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29日，候任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北京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对全球有效和公平发展发挥了基础性作用，中国发展将给所有人带来机遇。（新华社记者 邢广利/图）

中国未来的发展不能仅仅停留在“特殊主义”和“例外主义”的角度而在世界一隅“孤独”地论述自己，中国走出国门，她的发展壮大需要相应的“中国地方性全球主义”的哲学理论。

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出现了我们自经济贸易全球化以来从未见到的一幕，中国领导人、知识精英在欧美各国穿梭访问的时候，都会劝导西方的政治家和知识精英，要对全球化这一历史进程充满信心。中国应当扛起全球经济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这面大旗。

我们的世界虽然出现了全球化的现象，但并没有发展出广泛的全球认同感，认同感或是“认异感”依然停留在民族国家的边界，“后民族国家”时代依然没有来临。

我们既不要仰视西方，但未来也不要俯视西方，而是要真正做到平视西方。

中国特别应该防范的是“特殊主义的诱惑”，特别是将自身的文化看成是一种完全与众不同的文化“特异体质”“特异禀赋”甚至是特殊文化基因，这实际上排除了我们与世界对话的可能性。

已经到来的2017年，世界充斥着空前的不确定感及未知感，甚至被一些西方舆论称为二战以来“最变幻莫测”的一年。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郁建兴教授于2016年12月至2017年1月访问德国、法国期间，与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东亚研究所刘涛教授就全球化进程及其中国角色进行了多次对话，遂有了以下这些文字。

郁建兴，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资料图）

刘涛，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教授。（资料图）

全球化进程中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及其吊诡现象

郁建兴:我们当今生活的世界也许正处在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虽然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大洲、不同的文化圈里，但我们能共同体会到的一点就是一种蔓延全世界的焦虑感和未知感，世界各地都在担忧着全球化的全景如何、世界在向何方向发展和演进，一切都处在重新的演化组合中。

刘涛:您的观察很精准，至少在欧洲和美国这两大世界传统权力中心，全球化都出现了阶段性逆向发展的趋势，而中国国内也出现了针对全球化的不同声音。事实上，源自欧美的全球化，虽然源于西方利益的全球扩张所产生的“世界市场”逻辑，但全球化早已超越于世界经济系统和世界市场这一单一领域，实现了全世界共有的一种世界性观察维度和想象空间。

郁建兴:您提到的全球化的这一特性我们可以称其为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普遍性扩张逻辑”，即世界各国实现了一种按照相同准则和相同制度原则进行交易、沟通和组织的能力。而与“普遍性”相对应的则是“特殊性”，也就是每个市场、每个国家和地区独特的制度文化环境及特殊安排，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国家所拥有的与众不同、具有独特文化和制度的“国家天然禀赋”的那一部分。

从哲学命题上来看，最具吊诡意义的是，全球化实际上体现了两种看似相反原则的结合，也就是“特殊主义的普遍化”和“普遍主义的特殊化”这两种相反原则同时存在的过程。西方文明实际上是居于世界一隅的一种特殊文明，但随着西方在全球扩张的过程，西方文化及其一些核心元素逐步转化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全球化”从无到有及其空间扩散的过程实际体现的是一种“西方特殊主义普遍化”的过程，不过这种普遍主义在全球推广和实践的过程又必须与各国的地方文化和区域文化相互协调、相互调节、相互组合，必须吸纳地方文化的合理成分和文化营养元素，这样又形成了“普遍主义特殊化”的过程。

刘涛: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确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而且的确在实现每时每刻的转化。“普遍的特殊化”实际上就是德国学者罗兰•罗伯森（Robertson）及其他西方学者共同提出的“全球在地化”观点，或者也被人类文化学者诠释为一种“全球的田野性”视野：一方面，我们越来越离不开一种全球主义思维和全球层面的普遍认知结构和认知范式，这使得人类共同的沟通有了相同的标准化语言和规范性标准；另一方面，全球主义一旦进入每一个民族国家的物理疆界里，各国各地又都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认识全球化、改造全球化，使得全球化与各个区域的文化实现了相互融入、对接和契合。

这样，我们就同时观察到出现了“全球化”和“在地化”并行的独特现象。美国的麦当劳和星巴克扩展到了全球一百多个国家，但在这一百多个国家里又按照自己的方式开创了一百多种不同的、经过地方经营模式改造的麦当劳和星巴克文化。

再比方说，莎士比亚的戏剧和哈利•波特作为古典戏剧作品和现代魔幻小说，在全世界各地都耳熟能详，但世界上有两百个国家和地区，就有两百种不同的对莎士比亚和哈利•波特的翻译、理解和诠释。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二战以来美国文化逐步扩展到全球，转化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实质上也是一种您刚刚提到的“特殊主义普遍化”的过程。美国由20世纪初居于世界一隅的“美国例外论”逐步转化成为一种20世纪中的“美国世界主义论”，一种特殊文化由此具有了某种普遍意义。

郁建兴:从世界范围的经验事实来看，中国未来的发展不能仅仅停留在“特殊主义”和“例外主义”的角度而在世界一隅“孤独”地论述自己，一种走出国门的、处于全球化中心的中国经济必然要求我们产生一种全球化的思维观点和新兴的中国式全球化文化。如果仅仅停留在“特殊论”的阶段，我们就在思想文化领域大大约束了自己，也无形中约束了我们参与、改造和创新世界论述的能力。中国走出国门，她的发展壮大需要相应的“中国地方性全球主义”的哲学理论。

刘涛: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苍白的确会反向影响到我们经济利益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事实上，我们自决定打开国门那一刻开始，就已注定了不能再只做“中国的中国”，而是要做“世界的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实际上反映着中国版本的世界主义和全球主义思维，只是这样的宏大叙事不能仅仅停留在经济的单一视角，它更应该扩展到社会、文化、哲学和论述话语的范畴，形成“中国特殊主义普遍化”的过程。中国式的全球化经济需要中国式的全球化论述。

中西角色的互换和转化

郁建兴:当前世界出现的一系列社会政治现象的确有理由让人担忧，欧美各国都出现了民粹主义上升、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及社会政治领域民族主义复苏的迹象，特别是欧美主要国家都出现了右翼政党和右翼政治势力抬头的政治现状，社会政治领域日益保守和右倾化，这使得封闭边界和保护国内市场等迎合社会底层大众民意的观点在政治市场不断扩散，全球化出现了逆向发展的趋势，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即将到来的一种“逆全球化”的发展。这一轮与全球化快车道相逆行的发展及其后果也难免会反映到我国的经济政治领域内部。

刘涛:因此，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出现了我们自经济贸易全球化以来从未见到的一幕，中国领导人、知识精英在欧美各国穿梭访问的时候，都会劝导西方的政治家和知识精英，要对全球化这一历史进程充满信心。

事实上，在这一特殊时期，中国应该有一种逆转“逆全球化”的勇气，拿出一种新兴大国的世界担当和全球责任感，不仅在这一历史逆向发展的关头努力稳住欧美各国，更应当有更大的作为在全球进一步巩固和推进全球化，在全球化进程中不断注入中国元素和中国构想。中国应当扛起全球经济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这面大旗。

郁建兴：中国的崛起与复兴以及传统世界强国和新兴世界强国如何相互适应协调的问题，恐怕是一个权力格局急剧重组世界中的重大课题。如果说中国应当具有全球视野和全球担当，那么这当中必然也涉及传统西方世界如何看待新兴大国、是否能够接受中国这样的全球性担当地位的问题。换句话说，即使中国准备好了成为全球担当，西方世界是否准备好了，可能是另外一个层面的课题。

从整体上来看，无论是西方的政界、知识精英，还是西方民间社会，都还没有做好中国功课，其心态依然难免具有“世界中心”的心态，对于新兴世界强国的责任感不仅具有某种权力旁落的焦虑感和失落感，同时也有一种闭目塞听的现象，不愿意去听取和了解中国积极正面的发展。这也构成了某种中西交流中信息凝固而成的某种信息障碍。如果双方在交往中，总是出现信息渠道不通畅的情况，那么误判就难以避免。

刘涛:世界上有部分人不愿意真正了解中国，源自西方近几百年来领先世界所积累而来的“文明先发心理优势”以及随之而来的思维定势，即领先世界之后出现的“文明优越感”。一种强势文明或一个强势社会集团内部的优越感当然有助于增强其内部的凝聚力和自信，但其带来的负面效应则是对于群体外部的变化缺乏敏感度和灵敏度，天长日久就失去了认知社会新现象的能力。

今日全球化中的中西双方，似乎奇妙地交换了相互的位置，西方对于世界剧烈变化近乎于闭目塞听，对中国缺乏敏锐度和好奇心。21世纪初的西方虽然处于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却出现了思维和心灵自我封锁的状况。相当数量的西方民意不能认识到中国的发展可能带来的世界意义。

郁建兴：一些世界新闻媒体的报道实质上是选择性的。从孤立的角度来看，一家新闻媒体同时报道了10条关于中国的负面新闻，这些新闻可能都是真实的，或者部分是真实的，但如果放在一个整体主义的框架里，可能就满不是那么回事，因为还有更多积极正面的新闻和比较中性、不正不负的新闻都被技巧性“隐蔽”了。

刘涛:世界媒体通过媒体的权力能构成一种新的“知识权力铁幕”，影响着西方民众认识中国。虽然西方也有不少有识之士深入了解中国，具有丰富全面的中国知识和“中国观”，全球化中贸易、留学、旅游和学术交往也让越来越多的民众可以绕过“知识铁幕”直接了解到中国；另外，互联网络也是新兴知识和信息传播的重要手段，让民众有更多元的渠道可以绕过大众媒介来了解到部分真实情况，但大众媒体仍然具有无可比拟的信息优势，影响主流民意的塑造。

郁建兴：传统大众媒体事实上掌握的是一种占据制高点的“信息解释权”或是“解释优先权”，这样的权力通过大众传媒的全国性空间覆盖，无形中形成了一种巨大的权力，这样的信息权力和解释世界的权力，既可以是监督政治权力和商业资本的利器，但本身也可能成为一种滥用权力的来源，这里滥用权力指的是滥用“信息权”“解释权”，这在现代社会可能更加重要。但这种看似庞大的“信息利维坦”和“信息霸权组织”实际上也在不断受到新兴民间媒体的强烈挑战。

刘涛:一个有趣的发展是世界一些主要现代化大国的新闻媒体越来越和民众的真实想法脱节，无论是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还是在德国发生的大规模难民性侵事件中，大众媒体秉持的“政治正确”红线等，越来越受到来自社会媒体和民间言论的强烈挑战。德国的一些主流媒体新闻后面的评论中，如果细心去阅读网民的留言，可以看到民间对于大众媒体的报道质疑声浪越来越高，民众越来越不满意被刻意地信息操纵、宰制和分割。

这一点在对俄罗斯和叙利亚的新闻报道中也能体现出来:主流媒体倾向于使用二分黑白法，但看看媒体后面的评论留言，相当数量的高水准评论则与新闻主流建制派的观点完全相反，民众在媒体真相的新闻大战中越来越选择站在大众新闻报道的对立面，这显示了媒体的“政治正确”出现了边际效用递减。

在一次关于中国的报道中，一名德国网友的留言让人感到动容：“我们不需要你们预先精巧地诱导我们如何看待中国，也无需你们用预先润色好的词语来告诉我们什么是你们期待我们看到的中国，我们会自己去认识什么是中国”。

郁建兴：这实际上体现的是一种草根的觉醒和草根对于信息权利的追求。事实上，人们追求的对社会、对别的文化和别国有一个比较真实、全面的认知，特别是对政治制度不同国家的一种比较理性客观的了解，也应当是民众天然权利的一部分。当大众媒体按照已有的思维去影响民众时，民意的反弹并要求追求真相就必然成为人民新兴权利的一种。信息权和认知权当然也是普遍人权的一种。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一些世界主流媒体在面对中国时强烈的倾向性，导致很多人对中国认识出现了很大的偏差。对这一点，不仅是新闻媒体，也包括一些国家的知识界都需要认真地反思，如果仅仅停留在过去的范式、语言、概念和论述中，无法认识到一个大国如何在自身独特的环境中崛起。用一种僵化过时的概念来描述中国，是不行的。

刘涛:的确，僵化的概念不具有生命力。对中国的新蒙昧主义实际导致了一些国家自身的信息屏蔽，造成了信息自闭症的状态，使得在与中国的相互对比认识中出现了信息几何差距和单向信息赤字的问题。中国对世界的了解大大超过一些发达国家对中国的了解。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不仅对于中西两种文明交流是不利的，究其本身而言，也是损害西方本身利益的。设想一下，如果两种文明圈，一种文明圈的人口是对方的四倍以上，但是以开放的心态全面学习对方和强大自己，而对方则闭目塞听，不闻不问对方说什么、对方想什么，最终的结局可想而知。

认同感及其边界

郁建兴：一个比较容易被忽视的现象就是，一个社会或是一种文明如何看待另外一个社会或是另外一种文明，实际上是和“认同感”联系在一起的，我们选择了什么样的“认同感”，往往就决定和影响了我们如何看待“别人”和如何看待“自己”。所谓的“认同”一词翻译并不准确，“认同”其实不是“认同”，而是“认异”。我们认的不仅是那个和我们“相同”的部分，我们更关注的是那些与我们“相异”的部分。对于那部分与我们文化和社会制度相接近的，我们选择“认同”，那是我们天然愿意去理解的那一部分；对于那部分与我们文化和社会制度相距较远的，我们则倾向天然采取排斥甚至是敌视的态度。人为构建出来的“同”和“异”实际同时影响着“物理世界”和“心理世界”包含和排除的范围。

刘涛:这的确是一种非常精彩的论述。认同感实质上就是一种心灵的边界、认识的边界、文明的边界，边界之外非我族类。所谓有“认同感”，就必然建立在“不同”和“相异”的基础之上的。

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诞生于西方，民族国家最基本的特质就是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的构建就是建立在“我们”与“他们”的概念基础之上，“我们”就是边界之内的，“他们”就是边界之外的。只是在当代“我们”这个边界概念有所扩大和延伸，例如欧盟的建立就将“认同边界”从一个主权民族国家扩展到一种西方文明的欧洲分支中，确切地说应当是“西欧”分支中，而超国家体物理疆界外部则依然是一种“认异”，这个边界其实就是一种心灵内部划分出来的“我们”与“他们”的边界。事实上，每次从欧盟之外的国家访问回到德国，刚刚入关边检的时候，你马上就会体验到“认同”和“认异”的分别以及“我们”与“他们”的分野，边检时欧盟居民那一栏入关速度极快，而非欧盟排队的那一栏过关的速度极为缓慢，即使拥有有效证件，依然可能会受到盘问有时甚至是刁难。

郁建兴：我们的世界虽然出现了全球化的现象，但并没有发展出广泛的全球认同感，认同感或是“认异感”依然停留在民族国家的边界，“后民族国家”时代依然没有来临。当然，区域的超国家联盟的确延伸了“认同”的物理边界和心理边界，但是边界之外依然是广义上的“异质世界”。所谓“文明”和“异端”就这样被分别出来了。

中国如何看待西方世界

刘涛：谈了这么多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看法，我们回过头来谈谈中国对西方的看法。

郁建兴：您在国外生活已有近二十年时间，对当前的中国知识界在中西关系的认识及讨论上有没有来自国外角度的独特观察和看法？

刘涛：我有些担忧的是，在中国看待西方的视野和观察角度中，要避免出现一种两极化的趋势，也就是知识界和民间的言论有向两个光谱的边缘地带摆动的趋势，而偏向中间的言论市场却在不断萎缩。具体而言，就是我希望不要看到一种“思想光谱”的对决战，一端是中国的自由主义群体，这种思潮将西方的叙事当作世界基础秩序的“源叙事”，而且以复述“源叙事”来怀疑中国人在任何领域叙述自己的能力；而在另外一种思潮中，我又担心自信心过度爆棚，将中国的“元叙事”看成高于一切的唯一理想标准，人为避开西方世界来谈论中国，认为可以将西方完全抛在脑后来谈中国发展，这两种“叙事方式”其实都是有缺陷的。

郁建兴：的确，文明在相互竞争、相互观察和相互学习的过程中，才能积累势能、不断激发活力和积累动态能量。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开放和学习的精神让我们变得更强大、更自信，中国的发展既离不开西方，也离不开整个世界，中西之间的相互取长补短直到今天仍然对于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盲目崇洋的心态在今天中国民族复兴的大时代的确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那种仰望西方的心态需要矫正。

刘涛：我们既不要仰视西方，但未来也不要俯视西方，而是要真正做到平视西方。

郁教授：说得好！我们不要仰视、俯视西方，而要平视西方。相应的，中国的自信应该体现为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家开始用自己的视角和理论来观察中国社会和新全球化的世界。当然，这种自信也是建立在不同文化文明和制度的交融、学习过程之中的。

刘涛：19世纪以来，中国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中国植入西方现代科学及其研究范式的过程。我们现代所看到的所有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都来自西方，国内所进行的学术争议、思想争议、意识形态争议运用的基本概念和范式大多来自西方。一位生活在1840年前的中国学者，绝对想象不到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将运用民主、威权、市场、福利国家、市民社会、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社群主义、文化多元主义等概念而相互争论不休，而这些元概念几乎都来自西方。离开了西方的概念和范式定义方式，我们在社会科学里几乎无法完成一场完整的对话。中国在社会科学领域里的“自主化”任务是艰巨的。

郁建兴：当前，我国由模仿、学习、追赶西方模式正逐渐转化成为一种自主、自觉发展模式的时期，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界也应该逐步建立起自己的概念范式、定义框架和理论解释模型，用中国自己的原生话语来解释中国奇迹般的发展和社会问题，文明在融合与学习后的高级发展阶段一定会走到自创、自我定义和自我认知的阶段。我们现在常常提到两个概念，即“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模式升级”，其实我们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也需要来一场“升级”运动。我们要逐渐从学习引进阶段过渡到创新和自觉自为的新阶段，这无疑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家的重大议程和使命。

刘涛：实际上，中国从晚清以来的“救国”和“强国”思路隐含的社会语意结构，均为运用外来思想来拯救我们的民族、强大我们的国家，但在实践中容易出现思想理念上的“路径依赖”，也就是我们要靠“思想引进”才能找到中国的现代化之路，这也是某种形式的思想依赖，离开了西方我们解释不了中国，也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

而在中国复兴的升级版阶段，特别是当中国已经跃升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主要大国的时代，中国社会科学家具有重要的历史责任，发展出新概念、新范式和新哲学学派，带动认知领域的自主发展。

如果说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还是“摸着石头过河”，那么经过近40年的飞跃发展，我们应该进入到规律性探索的阶段了，我国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哲学领域都应该产生出一批杰出的知识群体，开始探索中国的概念和定义范式，开始自创中国的理论解释模型，来解释中国生动活泼的现实。

郁建兴：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发展转型期，经过经济长时期的高速发展，积累的社会发展势能让我们能够到达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当前中央强调的“顶层设计”实际上正好为中国发展模式创新做了最好的注脚。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需要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敢于试错和纠错，要鼓励更多的地方性实验和地方创新。在这个阶段，什么是社会规律，什么是规律性、长远性与合理性发展，可能都说不清。但是，在中国崛起和复兴的大时代，我们需要告别那种依靠偶然机会碰撞而不断试错纠错来“摸石头过河”的年代，而要开始进入认识社会规律发展、前瞻性地设计社会发展的阶段。为了适应这样的转型，我们就需要更多地把握自己的社会规律性发展，更多地在理论方面进行认知创新和范式创新，以适应社会结构宏大转型的过程。时代的确在呼唤本土化的经济理论、社会理论、政治理论和哲学理论。如果我们自己都说不清我们发展的模式以及如何发展到今天这一步的过程，那我们怎么说服其他国家去相信中国模式？

刘涛：当然，本土化的理论构建并不排斥我们学习西方和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本土化的理论实际上还是建立在我们学习西方基础之上的一种文化自觉。由于近200年来我们进入的是一个世界性体系，我们的本土文化再也离不开这个世界体系了。这也是我刚才提到的让我比较担忧的一点，中国的自觉自主并不意味着中国自外于世界，中国发展的独特模式绝不意味着中国遗世孤立、自成一体，中国梦并不意味着中国例外。中国的，也应该是世界的；中国梦，也应当是全球梦。

郁建兴：我已故的导师、复旦大学俞吾金教授曾经将“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口号，改写为“越是世界的，才越是民族的”。我高度赞同他的观点。

我曾经提到中国要排除两个层面的诱惑，一个是“普遍主义的诱惑”，一个是“特殊主义的诱惑”：“普遍主义的诱惑”在于将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在忽视任何限定条件和各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差异阶段的不同情势下，将自己的文化强行推广到全球各地，甚至不惜采取国际暴力的方式，西方的文明强行输出带来的恶果在北非和中东都可以看到。而中国强大后我们也不能单纯地将中国文明价值观以强行的方式甚至以跨越边界的暴力形式将其在世界推广，这种无限放大的“普遍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帝国主义和思想观念上的帝国主义。以“中国中心主义”来取代“西方中心主义”是不合适的。

然而，中国特别应该防范的是“特殊主义的诱惑”，特别是将自身的文化看成是一种完全与众不同的文化“特异体质”“特异禀赋”甚至是特殊文化基因，这实际上排除了我们与世界对话的可能性。如果世界各国都按照这样的模式建构并无限放大“特殊主义”，认为本国发展模式是独一无二的，与他国没有任何共通之处和交集，那么，任何人类社会共同的发展规律、任何人类社会之间的国际规则和惯例协议、任何跨越国家文明和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对话都将成为不可能，这种无限放大的“特殊主义”实际上诱发并将形成一种无限碎片化的局面，特殊之下还可能再有特殊，引发全球共同体发展的倒退。

刘涛：德国社会学界有一个比勒费尔德学派(Bielefeld)，建立了一个新兴的“世界社会”体系，吸收了来自美国社会学新制度主义学派和德国系统理论学派中关于“世界社会”的观念，实际上展示的就是人类新的发展前景。

虽然在16至19世纪的初始阶段，西方依靠暴力形式将世界纳入了一个世界市场体系，但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个共有的“世界社会”的制度化体系正在形成，在各个领域例如经济发展、教育、卫生、环保、法律、政治等系统都形成了一种全球的观察模式、全球数据结构和全球指标，这使得地球上每一个国家都可以按照相同的数据和指标来进行对比评价和观察，以树立科学发展的全球标杆模型以及建构全球善治经验。

例如，在世界体育系统内部，世界的评价体系和指标体系让世界体育盛会有了全球的指向标和全球评比的竞技标准，没有这样的全球竞技标准，无论是奥运会和世界杯都难以举办，这是一种无法逆转的全球视野，但同时这也不抹杀各国在体育发展领域内的巨大差距和体育训练的多元化模式，只是这种地方模式都镶嵌进入了一种全球的规范标准之中，每个国家既是自主自律的，但又是全球体系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郁建兴：这实际上就是罗兰•罗伯森提到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双向转化的议题。普遍主义在具体化过程中，与在地化的思维习惯和理解方式相互碰撞和双边互动，从而进行不断的调适和融合，而特殊主义所产生的独特范式和精致方式，也不会仅仅停留在一个民族国家的边界，而会跨越边界形成某种世界意义。中国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以及中国梦的价值理念层面，由于产生在一个全球对比、全球融入和全球参照的世界中，中国的特殊主义就必然跨越中国边界而成为具有某种世界意义的理念和制度安排，因此，中国的发展也必然是“全球地方化”和“地方全球化”的双向结合和双向推动。

刘涛：是的，当代世界体系尽管起初产生于一个不义的弱肉强食体系，但是这个以暴力为基本特征的初始世界体系也逐渐将整个人类世界带入到一个相互连接、相互沟通、相互参照、相互整合的全球共同体中，人类世界社会的概念越来越清晰地形成，欧美短期内可能出现的逆全球化发展并不能阻断全球人类社会命运共同体形成及巩固加深的这一世界大趋势。中国要做到的不是随着欧美新孤立主义而钻进“特殊主义”的外壳里，对于外部乱世采取光荣孤立态度而独享中国的繁荣，相反，中国的经验必将跨越国界，成为世界宝贵的制度财富和精神财富。

郁建兴：世界走入中国，而中国又走进世界，这远远不限于经济贸易投资方面。

刘涛：这就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结合，工具理性必须有价值理性的支撑，才具有长远发展的坚实基础。

郁建兴：中国崛起之于世界的意义，在更高层面，应当是价值理性层面的贡献，而不仅是贸易投资层面的工具理性贡献。

2017年2月20日，中国丁酉鸡年新春民族音乐会在德国柏林爱乐音乐厅举行，为庆祝中德建交45周年“今日中国”系列文化活动揭开序幕。（新华社记者 单宇琦/图）

（本文首发于2017年2月23日《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