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8月15日《中国科学报·大学周刊》第四版以“浙大：通向世界的课堂”为题，刊登了一组７篇浙江大学学生“游学”世界归来撰写的短文，每篇文章各有不同的小主题，但大主题却是相同的——努力去看，努力去学，世界很大，世界很精彩。
爱旅游，爱学习，更爱境外交流。浙江大学为学生提供的境外交流机会，成为大学生一份难以忘怀的经历。
不为简单的观光旅游，不为纯粹地锻炼外语，更不为凑足几个学分。只为了，走出大学城，做开眼看世界的那一人。
到西班牙去看房子
■单雨歌 浙大建筑工程学院本科生
少就是多。“Less is more.”
现代建筑四大师之一的密斯·凡·德罗在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不知道他自己是不是很清楚地意识到，从此以后，这句至理名言和巴塞罗那德国馆的简洁平面会将无数学子钉死在建筑师这条曲折的路上。
作为一个建筑系学生，我刚入校时，老师就将练习绘制德国馆平面作为建筑设计课的起步训练。因此，在获得了去西班牙交流项目的机会后，巴塞罗那德国馆也毫无疑问地成为了行程表上的第一站。
它坐落在山脚，和山顶上古典风格气势恢弘的加泰罗尼亚国家艺术馆一比，显得有些不起眼，可却是完全不会被人们错过的。
近一百年过去了，人们依然恪守着建筑师当年“少即是多”的格言。1000多平方米的小房子周围既没有围墙也没有栏杆，只有一个管理员兼收门票，路过的人都可以靠坐在水池边的台地上。
可是，就连一百米开外，绿化带的篱笆上都会挂着金属铭牌，上面画着黑白矩形组成的德国馆简洁立面，旁边用最中规中矩的字体标注着“mies barcelona（巴塞罗那）”。
整个建筑就如同教科书上写的一样干净纯粹。形体很简单，外观就是一片方盒子。构成建筑的钢材、玻璃、大理石，无不展现着它们最原始的朴素质感。可以说，这里没有任何一点装饰，但是也可以说，它们已经成为了装饰本身。
走进建筑内部，简简单单的几片墙，不完全隔断，也不完全开敞，让整个空间忽然迂回起来，增加了不少奇妙有趣的小视点。
我到的那一天，巴塞罗那正下着瓢泼大雨，整个德国馆里面只有我一个人。也正因为如此，光洁的金属表面得以完整地反射出周围的景致，我可以慢悠悠地打量每一处细节，甚至蹲下身去查看铺地的花纹而不用担心被人踢到屁股。这大概也算是“少即是多”的一个旁证。
现在的巴塞罗那德国馆，是为了纪念这一时代性的建筑，专门在原址上原样重建的。
“Less is more”，密斯·凡·德罗是一个德国人，58岁的时候他去了美国，而我是一个中国学生，此刻在西班牙。这个世界，应该“少”什么？又会因为“少”而“多”出什么？
1929年的世博会，只有14个国家馆，虽然很“寒碜”，却是今日“盛况”的起步。密斯·凡·德罗的经典之旅，也从这里起步。当时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少就是多”会从此扭转了世界的审美，德国馆像其他的13个世博馆一样，被拆了。一直到1996年，唯有它，又重建了。而这时，密斯·凡·德罗的追随者们已经把“少就是多”幻化成无数张建筑设计图，随风吹遍了世界。比如杭州的大街上，一幢幢蓝灰色调线条干净硬朗的高楼，就像雕刻着密斯·凡·德罗的名字，一看就知道设计师是德国人或者是从德国回来的中国人，或者是在德国的什么人……总之，也许有一天，我们中的一个，会努力把图纸简约到只剩下一个方盒子，之后再重新开始膜拜高迪。
巴塞罗那原本是属于高迪的，夸张、绚丽、花一样的高迪，1884年的高迪，永远让孩子们激动的高迪，今天依然出挑、醒目却又是丝毫不突兀地与“少就是多”共存着。
这就是西班牙。这就是世界。
大学里的滑梯
■褚嘉琪 付瑶 浙大外国语学院本科生
朋友去德国交流，其间到慕尼黑理工大学去围观传说中“大学里的滑梯”。2011年初，这滑梯曾在网络上红极一时。两条巨大的管道滑梯，从教学楼的顶楼延伸至地面。有了这条捷径，学生从顶楼下到地面，区区几秒就足以完成。朋友乐滋滋地玩了一遍又一遍，拍了一张又一张照片放在人人网上炫耀说：“这‘大学的滑梯’真是又好玩又高效。”
除了对“新奇特”的感慨之外，我们不禁思索如此设施的意义。
欧洲各国学生混杂的大学中，德国学生是出了名的“学霸”——课上笔记滴水不漏，又总能提出发人深省的问题，课后的反馈和作业也是质量颇高。人们都说德国人治学严谨，一丝不苟，而他们的勤奋踏实，在这新奇的大学教学楼滑梯上呈现得淋漓尽致——打破常规的设计，为惜时如金的学生们节省了时间。见微知著，在细节上的用心。同学们关切之点，便是学校聚焦之处。
无独有偶，优秀的大学在这一点上惊人的相似。方式有异，但本质相同。
丹麦的哥本哈根大学图书馆里，有海量分门别类的藏书，有连接网络的计算机，有配备台灯的书桌和可调整高度的座椅。除此之外，我见到了阅览区面向户外看得见风景的沙发，见到了讨论区的小茶几和小圆桌，见到了休息区的热水壶和咖啡机，甚至还有几张吊床供人小憩。英语系的阅览室更是24小时开放的，只要刷卡便可入内。与其说是图书馆，倒不如书吧、书屋更为贴切。这里，读书不能用“刻苦”来形容，因为读书是一种享受。
除了来来往往的学生，也会看到头发花白的教授或者是管理员埋头于高高的书堆里，翻看着厚厚的字典，全神贯注地做着笔记，沉浸于此，夜的宁静和台灯的光芒交织在笔下。优秀的大学为师生精心营造的氛围，是使潜心治学气息弥散在空气里。师生的关系，便也平等，甚至是互助，亦师亦友，相互促进。
作为交流生在哥大学习的半年，受到诸多礼遇，颇为感慨。除去学校设施的人性化之外，软件的方面也值得一提。印象深刻的是在语言班里，老师并不把自己置于讲台的一端，而是同我们一起，围成圈，聊天似地讲着课。她，并不觉得自己是与众不同的老师，只把自己定位为“第一个说话的人”，定义为“促成同学们交流的因子”。偶尔，老师也会带来丹麦特色食物让同学们品尝，以此作为引子，讲述丹麦人的生活方式。也有几次，他会提到一些电影、书籍，一些人文的背景资料，供同学们直观地感受丹麦文化。于是，语言便鲜活而立体起来了。
好的大学，应该有“人性化”这个关键词，就是以人为本，想方设法创造条件，将学生这个发展主体，置于中心环节。
用设计的眼光看日本
■邱懿武 浙大设计研究院研究生
本想单纯地在日本闲荡，不带任何学术目的，可长时间在专业上的思考，让我无形中总是用设计的眼光看待一切事情。
有意思的是，许多中国设计专业的学生都是从日本设计开始了解，很多人都在追求简约朴素的日本风。
美与艺匠精神
在日本，拿到一张地图，上面推荐的半数景点就是美术馆，多的好像中国的加油站。每一个美术馆都定期更新作品，展出的还有民间工艺、珠宝艺术甚至食品。不管平时还是周末，总会有许多的日本人穿着和服逛美术馆，欣赏艺术品。在我看来，几乎所有的艺术作品都有中国的味道。
在上世纪70年代还被称为“设计小偷”的日本，到了90年代，产品已经获得了全世界的认可。
在京都，一个秉承日本艺匠精神的小漆碗，可以开价超过10万日元；在箱根，一条条竹丝被编制成了各种肌理交错的工艺品，成就了日本的美感经济。在日本，处处都能体会到被全民尊重的艺匠精神，每个人都会把自己手上的事情做到极致，不管你是做拉面的厨师，还是普通的收银员。
曾经在SONY的工作坊，我体会过日本人在企业中的艺匠精神。一个亚克力材质有上千种的选择。从SONY相机的升级T1、T2、T9、T10……从中看出日本设计不断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精神。现在看来，他们还是在遵循艺匠精神，没有去创造未来，但这不代表他们没有创造力，而是缺乏整合性的领导力。
日本企业的困境
SONY是日本制造业的一个缩影。曾陆续推出半导体收音机、可携带黑白电视机、随身听、3.5英寸软盘驱动器等12项划时代技术的索尼，自1990年后的20年里，几乎没推出让人耳目一新的划时代产品。与此同时，日本的企业文化曾让世界崇拜不已，但如今保守的作风日益成为阻碍企业进步的绊脚石。
很多学者说，按照逻辑iPod应该是SONY的产品，因为Walkman（随身听）在数字化时代升级到电子音乐播放器是一个必然。而iPod的成功实际上是硬件、软件、网络、内容再加上服务的整合成功，这实际上就是一个纵向合作。而在SONY内部发展数字音乐必定会损害SONY唱片部门的利益。SONY内部官僚化的组织管理，枪打出头鸟、以和为贵的企业文化抹杀了创新能力。
目前，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纵向合作已经是完全可以期待的，如果不主动地走出一步，如果不主动地寻求整个产业之间的合作，整合创新，一个全新的产业发展机会可能又会失去。
如今的苹果正如昔日的索尼，“凭借崭新的产品和服务颠覆人们生活模式”的同时也通过产业整合，让其成为了最富有的公司。
曾经在课上跟同学分享过iPhone产业链的故事，iPhone是在美国设计，在日本制造关键的零部件，由韩国制造最核心的芯片和显示器，由台湾厂商供应另外一些部件，最后在深圳富士康工厂组装，再空运到美国，又被苹果商店门口排队的华人买走，然后高价卖到中国各地，又被深圳的手机作坊回收翻新再出售，最后被当做电子垃圾拆解回收。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路径，最大的组装厂、最大的消费市场、最大的污染都在中国。而最大和次大的利润呢？中国扮演了怎么样的角色？
香港一年
■李芮 浙大光电信息工程学系本科生
一年的时光转瞬即逝，当我在深圳湾向着对面的香港说再见的时候，这一年在香港大学交流学习的经历已在我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时间虽短，但是港大这所学风严谨、海纳百川的大学留给我的印象，依然如维多利亚港的海水一般时时冲刷着我的记忆。
不一样的学术
港大的课程具有很大的师生互动性，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tutorial（个人辅导）。所谓的tutorial，是助教利用课外时间安排的习题讲解、课程附加内容的补充等。许多教授上课来不及细讲的内容（例如公式的推导、技术的应用等），都会在tutorial中由助教进行详细阐述。此外，tutorial也是及时解答同学疑惑的好机会，我有许多概念、原理甚至错误都是在此澄清的。对大一新生来说，tutorial是强制的，因为它保证了学生基础课程的掌握。
还有一种叫做Open Book Exercises（开卷练习）的内容。第一次在课堂上拿到一份写着OBE的题目时，我们的第一反应都是低头苦思并写下自己的思路，可是老师却说：“Come on guys, you should discuss with each other! Open your books, and refer to your notes!（来吧，同学们，你们应该互相讨论！打开书，并参考笔记！）”在师生的讨论中，一道题目可以有不同的解法。
长久以来，我对工程的印象就是“解决问题”，而港大的考试十分注重对原理的理解，甚至工程学院的课程考试都要考至少50%的原理理解和叙述。在港大，只有先弄清原理，才允许进行下一步的问题解决和方案设计。这样的考试无疑加重了学生的课业负担，但对扎实基本功很有帮助。
不一样的文化
图书馆前的中山广场时常举办辩论赛和讲座，校园里时常有对社会热点的讨论；每个学期都会有来自各个国家的留学生在特定的时间内展示本国文化；民主墙是言论自由的地方，只要符合规定的程序，任何同学都可以发表自己对事情的观点……
在港大校园内，理智的声音却从未缺失。
2012年初，香港《苹果日报》刊登了一则广告，以蝗虫形象丑化赴港生子的内地双非孕妇（即孕妇及其丈夫均非香港户籍持有者），并掀起了港人与内地人之间的矛盾。
民主墙内有这样一则言论，是由两位香港本地学长申请并张贴的。言论否定了张贴反双非海报者的做法，并呼吁大家理智对待该问题，应由政策的改善来解决此问题，而非用极尽丑化的讨论去煽动公众支持。
除了香港本地学生外，在港大的内地生也积极利用民主墙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反对形象丑化和指责的扩大化，并号召“中国人团结一心解决问题”。
除了表达观点的自由和开放之外，程序的严谨也是港大的习惯。例如在民主墙内张贴的海报，都附有张贴者的学号，这也是一种对自己言论负责的态度。
我的北卡之行
■玛青 浙大生命科学院研究生
浙大生命科学学院与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的本科生实习互相支持，北卡的学生来浙大，而我们，去北卡。
走进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整齐的砖红色房屋随意地分散建造，校园里林荫密布，很多植株上都挂有标明植物拉丁语学名的指示牌，向所有的生物爱好者们敞开着植物学的大门。
在生命科学学院大楼里，我们看到了大规模的温室中培育的各种植物学模式植物，北卡的几位教授为我们解读了影响模式植物长势的因素。在植物园里，老师指点我们细致地比对相同物种的北美种类和东亚种类的形态。每发现一种间断分布的典型物种或与研究相关的近缘种，老师们都会不顾泥泞，直接上前去探讨和拍照记录。
在北卡西海岸的路边，我们被路边的一片海岸松林所吸引。这片松林里的海岸松生长并不密集，还穿插缀落着野葱一类的草本灌木和麻栎等较低矮的植株。林间，脚下的土地十分松软绵密，我们以为是为了保持土壤肥沃，对这片松林进行过人为的焚烧。然而北卡州立大学的老师告诉我们，这里的确是经过了焚烧，但是不是人为而是自然火灾，并且每隔两三年都会发生一次。这样的火灾除去了一些繁殖能力过于旺盛的杂草，并大大减少了松林密度。火势过后，剩余的少许海岸松获得了足够的生长空间和营养、光照，重新生长和繁衍出一片新的松林。
人类的生存和壮大，离不开自然的启发。
自然的规律如此，新鲜事物的产生，必然意味着陈旧事物的消亡；然而，没有旧的种子萌芽，也生长不出新的森林。所谓“靡革匪因”，只有建立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和突破，才能有新的演进。
这片马尾松林的土地上，处处是异常大而饱满的松果。我挑拣了一个直径十公分、长约十五公分的，带回了家放在书架上，它让我记住这片远在大洋彼岸的海岸松林，更记住自己的爱好和理想。
在山海相接处行走
■黄飘逸 浙大外国语学院本科生
半年前我有幸选上了台湾中山大学的交流项目，来到山海相接处的台湾中山大学。一到高雄小港机场，就有台湾同学作为buddy（搭档）前来接机。在浙大我们是学长，开学时去迎学弟学妹；在这里，我们被当成了照顾的对象。
我的学分基本已经修满，所以我就按兴趣选修了《网路与社会》和《资料库管理》公共课程，还选择了3门外文系的《美国自然书写》等专业课。
台湾的大学课程多数是小班教学，小组讨论成为了教学环节设计中的重要部分。我所选修的课程，除了一门专业选修课只有8个同学没有设分组讨论外，其余课程都有小组讨论、组内互评。其中两门课程，小组作业成绩占总评的较大比重。
作为“少数派”的交流学生，我一开始总担心没人与自己搭档。可事实上台湾同学对交换生的照顾远远超乎了我的想象。
随机分组之后，台湾同学非常热情地邀请我参与每一次的讨论。虽说《资料库管理》是自己感兴趣的课程，可面对从没碰过的写网页代码和使用数据库的时候，我还是慌了神。然而，小组长不仅根据每位成员的特长安排了分工，比如女生负责美工，男生负责写代码，还为我们组写好了一些简单的代码范本。这样的贴心安排使得我不再犯愁。
这个作业贯穿整个学期，我们小组每隔一两周就会开一次讨论会，把编写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拿出来讨论。一般情况下，组长会负责一些难点的突破，而我负责一些纠错的工作。由于每次的讨论会大家都是带着各自的疑惑而来，因此在完成任务时也都非常高兴。
我们小组的最终作业，在期末答辩的时候堪称完美，连老师都没有找出我们的疏漏之处，获得了长时间的掌声。
台湾中山大学，留下的记忆，很美。
从ZOJ出发
■巫泽俊 浙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本科生
ZOJ是浙大学生创办的程序设计网站，圈内很有名。
2006年夏天，我成为浙大理科试验班一名新生的时候，与许多信息学竞赛的保送生不同，我对编程完全没有概念，也没有明确的专业方向。直到在春夏学期遇见了C语言程序设计这门课，有了自己的ZOJ网站账号，我才步入程序设计大赛的世界。
终于有了2009年的越南胡志明市之行。捧回个冠军奖杯，却因为托运不当，回到国内的时候成了碎片。第二次出国是参加瑞典总决赛，我们的目标是前十二名，最后以第六名史上最好的成绩“光荣”归来。
时隔一年之后，我又和同学组队参赛，这次把目标定得更高了一些——ACM-ICPC全球总决赛前四名，最好拿金牌。
出门比赛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比赛环境的变化，包括题目风格、比赛规则上的差异。对此，我们的老师陈越有一句名言“要适应最恶劣的环境”。越南赛区一直秉承给每个队伍一份越南语和一份英语题目的传统，也让我们哭笑不得。最后成功卫冕冠军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2011年的总决赛原定在埃及的沙姆沙伊赫，后因动乱改在了美国的奥兰多，虽为心仪已久的埃及之旅泡汤而惋惜，却得到了宝贵的三个月准备时间。奥兰多是我目前去过最远的城市了，长途征战有不少挑战。时差，虽然我对12个小时的时差毫无感觉，但其他人感觉很是痛苦；饮食，出了国我才知道，自己不但有颗中国心，还有个中国胃。
最后，我们在退役赛上，凭借着出色的发挥，超出原定目标，夺得了全球总冠军，成为亚洲继上海交通大学后第二个获金牌的高校。
（2012-0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