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书院界碑
    
    在浙江大学玉泉校区大门内右侧，第十一教学大楼前浓密的香樟树丛中，静卧着一块“求是书院界”碑。这块石碑原立在求是书院原址——杭州浦场巷（今大学路），标志着书院的边界。1992年，石碑因城市改造被挖掘出土，同年4月移至玉泉校区。
    
    求是书院是由当年的杭州知府林启创办的。林启可称为浙江近代教育奠基人。
    
    林启是福建侯官县人。1896年2月任杭州知府。林启在任上先后创办了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蚕学馆（浙江工程学院前身）和养正书塾（杭州高级中学前身），1897年至1900年，林启亲任求是书院总办。林启学贯中西，通晓英文，日文，常翻译一些有关文章给有识之士和师生看。当时，国人留学西洋风盛，林启却主张留学东洋。他认为日本明治维新后的20年值得学习，且费用节省，派西洋一人之费，可够10人去日本之用。于是自1898年起，求是书院陆续选派优秀生赴日留学，至1903年，官派留日学生达154人。何燏时、蒋百里、蒋梦麟、邵裴子都是这一时期的留日学生。
    
    林启去世后，杭人恳请将林启留葬杭州，子女们为杭人真情所感动，最终同意将父亲安葬在孤山北麓。林启墓前的石牌坊上撰有一联：树人百年，树木十年，树谷一年，两浙无两；处士千古，少尉千古，太守千古，孤山不孤。横额为：古之遗爱。
    
    竺可桢两问石
    
    在浙大紫金港校区东大门南侧，立有一天然巨石，上刻竺可桢校长著名的“两问”。竺可桢任浙江大学校长13年，在战火硝烟中率师生举校西迁，历经坚难，坚持办学，使浙大崛起为当时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作出了无愧于民族无愧于历史的杰出贡献。
    
    1936年9月18日，时任浙大校长竺可桢首次参加浙江大学新生入学典礼。他在演讲中提出了著名的两个问题，即，“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同时告诫新生，“诸君到大学里来，万勿存心只要懂了一点专门技术，以为日后谋生的地步，就算满足，而是要为拯救中华做社会的砥柱。”他明确提出大学要培养以天下为己任的领袖人才，70余年来，这著名的“两问”，时刻启发着每个浙大学子。
    
    浙大迁行至广西宜山时期，是西迁中最为艰难的时期。1938年11月1日，竺可桢为师生作《王阳明先生与大学生的典范》讲演，也就是在这时，他正式提议将“求是”定为浙大校训。 1939年2月4日，他对一年级新生作《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讲话，深刻、精辟地阐述了“求是”的涵义。“所谓求是，不仅限为埋头读书或是实验室做实验。”而要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要有刻苦耐劳，富于牺牲的精神，“凭自己之良心，甘冒不韪”，以使“真理卒以大明”。“求是”就是追求真理、坚持真理，“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
    
    浙大校歌墙
    
    在浙大紫金港校区图书馆大厅，有一面校歌墙。毕业班的同学都爱在这里留影。
    
    浙大校歌的歌词，为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撰写。
    
    1938年11月19日下午，竺可桢校长主持召开新学期第一次校务会议。在这次意义深远的会上，学校决定以“求是”为校训，并请马一浮先生制校歌歌词。在当晚的日记中，竺可桢校长写道：“决定校训为‘求是’两字，校歌请马一浮制。”
    
    当时，马一浮正在为浙江大学的学生开设“国学讲座”。这是马一浮第一次打破“平生杜门”、“未尝聚讲”的守则，应竺可桢校长的邀请，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出山讲学。
    
    浙大校歌歌词融会了马一浮先生的大学理想和崇尚求真治学、“会通”教育的观念。其大学之胸襟，教育之根本，治学之真谛，求学之目的，都在这一篇典雅的歌词中得到阐述。时值抗战，有人提出希望在校歌中表现抗战复兴的观点，但马一浮坚持己见：“学校不摄兵戎，乐章当垂久远，时人或以勾践沼吴为美谈，形之歌咏以寓复兴之志，亦是引喻失意。”
    
    （2012-0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