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抗战全面爆发后，从11月开始，浙江大学从杭州往内地西迁，先后经浙、赣、湘、粤、桂、黔六省，行程近2600多公里，于1940年初到达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并在那里坚持办学长达七年之久，史称“浙大西迁”。遵义湄潭也因此成为了浙大人心目中永恒的圣地和浙江大学的第二故乡。

西迁浙大在当时被英国学者李约瑟称誉为“东方剑桥”，它的由来与始末是这样的：1942年秋天，英国政府在二次大战的重要时刻，决定派遣科学家和学者赴中国考察访问，作人道主义方面的援助。初通中文并对东方文明怀有浓厚兴趣的剑桥大学的李约瑟与牛津大学的陶育礼组成了“英国文化科学使团”，代表英国学术院和皇家学会前来中国。

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从报刊上得知陶、李即将来华，非常高兴，在1942年11月21日的日记中作了记载。

陶育礼于1943年6月结束其访华使命。他曾提醒后来者李约瑟：“有一所学校你千万不要漏掉，那就是浙江大学。”

英国人李约瑟（1900～1995）是世界著名生物化学家和科学史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英国学术院院士。他的英文名为约瑟夫·尼达姆，因尊崇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李耳），热衷中英文化交流，因此以“李”为姓，起了中国名字“李约瑟”。1943年李约瑟博士受英国文化委员会的派遣，来到中国，援助受日本侵略军封锁的中国科学家，初任英国驻华使馆科学参赞，后负责“中英科学合作馆”。1944年，李约瑟两度访问西迁到贵州的浙江大学，与竺可桢校长和浙大学者结缘。

李约瑟在贵州遵义湄潭考察西迁浙大，虽然只有短短的10天时间，但在竺可桢校长的陪同下，考察访问得十分细致、深入与广泛，他不仅与浙大师生进行学术座谈，听取竺可桢、王琎、钱宝琮关于天文学史、化学史和数学史的演讲，而且还翻阅学生的科研论文和听课笔记。当时就惊羡于浙大师生在抗日烽火中，在极为简陋、艰苦的办学环境中，竟取得如此辉煌的教学、科研成果，叹为观止。

在结束了浙大考察访问不久，李约瑟便回国述职。应中英筹款会中国大学委员会之请，他于1944年12月13日在伦敦发表演说，称中国科学家及技术工程人员在战时物质设备简缺之下，而有极光辉之成就，可以“英雄的”一词来形容。于理工科教育之情形，则举西南联大与浙江大学为例，以为可以与英之剑桥、牛津，美之哈佛、耶鲁比拟；中国之科学团队及研究机关，对工业经济之发展，极有贡献……甚愿中英两国之科学家互相携手，密切合作，中国对于世界科学方面之贡献，前途光明，不可限量……

竺可桢在是年12月18日日记中写道：“见十二月十六日《贵州日报》载李约瑟回英国以后在中国大学委员会讲演，赞扬我国科学家，并谓联大、浙大可与牛津、剑桥、哈佛媲美云云。”

老浙大钱宝琮之孙钱永红很想找到李约瑟或竺可桢二人有关“浙江大学是东方剑桥”的书面文献，迄今还未有结果，但从浙大出版社出版的《浙江大学在遵义》一书中，找到了苏步青教授的文字表述：“英国剑桥大学的李约瑟教授来浙大参观。他称我浙大是‘东方剑桥’这句话，我是亲耳听到的。当时如无竺校长主校，浙大就不会有这样高的荣誉。”

我们暂且不论李约瑟“东方剑桥”之说是口述的还是书面的，依据已掌握的史料完全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抗战时期的浙江大学与西南联大是战时中国最好的大学，可与英国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及美国的哈佛大学相媲美。

李约瑟在西迁浙大的考察访问，对浙大的教学、科研与国际交流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反过来，西迁浙大对李约瑟的影响也是积极而巨大的。那就是此行使李约瑟敢于下定决心一定要撰写一部空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

浙大的科学史研究让李约瑟倍受鼓舞。在湄潭，他仔细听取了竺可桢、钱宝琮和王琎的学术演讲，并专门拜访了他们，与钱宝琮的科学史交流一直延续至深夜。他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序言中特别提到竺可桢、钱宝琮、王琎的名字。他说：“我第一次认识竺博士是在贵州，当时浙江大学疏散到贵州。在那里，我开始熟悉他在天文学史方面所作的很有价值的工作。由于他的介绍，我认识了钱宝琮和王琎。”至40多年后的1992年8月，在浙江大学邵科馆举行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国际学术研究会上，时任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所长的何丙郁教授宣读了李约瑟贺词，特别提到浙大三位已故学者竺可桢、钱宝琮和王琎对中国科学史研究的重大贡献。何教授还在浙江省领导的招待宴会上说：“李约瑟研究中国科技史，最初曾受到浙江大学竺可桢、王琎、钱宝琮等学者的启发而着手进行的。”李约瑟本人也谈过自己职业生涯的变化：“1942～1946年任职于中英科学合作馆。这四年的逗留判定了我的一生，除了写著一本中国文化的科学、技术、医学的史著以外，其他皆无所容心了。”

这是一曲中英科学文化交流的动人乐章，更是浙大一百二十年校史精彩的一页。

（2016年11月26日发表于《联谊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