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是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逝世三十周年。他一生的贡献主要有两个：一在科学领域，二在教育方面。关于前者，由于知识有限，我不敢妄加评论；关于后者，因为喜欢翻阅闲书，对民国时期的大学教育有所关注，本文就想以竺先生与浙大的关系为主题，略作梳理，期望能让更多的人认识这位前贤。
一、蒋介石让他把浙江大学管起来，他提出三个条件
1936年初，浙江大学受“一二·九”运动影响，掀起驱逐校长郭任远的风潮。他被迫辞职后，陈布雷向蒋介石推荐竺可桢。蒋认可后，委托行政院秘书长、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去做工作。竺可桢向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征求意见，蔡认为能不去最好，“但蒋处不能不去，婉言辞之可也”。
2月21日，蒋介石在孔祥熙寓所约见竺可桢，竺推说要与蔡先生商量才能决定。他如此推托，除了怕影响研究工作外，还有三个顾虑：一是“不善侍候部长、委员长等，且不屑为之”；二是时局不宁，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三是即便答应下来，短时间内难见成效。事后，经翁文灏、陈布雷等人反复劝说，他才提出如果能满足三个条件，可以考虑。这三个条件是：“财政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而时间以半年为限。”其中第二条是教育独立的重要前提，他敢于向当局提这样的条件，令世人玩味，也让后人惭愧。
二、还未上任，就把“教授治校”当作主要目标
经过一番准备，竺可桢于4月25日正式来到浙江大学。完成交接手续后，他先与教职员工座谈，然后到体育馆与学生见面并发表讲话。他说：“一个学校实施教育的要素，最重要的不外乎教授的人选，图书仪器等设备和校舍建筑。这三者之中，教授人才的充实，最为重要。”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作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地培植出博学敦行的学者”。
在竺可桢看来，所谓教授并不是一个头衔、一个职称、一种待遇，也不是一种向上爬的阶梯；教授是一群“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作育后进为无上职责”的人们。拿这个标准来衡量，可以看出如今的教授差距何在，现在的学风为什么败坏。
为了充实教授队伍，竺可桢多次拜访邵裴之、马一浮等学界前辈，聘请胡刚复、梅光迪、张荫麟、王淦昌、王琎、卢守耕、周承佑等三十多位著名学者前来任教，起用一批深孚众望的学者担任院长、系主任等职务。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实现“教授治校”的目标。
如果说教授应该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教书育人为无上职责的话，那么学生又应该如何努力呢？在这次讲话中，竺可桢对大学生的人格培养提出具体要求。他说：“我们受高等教育的人，必须有明辨是非，静观得失，缜密思虑，不肯盲从的习惯。”有了这种习惯，才不会害己累人，才能不负所学。
但是，如何才能养成这种习惯呢？竺可桢说：大学教育的目的，应该让学生掌握学习的方法，开辟求知的途径，并通过研究学问来培养他们的反省意识和批判精神。只有这样，大学生才有能力对社会和自然进行精细的观察、慎重的考量，才不会被传统观念束缚，不会被少数人利用。但是，如今的大学却往往以传授知识为主，使学生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讲话结束时，他满怀期望地说：大家既然接受了高等教育，就不应该盲从；只有独立思考，才能应付艰难危险的环境。只要能做到这一点，“十年廿年以后的诸君，都可成为社会的中坚分子，而中国今后正是最需要头脑清楚善用思想的人物”。
三、在就职典礼上，严厉批评只“教”不“训”的教育制度
1936年5月18日，已经上任的竺可桢补行就职典礼。典礼于上午十点半开始，先是新校长宣誓，其中有“决不妄费一钱，妄用一人，并决不营私舞弊及接受贿赂”等内容；接着是监誓员蒋梦麟致词和来宾讲话；最后是新校长致答词。
在答词中，竺可桢首先根据浙江的历史对大家说，在此国难当头之际，我们应该学习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经验，既要“教”，又要“训”。但是现行的教育制度却只重“教”而不重“训”，许多教师上完课以后就再也不和学生见面了。这种只注重知识传授不重视人格熏陶的“教”而不“训”的教育制度，应该尽快改变。
紧接着他指出，如今的大学即使在“教”的方面也有很多问题：
第一是重视学分，忽视了导师。学分制的弊病在于教师与学生很少接触，学生只要读满学分就可以毕业。但是导师制却为学生接受教授的熏陶提供了保证，这对学生人格的形成非常重要。
第二是重视就业，忽视了学业。他说，大学生毕业即失业，与学校闭门造车有关。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但要改进大学管理，还要明确大学培养的目标。他强调大学是培养领袖人才的地方，大学生学成后不仅要自己有饭吃，还要让大家有饭吃。说到这里他解释道：“大家有饭吃”与“有饭大家吃”不一样，前者是生产教育制度，后者是分赃制度。由此可见，如果大学生只重视就业而忽视学业，就很可能堕落为分赃制度中的一员。
强调独立思考，注重人格修养，培养领袖人才，是竺可桢一以贯之的教育理念。抗日战争爆发后，竺可桢率领浙大师生到天目山禅源寺避难。刚到这里时，正好是星期日，他看到师生们一群一伙地外出散步，感到这里真是实行“导师制之理想地点”。第二天，他对一年级新生发表讲话时说：自废科举办学校以来，我国教育在设备和师资方面，不能不算有进步，但是有个最大缺点，就是学校并没有照顾到学生品格的修养。这样一来，教师就把传授知识当作唯一任务，有的甚至“以授课为营业”。为了纠正这种倾向，浙大在全国率先实行了导师制。如今，我们虽然被迫离开校园，但是全校师生能在这里“融融一堂，通力合作”，却是可喜的事情。他还告诉大家，国家每年给你们花很多钱，为的是培养社会的栋梁，时代的砥柱，而不是让你们仅仅学习一点技术，为自己谋生找出路。这些话至今仍有深刻的警世作用。
四、为了让学生具有清醒的头脑，他主张实行通才教育
现代社会的分工越来越细，专业设置也越来越多，因此大学究竟是重视理论还是重视实用，是培养专才还是培养通才，就成了现代教育制度面临的主要问题。浙江大学由求是学堂、浙江中等工业学堂和中等农业学堂演变而来，对实用技术教育非常重视；再加上无论是大清王朝、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统治，都把实用技术教育放在首位，因此要想改变这一传统，非常困难。然而竺可桢知道，如果仅仅是学习一种专业，掌握一门技术，就不会拥有清醒的头脑，也不会融会贯通，最后的结果是难成大器！因此他上任伊始，就把推行通才教育放在首要位置。
1936年5月9日，竺可桢主持第一次校务会议时就提出要设立中国文学系、史地系和一年级不分系等议案。最后一项议案虽然讨论最久，但还是成立以郑晓沧、胡刚复、苏步青等人为首的公共科目分配委员会，将通才教育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1936年9月，是竺可桢上任后的第一个新学年，也是他的母校哈佛大学建校三百周年纪念。17日晚上，他在哈佛大学同学会上发言说，哈佛大学的办学方针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主张思想自由，反对政党和教会干涉；二是学校的课程应该更重视理论，而不是只注重实用。他强调，这两点主张与英国大学基本一致，但是德国、意大利、苏联却与此大相径庭。第二天，他在新建成的教学楼出席新生谈话会，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他告诉大家：大学生是人生最快活的时期，没有经济负担，也没有谋生的问题，因此大家除了诚实做人、勤恳求学之外，最要紧的是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这比单纯掌握一门实用技术更重要。他甚至说：“我们国家到这步田地，完全靠头脑清醒的人才有救。”
抗日战争中，竺可桢带领浙江大学师生经江西、广西最后到达遵义，途中他的夫人张侠魂因病去世，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尽管如此，他始终以通才教育为主，把浙大办成了具有国际影响的一流大学。正因为如此，当时来访的李约瑟博士才把浙江大学誉为“东方的剑桥”。
（摘自《大学之魂：民国老校长》，智效民著，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有删节）2012-07-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