱一生不二，其画面、其为人皆足以说明此一情景。”（本报记者 郑琳）
    
    一张“中国文化名流榜”
    
    人以群分。如果把姜亮夫的师友列表拉出来，大概就是一张“中国文化名流榜”。
    
    其中，在清华园里的学习让姜亮夫受益终生，每个导师的博学和精深都让他震惊。
    
    王国维讲《说文》，用的材料是甲骨文、金文；陈寅恪上课的时候随时引用英文、法文、日文，甚至印度文、巴利文，让姜亮夫深感自己外文根基的浅薄，后来去法国留学弥补缺憾；赵元任的声韵学，把印度、欧罗巴语系发音方法运用到汉语中，给姜亮夫很大启发，日后成为他自己一生学问基础的关键之一。
    
    他的“师傅”远不止这些。早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求学时，姜亮夫就受过龚向农、林山腴、廖季平等名儒的教导；在离开清华之后，他还成为章太炎的入室弟子；后来在浙江，又遇到了张宗祥，张宗祥甚至为姜亮夫开药调理他的病体。
    
    “有时，人们会问我，你父亲真的结识了这么多名家？”姜昆武笑道，“我想，人们未免想得太复杂。几十年前的中国，文人们几乎全都互相认识。”
    
    那时候的文人，白天在大学教书，晚上会去戏院看戏。姜亮夫在开封的时候，身边的“戏友”是吴晗。姜昆武小时候，被妈妈带去上海的戏院看戏，邻座都是俄国文学权威叶水夫夫妇。看完戏相互讨论，一来二去就成了朋友。
    
    陈望道研究修辞学，来杭州一定会找姜亮夫切磋。曾任敦煌研究所所长的常书鸿，新中国成立前未曾与姜亮夫谋面，直到上世纪90年代赶到杭州，与他在西子湖畔一见如故。而当徐汉树整理岳父资料的时候，赫然发现1944年常书鸿聘请姜亮夫的一纸聘书，原来两个敦煌学家在40多年前就有“神交”。
    
    “更多的是工作上的交流需要。”姜昆武说，“王元化做《大百科全书》，常常带了助手到我家里，我和我父亲一起和他们打框架，然后我做饭招待他们。”
    
    而在动荡的年代，忧国忧民的学者们聚在一起，还往往生出“革命的友谊”。
    
    在云南大学工作期间，姜亮夫兼任《民主周刊》编辑，社长就是闻一多。杂志的成员常常聚在李公朴家，“一起做事，一起喝酒”，当然也一起纵论时局。然而，1946年7月11日，李公朴被害。紧接着7月15日，在声讨国民党的大会上，上台演讲的闻一多也被害，而原本要第二个演讲的姜亮夫，却因为女儿突然发高烧，送往医院，由此逃过一劫。 （本报记者 郑琳）
    
    苦恋、相守、未被忘却的风雅
    十年知交，五十年夫妻
    
    文人遇到佳人，是中国式的爱情童话。而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才子佳人的私定终身不仅仅是风花雪月的琼瑶故事，还承载着女子解放、对抗礼教的变革深意。
    
    姜亮夫和陶秋英的爱情故事，也是如此。
    
    在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他们勇敢追寻爱情，在战火和旧礼数的束缚之下，依然保有浪漫的追寻。而后把家庭作为坚守的信仰，用半个世纪相濡以沫。
    
    “不离不弃，就是老一辈的人文精神。”姜亮夫的女儿姜昆武说。而这，未免让现代人自惭形秽。
    
    师生恋，抗婚约
    
    1938年8月28日，姜亮夫和陶秋英结为连理。此时，姜亮夫36岁，陶秋英29岁。即便按照现在的标准，两人也早进入“剩男剩女”的行列。
    
    1929年，当青春年少的才子佳人相遇在上海持志大学时，他们都不会想到这场爱情长跑如此旷日持久、艰苦卓绝。
    
    一个是博学多才的声韵学教授，一个是聪慧俊秀的女学生。姜亮夫指导陶秋英完成了《中国妇女与文学》的毕业论文，两人的爱情也水到渠成。
    
    但是，陶秋英的父亲早早为她订下了婚约。于是，这个新式女子为了抗婚，开始了跟封建家长躲猫猫的游戏。她从上海转战苏州，又从苏州逃到燕京（北京）。
    
    而此时姜亮夫一直在上海和云南辗转。两人的热恋期几乎都靠飞鸿传书。姜亮夫后来在晚年的回忆录中写道：“有许多诗词至今虽已五六十年，有的至今我还能全文背出。”
    
    “思君整日千千度，独自无情无绪，痴对云山深处，细把行程数。”
    
    陶秋英的文学功底和少女情怀在一首首古典诗词中绽放出来。她还会翻新书写花样，有时甚至把字排成同心圆。
    
    然而，甜蜜没有持续多久。当陶秋英硕士毕业，不得不返沪时，再次被父亲逼婚。绝望痛苦中，陶秋英写信欲斩情丝，却被姜亮夫山盟海誓的回复感动。他用拜伦的诗句坚定陶秋英抗婚的决心：“我愿伊时刻在我的身边，如今、此后，一直到我最末的一天。”
    
    陶秋英则引用甘地的名言表明心意：“人类的尊严要我们服从一个更高的法则——精神力量。”
    
    这份精神力量让他们的爱情穿越时间，经受距离的考验。姜亮夫为了改变“穷教书匠”的境遇，一度去欧洲留学两年。在日机轰炸声中，他从法国飞回东北，从东北绕道香港，兜了半个地球，又绕了大半个中国，终于回到上海，与陶秋英结成伴侣。
    
    共苦多，同甘少
    
    姜亮夫可谓模范丈夫，对妻子是近乎“无原则”的宠爱。陶秋英从小成长环境优越，她的才智都用到了琴棋书画上，柴米油盐一窍不通。
    
    所以，在没有保姆的时候，做饭都是姜亮夫的事，“我妈妈，说个玩笑话，30岁才打第一个鸡蛋。”姜昆武说。
    
    他们在婚后也依然“小资情调”。
    
    “父亲一心钻研学问。母亲除了当她的大学教授，写字、画画、唱昆曲，不会闲着。浙昆的吹笛师傅常会被叫到家里来排曲子。”姜昆武说，“我妈还特别喜欢往外跑。爸爸年轻的时候会陪着她游山玩水，等到老了，陪不动了，就换我陪了。她爬个北高峰飞快，我在半山腰累个半死。”
    
    当然，婚姻生活自然不会一直像童话一般甜蜜，何况在那个战乱、变革、动荡连绵不绝的年代。作为他们相濡以沫几十年的见证人，姜昆武眼中的父母，“共苦的经历多，同甘的少。”
    
    最苦的日子是文革的时候。姜昆武被分配到仙居，姜亮夫被关进牛棚，抄家、批斗、劳动改造、剥夺住房权……一连串灾难降临。在最痛苦的时刻，陶秋英不忘给丈夫精神上的安慰。1968年，在风暴最激烈的时候，她写下《戊申中秋月蚀私祝亮君》诗：“见说人间浪不平，韬光应是葆精英。三更斗转嚣尘息，照世清辉分外明。”
    
    1971年，姜亮夫病重住进浙江省中医院，陶秋英晚上就在病床底下拉一个蚊帐陪夜。
    
    死亡让他们分离
    
    姜亮夫和陶秋英的婚姻持续了50年，就像歌里唱的，“直到死亡让他们分离”。
    
    “经过文革，我妈得上了忧郁症。”姜昆武说，“后来她的情绪变得不稳定，时常发脾气。那些日子，父母的关系变得紧张。但我妈发脾气的时候，爸爸从来不还嘴。有时我问他，你想过离婚吗？我爸说，你妈一辈子没有做对不起我的事，她现在是病，我要好好待她。”
    
    在姜昆武看来，这才是真正的“爱”，“吵归吵，但不离不弃。”
    
    姜昆武还记得，1986年，父母两人一个躺在浙二医院，一个躺在浙江医院。此前陶秋英的病情已经很严重，而姜亮夫因为每天起床就陪着她，心脏终于吃不消，最终被女儿强行分开住进了两家医院。
    
    “没想到我妈做了一件很出格的事情。”姜昆武说，“她从医院里逃出来偷看爸爸。”
    
    当时，陶秋英有两个月没见到姜亮夫。正好，浙二医院的医护人员要去浙江医院交流，陶秋英央求护士长把她偷偷带去看丈夫，“就说我是你姑妈！”陶秋英说。护士长大感不妥，却又难以拒绝，只好带了她去。
    
    这是夫妻俩最后一次见面。当年6月，陶秋英去世。
    
    姜亮夫得知噩耗，痛心疾首，但由于健康原因，只得在病床上作挽联以悼夫人。
    
    联云：“十年知交，五十年夫妻，辅我著书，福泽愧对赵文敏；卅卷诗文，三百卷绘笔，教女成才，哀荣有过谢夫人。”
    
    他们的感情在骨髓里。现代人的激情可能只在脸上，抹掉就没了。（本报记者 郑琳）
    
    （2012-0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