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上的232位名字，对高斐老师来说，每一位都有不同的人生和故事。
    
    她站在碑前，在名字中间一点：“这一位先生，是台湾人，是1997年12月31日走的，我把他接回来，后来他的儿子从台湾赶来，说要感谢我。”她清楚地记得每个人的故事，“这里每一个名字，都值得尊重。”她说。
    
    浙江大学的遗体捐赠从上世纪80年代开展，高斐老师从1993年接手负责，这200多位无语良师，多数都是她和同事一起出车，从全省各地接回来的。经她手，曾为上千位志愿身后捐献遗体的志愿者，登记表格，邮寄信函，电话联系，直到帮助他们中的一部分最后完成捐献程序。
    
    “这个活我做了19年，这是一个良心活。”
    
    “有一次我去接一位深山里的捐献者，依维柯车子跑了五六个小时，到山脚下，车子上不去，那是一位只有25岁的小伙子，因为尿毒症去世。他的愿望，就是希望捐赠遗体，供医学研究。后来我和他家属把他从家里抬出来，一步一挪抬了半个多小时才到车上。那天，我们快半夜才到学校里。”说起这些惊心动魄的经历，高老师已经非常淡定了。
    
    最开始，她的电话不分白天黑夜都会响起，有时候，睡到半夜，电话铃声阵阵，接起来就听见那头的哭腔：“高老师，我爸爸走了！”
    
    就因为这，家人曾极力反对她继续做这个活。“一天到晚跟人讨论生啊死啊的，听着就不吉利。”高老师模仿家人的语气说。后来，她给自己立了个规矩：不分节假日我可以随叫随到，但是，半夜里不行。我要保证自己和家人的休息。
    
    19年，不管是寒暑假还是双休日，有时甚至是年三十，年初一，只要电话响起，高老师就会出发，全省各地跑，接回志愿者的遗体。
    
    这个被不少人觉得有点另类的女人，下个月要退休了。高老师给记者看脖颈处的伤疤：“喏，甲状腺癌手术过，还得过肾积水，身体不行了，要休息。”
    
    上个月，她把用了19年的电话转交给了年轻同事。“现在很多志愿捐献者都认准这个电话号码，我把它留下来。”
    
    听说高老师要退休了，不少志愿者打电话来说，高老师，我的事情可是你一手办的，我以后走了没人来接怎么办？高老师很爽气：只要你家人一个电话，我退休在家也会来接你。这是我对你的承诺。
    
    高老师说，这是个良心活，如果不用心，做不好。对完成遗体捐献的家属，学校承诺2年半到3年后，归还逝者的骨灰。所以，与家属一直保持联系，最后让他们安心，是额外的工作。有些家属，表示不留骨灰，但希望委托她把骨灰撒入江河，最后，由高老师联系民政部门，一一完成逝者和家属的愿望。
    
    （2012-0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