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间大学里再普通不过的教室。除了上课用，每周三的下午，这里都会有一场学术沙龙，主题是“热能核聚变”，俗称“人造太阳”。
    
    国际热能核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是中国迄今为止参加的规模最大的大科学工程的国际合作项目，浙大是其中一个专项的首席承担单位。2011年11月6日，这个项目启动了。
    
    ITER的建造大约需要10年，共耗资约130亿欧元，国际上有7个国家参加，这是人类受控核聚变研究走向实用的关键一步。对大众来说，最通俗的解读是，这个项目的成果，将使人类对热能的利用不再受燃料的约束。
    
    浙大的项目负责人是陈骝，一位从美国归来的学者，美国加州大学Irvine分校教授。陈骝是杭州人，但他从国外回来，却是为了对王淦昌先生的承诺。
    
    
    今天浙大档案馆保存的大量历史照片是当年竺可桢校长亲手拍摄的，几乎每张照片上都留下了竺可桢校长的手迹，标注着照片拍摄的时期和主要教授们的名字。
    
    一种精神
    
    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
    —— 荀子《劝学》
    
    70年前，王淦昌先生是浙大物理系主任，但陈骝听到王先生的大名，是在1978年的夏天。那年他在国内，无论是参观还是座谈，都听到王老——王淦昌先生的大名。第一次见面，已经是1981年初。那时陈骝30多岁，是个在美国工作的年轻科学工作者，与中科院物理所有了合作与交流。只要有机会，陈骝总会去王老家拜访。1985年全国核聚变与等离子体物理学会的年会上，大家去参观中科院等离子体所。途中，王老牵了陈骝的手，语重心长地说，目前国内科研环境还不很优良，“以后国内的情况一定会有很大的改进，那时候你回来和大家一起干”。陈骝做出了承诺。
    
    时隔25年后，中国作为七方之一参与了国际ITER计划，全国聚变及等离子体物理科研环境及经费都有了很大的改善，而陈骝也在王老钟爱的浙大开始履行自己承诺。
    
    中科院自然科学史专家许良英至晚年依然记得，当年在浙大求学的时候，他是在躲避轰炸的岩洞里与王淦昌先生相遇。王先生看他在读一本英文的物理小册子，攀谈起来，王先生要许良英以后多找他谈。一个羞怯的青年的内心，就这样慢慢地变得开放。有一次，许良英偶尔与王先生谈起自己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看法，王先生大声地说：“这方面你可以做我的导师了，导师本来就要以对换来做的。”
    
    导师换来做是一种传递，新老交替也是一种传递。2009年，10月15日，浙江大学医学院院长巴德年院士准备卸任了，在交班仪式上，他对校长杨卫说：“校长，你应该表扬我，因为我为医学院找到了一个比我自己更强的接班人。”
    
    那是在年初的一个评审会上，巴德年对一起出席会议的段树民院士说：“我已经70岁了，我不能再做医学院院长了，我想让你来做。”巴先生从医学院的目标、大学医学院与研究所的不同，一直说到段树民作为一个科学家可以在医学院做什么，年轻的院士被老院士说服了，回答说，“我同意”。
    
    一个听上去很简单的故事，其中必有深奥的大道理。巴先生的前任陈宜张院士，一直到现在，离开院长岗位已近10年，老人还会将自己省下来的薪金，注入医学院的学生奖学金，而且，他一定要让学院“保密”。这样传递下来的“权杖”，肯定会有最好的“接班人”。
    
    一种境界
    
    最好是把真理比做燧石，——它受到的敲打越厉害，发射出的光辉就越灿烂。
    ——马克思
    
    吴耕民先生是中国近代园艺学的奠基人。他的学养很让后学佩服，而他的学生大多听过他早年在日本留学时闹的一个笑话。那时，他刚到日本不久，只会用日语回答“是的”。一天他独自去了一家理发店。在理发椅上坐定后，日本理发师问：“你剪发吗？”他说：“是的。”之后，理发师又问：“你修面吗？”吴耕民想了想，又说：“是的。”理发、修面之后，理发师继续问：“你要剃鼻毛吗？”吴耕民因上两次不懂装懂，毫无问题，便仍答“是的”。理发师随即将狭长的剃刀直直地插入吴耕民的鼻孔，将鼻毛全部剃了个光。拜“不懂装懂”所赐，一个冬天，吴耕民的鼻子都在“高山流水，川流不息”。
    
    这件事，给了吴耕民一个结实的教训。从此之后，除非经过自己亲身实践，得出结论，吴耕民不再随便使用“是的”二字。
    
    岑可法院士至今记得留学前苏联期间的老师，“我很感谢他，让我知道科学永远不会有最好”。“每次我带着自认为佳作的研究报告到他那里，总是会被挑出一大堆的毛病。”岑可法说，开始我有些不理解，但被逼得养成了习惯，研究报告送出去之前自己都会再三地修改，直到我考虑问题变得全面了，更深入了，且变得谦虚了之后，他才第一次竖起大拇指，夸奖我。他说，我们做学问要有刨根问底的信念，才能找到“真”的东西。
    
    这几句话，几十年来，一直响在岑先生的耳边。浙江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严建华还是一位青年教师的时候，陪同岑老师去北京参加一个国家项目的答辩，去之前，岑老师在研究所试讲了一次，到了北京之后的当晚，岑老师在宾馆又讲了一次，大家一起改了几处，以为可以了，岑老师却坚持还要再试讲一次，确保精准。
    
    “大学要教给学生的，不是‘术’而是‘学’。”这是2010年在汤姆森路透的排名中名列全球第8的化学家彭笑刚的理论。
    
    这位到浙大不久就上校园BBS当了“斑竹”的教授，正在为化学系的本科生开设基础课《物理化学》。“海归”3年，彭笑刚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编写教材上。在浙大的BBS“彭笑刚老师答疑版”，这位大科学家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招呼孩子们与自己“同行”：“《物理化学讲义》貌似有些市场，决定进一步修订，以争取做到可以出版的程度。想起来本帮哥儿姐儿也许愿意再读一遍？提提修改意见？无论意见大小与形式，一律是无量功德。”于是，这本教材一直处于“勘误”进程中。
    
    一种方向
    
    我怀着比对我自己的生命更大的尊敬、神圣和严肃，去爱国家的利益。
    ——莎士比亚
    
    国学大师姜亮夫为弘扬中国优秀文化，保留珍贵的文化遗产奋斗了一生。
    
    姜先生早年留学法国时，计划是想去攻读学位的，结果却因为在博物馆里看见了被洋人盗走的敦煌卷子而改变了方向。从此他节衣缩食，住最便宜的旅馆，啃干面包、喝白开水。省下的钱日日买门票入馆抄录拓摹。在巴黎国民图书馆，每拍一张照片要付14法郎，姜亮夫先后拍了3000多张，查完了巴黎的又查找了在英国、意大利、德国的中国文物索引、目录，抄录、拍照、拓摹。
    
    姜先生在《四十自述》中说：“……遂排日入馆，选字书、韵书、五经、老子之属。择其要者，抄写响拓、摄影校录，日尽数卷，垂暮归寓，更即灯下，比次论列，夜深漏水，绝不知疲。” 两年后，姜先生的视力只能说是“残存”了，但中国的敦煌学，从姜亮夫始。
    
    做学问，需要一个方向。有时候，这个方向是兴趣；有时候，这个方向是安身立命；但凡是成大家，这个方向，一定是国家和民族。
    
    1964年，浙大郑光华团队研发的双水内冷发电机获得了国家科委授予的国家发明一等奖。郑光华的大女儿郑纪慈回忆：“我记得那时候父亲实验室的条件不好，电机都很笨重，父亲把铁棍截成一段一段，弄成铁轨的样子，把电机放在上面推来推去，以便做实验。等我们稍微长大了，每次去实验室都帮他的忙。多数时候，父亲是没日没夜地工作，年三十晚上，几个小孩子要轮流去催，才能把他拉回家吃年夜饭。”
    
    1966年，浙大研制成功了用于核试验拍摄的超高速摄影机——“250万幅/秒旋转反射镜高速摄影机”，解决了火箭、导弹、核弹的测试记录难题，记录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的试验过程。它的设计者，是一群代号为“911”的人。“当时是全校一盘棋来做这个事情。分别从无线电、电机等系调集了20名教师和30多位学生参加。”参与者之一的黄振华回忆说，研制工作一开始就实行倒计时。没有图纸、没有资料，每天只睡几个小时。“因为模拟试验需要较大的室外空间，而在凌晨两三点钟往往是最好的工作时间。很多时候，都是校园里响起起床号的广播声时，我们科研组才结束工作。”
    
    时光转针进入了2010年，这一年9月22日，由浙江大学研制的中国首颗“皮星一号A”卫星，升入太空。这个边长15cm、重只有3.5kg的立方体，每96分钟绕地球一周，仅凭一颗普通电珠发光所需的功率（3.5瓦），就在空中完成了测控通信、姿态控制、照相、数据存储和管理、热控等多项综合任务。
    
    皮卫星的研发工作曾几遇波折。2007年5月25日，皮卫星第一次搭载火箭发射升空。入轨后，大家等来的却是一个令人伤心的结果：未能接收到来自皮卫星的信号。“那是一次刻骨铭心的教训，但从发射场回来时，我们就打算还是要继续干下去。”浙江大学微小卫星研究中心主任金仲和教授说。之后3年间，皮卫星课题组共解决测试过程中发现的680多个异常现象，确保皮卫星系统的可靠性。
    
    皮卫星顺利升空之后的一天，金仲和的研究生忽然发现，老师的后脑上，掉了一大片头发。那段日子，经常会有人问：“这是怎么回事？”金仲和总是笑笑说，没什么，做什么事总会要付出些代价的。
    
    （2012-0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