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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真实中国与中国研究的兴起

——托马斯•海贝勒访谈录

发布时间:2017-03-17来源:公共管理学院作者:郁建兴浏览次数:313

托马斯·海贝勒(Thomas Heberer),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东亚研究所和政治学研究所资深教授,当代德国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郁建兴教授在201612-21071月访德期间,多次访谈海贝勒教授。本访谈录是浙江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托马斯·海贝勒中国研究文选》代序的一部分。

一、从汉学到中国研究

郁建兴:亲爱的托马斯,我刚刚校对完您的著述目录,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关于中国的研究。从学科背景看,从社会人类学到政治学;从空间上看,从四川凉山彝族及彝族企业家开始到东、中、西部的城乡社区、社会组织、地方政府、企业家,足迹几乎遍及全中国;从时间上看,1977年博士论文以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为主题后,一直没有离开过中国研究领域,至今已达四十年,可以说,您见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史。

作为一名名副其实的“中国通”,您还身兼鲁尔都市孔子学院德方院长。20161125日,刘延东副总理访问德国时会见了您。中新社记者在对您的专访中称您为“德国知名汉学家。不过,我从来没有听您自己称自己为“汉学家”。

托马斯:事实上,我也不接受这样的称号。汉学(sinology)最初指国外的人对古典中国的研究,其领域集中在古代中国的语言、文学、哲学和宗教。该术语排除了国际关系和学科取向的研究,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社会人类学等。我一直觉得,如果有人称呼我为汉学家,这多少有些奇怪。遇到这样的情况,我通常会回答,我是一名专注于中国研究的政治学家,而不是汉学家。

在德国,汉学一直主要涉及古代和传统中国,忽略了现代及当代课题。上世纪70年代初,当我还是海德堡大学的一名学生时,我建议当时的汉学教授开设有关中国当代发展的课程。教授回答说,方才有个学生建议就生活在北方中国的匈奴人的马鞍开课,而他已经同意讲授这样一门课程。因此,已经没有为当代中国开课的空间了。

汉学的困境在于,除语言学研究(或者加上文学、历史和艺术)以外,它没有发展出自己的理论和方法学。这种情形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发生了改变。

郁建兴:谢谢您介绍汉学及其在德国的历程。欧洲兴起于1718世纪的汉学,聚焦于汉语及汉字、历史学和四裔(匈奴、突厥、吐蕃和蒙古)学等三大项目,大多将中国排除在西方文明概念之外,研究中国是为了以欧洲模式“开发”中国,“文明化”中国。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汉学才出现了分流,即分为传统汉学研究与当代中国研究。从历史中可以看到,“汉学”是一个具有浓重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的概念。

事实上,甚至“亚洲”这个概念在历史上并非出自亚洲本身,而是当时欧洲学者臆造出的一个欧洲的对立面,直到欧洲推行殖民扩张的时期才具体化为一个大陆。在欧洲人眼中,亚洲曾是野蛮不化的象征,与由古希腊文化一脉相承的西方文明有天壤之别。德国最杰出的思想家也不断地支持这种对立。黑格尔断言,由于不知教化,亚洲“命中注定”要臣服于欧洲;马克思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导致了亚洲缺乏能动性。

因此,我们谈论汉学概念的正当性,如同谈论基于西方历史经验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科学一样,它们都是意识形态和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沃勒斯坦指出,在世界体系之中,中心和边缘是一种依附关系,剩余价值通过这种关系由边缘转移到中心,从而塑造了中心的发达和边缘的欠发达,二者是世界体系扩张同一历史进程的结果。这种依附性不仅仅是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也包括文化上的依附性。

那么,怎样才能克服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呢?我的答案是通过中国研究。这项工作包括三个递进的层次:第一,以本土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为基础,建立中国研究的完整经验资料;第二,建构系统性的本土知识概念,这套知识系统必须体现中国本土社会的文化特色;第三,在上述基础上,突破西方理论和方法的局限性,建构中国本土理论体系。

托马斯:我同意您的思路。我认为,今天应该是超越“汉学”的时候了。我们所开展的是“中国研究”,具体化为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历史研究等。

郁建兴:作为德国学者,您的中国政治、社会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您特别重视田野调查,基于本土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构建理论。

托马斯近十年来,西方对中国的研究发生了很大变化,从最初纯汉学方向的文史哲语言宗教研究,正快速转变为社会科学研究。这也与西方学者如今可以在中国各处进行田野调查有关。从西方学术界来说,人们日益意识到所谓的“制度单一性(institutional monocropping)问题,即不加批评地运用英美理论与概念,而忽略了诸如来自中国或其他文化地区制度的特点。

郁建兴:关于社会科学理论的中国适用性及其批判,我们后面再讨论。我感兴趣的是,您是怎样开展田野调查的?这可能是发现真实中国的重要途径。

托马斯:几年前,一位美国学者这样形容在中国的实地调查:“实地研究就像钓鱼:我们不知道会钓上来哪条鱼。”其含义是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历程极其复杂多样,以至于我们很难一直成功获取感兴趣的信息。实地调查需要“公开”的研究设计。在公开的研究设计下,我们需要提出初步的研究问题,并弄明白是否能获得回答这个问题的必要信息。有时你没有获得解答某一个具体问题的信息,但却得到了其他信息,这使你得以修改原问题,并将研究焦点转向另一个方向。因此,你必须在研究设计中保持灵活性,以在得到与最初预期大相径庭的信息后调整你的研究问题。这就是“我们不知道会钓上来哪条鱼”的含义。

在实地调查过程中,我要求自己和项目组成员做到:(1)不要认为你研究的社会或社会团体是落后或无能的;(2)不存在“进步的”或“落后的”社会。每个社会用不同的方式解决自身的基本问题;(3)我们(“西方的”)“现代”社会秩序形式既非“自然”,也非最佳。

我们必须作为外部观察者反映自己的主观感觉。我们逐渐学习和理解“他人”,在“他人”自己的社会制度和结构环境中理解他们。最终,我们在其他社会中的观察也有助于理解我们自己的社会。就访谈而论,我们访谈的人们都是特定社会领域的“专家”。他们拥有对一些事物的专门知识,而那正是我们试图理解的。因此,我们对访谈的态度应当是:让人们把他们最关心的事情告诉我们。

访谈结束后,我们必须对内容进行解码,关于人们的态度和行为,什么是他们想告诉我们的,而什么不是。因此,我们需要留心受访者陈述的深层含义,运用访谈的细节构建人类行为的一致性描述。

当然,访谈存在一些局限,它永远都不会是完美的。同时,我们需要提炼自己的主题,检验先前的假设。除访谈之外,我们也应收集多种材料用于比较,如二手材料,研究当地问题的文献,网络文章和在线信息,当地报纸,网络日志等。

二、全球化与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

郁建兴: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全球化”成为一个热词。如今,我们似乎目睹着全球化进程的退潮,甚至有人说逆全球化进程已经开启。有人据此认为,中国已经崛起,同时西方已经衰落。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托马斯:中国的崛起并不意味着“西方”的衰落。“西方”并不是一个均质的集体,其中包括较为成功应对了经济危机的国家(例如德国)以及那些还深陷其中的国家(例如希腊)。一个国家的崛起与衰落,与其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政府的领导能力、经济和社会创新能力、教育以及全球化的进程相关。中国正经历着一场旷日持久的转型过程,到目前为止,这一过程还是比较成功的。然而,中国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如政府改革、金融体系改革、环境和生态保护、持续的反腐败、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口老龄化、网络安全等等。西方国家同样需要处理其中的一部分问题,同时,诸如民粹主义的兴起、金融系统监管以及公民的政治失望等问题挑战着西方国家的民主。化解全球矛盾、解决全球问题需要全体国家的齐心协力,像中、美、俄这样的大国应对此承担重要职责。

郁建兴:在我看来,全球化本身就包括了反全球化、逆全球化,这是全球化的合理悖论。问题在于,在这个充满悖论的全球化进程中,关于政治、现代性、集体行动的共识是什么?这就需要比较研究。

托马斯:一般来说,政治学特别是比较政治学,总是将世界不同地区放在一起并提出关于政治系统演变、内部扩张、现状抑或是质量的问题。为此,政治学需要区域研究专家。就我们的议题而言,将少数关于中国语言、文化及历史的认识作为研究的基础,才使得关于政治参与形式、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政治体制的合法性的比较有实质性的结果。在研究方法方面,这适用于量化研究,也适用于质性研究或混合方法的研究。这种政治学与区域研究的关系如今被广泛接受——特别是当其涉及到那些案例对比相对较少的研究。区域研究在此起到了纠错作用,它使得“西方”在人文和社科领域的局限视野得以拓展。

尽管如此,理论表述乃至全部社会科学还是存在明显区别。简单来说,当今社会科学理论的矛盾主要还是南北分歧问题。理论发展于“北营”,却在“南营”得到实证。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理论质量和普适性的检验场所。然而,这些理论在西方形成,在检验前也仅在西方国家经验背景下进行过阐述。基于此,近年来对此的批评声音不断增加,尤其是来自亚洲的声音。这些批评不仅仅只是提醒学界要谨慎使用那些也许对非西方世界不适用的概念。它们所追求的是如何更进一步地去中心化及多元化,即将理论产物从“北营”支配的环境中转移出来。

郁建兴:是的。作为中国学者,我把它理解为“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问题。一方面,我们需要检视已有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中国适用性,批判性地看待西方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也不能认为每个社会之间无法相互度量,否则所有比较研究都不能成立。

当前,在国际学术界,对西方经验的研究被认为具有普遍性,但对中国的经验研究往往被质疑是否具有普遍性以及能否从中国独特的经验研究中提炼出理论意义。这种质疑虽然具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但对我们建构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具有警示意义:我们在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同时也要避免陷入中国中心主义。“中国社会科学”是指社会科学的中国类型,而不是说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存在着不同的社会科学。它是“social sciences in China”,而非“China's social sciences”或“Chinese social science”。“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命题应该理解为“社会科学在中国取得独立性或自主性”,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科学也具有同样的内涵。

在我看来,中国社会科学应该是一种“地方全球化”知识,中国社会科学所要寻求的地方性、本土性,应该是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性、本土性。同样地,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也必须是一种全球意义上的自主性,这牵涉到全球不同地域、场域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有助于社会科学的自主性,社会科学自主性意识的提升促进中国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从而最终有可能都摆脱依附性。

托马斯:我赞同您的看法。您主张的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特别需要全球不同地区社会科学的互动和对话。中西方社会科学家应加强合作和交流。在合作中,中国学者更可以开展主位的重点调研 (emic),也就是说,以当地人的视角去观察他们的价值观、规范和行为规则。而外国学者强于客位的重点调研(etic),从外来者的身份进行分析,注重学者本身认为重要的内容

而且,如果中国社会科学学者想要在国外进行研究,那么了解当地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也是非常必要的。这种研究目前还比较少见。一些国家间进行比较的项目会给学者提供机会和当地的学者一起进行研究。

郁建兴:清华大学汪晖教授20161220接受凤凰文化专访时说,今天,全世界都面临着真正的危机,而中国知识领域很大程度上还在重复冷战时代的教条。这一观点值得重视。在我看来,中国知识界一方面依然停留在构建西方神话的层面,另一方面过度膨胀,在讨论中国模式时刻意抛开西方文明。事实上,西方也有这样的问题。中国一直在学西方,而西方真正关注中国甚少,更不用说学习中国了。这样的后果可想而知。文明在相互交融中而共生,文明相互竞争只会促进文明的健康发展。开放和学习精神让中国更强大,当然也有利于西方克服目前的困境。

托马斯:确实如此。我们今天需要超越习以为常的社会科学二分法,比如民主与专制,来认知这个迅速变化着的世界。

郁建兴:最后,请您对中国社会科学发展提出一些展望。

托马斯:回顾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我们见证了一段极其迅速、充满活力的历程。然而,在这个成功的故事之外,我依然发现有一些问题阻碍着中国国内社会科学发展的前进之路。

1)为了创造世界意义上的成功,有必要给予中国社会科学家更多的空间进行公开讨论,以阐明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问题并为社会发展设计新的路径。

2)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科学家需要更加关注中国以外的事务。民粹主义、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网络战争等挑战需要比较研究和寻找跨越单个国家的解决方案。比较可以矫正一名学者的世界观,有助于打破受限的、基于国家的世界观念。

3)我常听到一些中国学者说,中国应该发展自己的社会科学理论。事实上,并不存在所谓的“西方”或“中国”理论及方法论。理论和方法必须在全球范围内运用。不过,它们可以根据特定国家的研究结果进行验证、修改或否定。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在这里可以检验发源于“西方”的理论和方法。这种检验可以作为中国社会科学家的重要任务,以及发展和完善理论及方法的培育区。

4)许多中国社会科学家采用定量方法(问卷调查),却不亲自去基层。定量方法确实很重要,但也存在局限。纯数据和问卷并不总能提供关于反应行为的可能原因的答案。此外,问卷发放的缺陷在于,填写这些问卷的情形和环境在很大程度上是未知的。因此,绝对有必要将定量和定性研究结合起来。

5)在中国举行的国际会议上,我越来越多地遇到这样的情况:中国同仁们常常在做报告前出现,做完报告后不久就离去。我总是对这种行为感到遗憾,因为它让观念的真正交流几乎成为不可能,进而使会议效率低下。

6)应当加强对青年学者的训练,这方面正得到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的重视。但是我发现,中国的青年学者对自己国家的历史和文化知之甚少,他们涉及的知识领域往往非常有限。此外,许多青年学者并未学会独立思考问题。我仍然高度评价洪堡的教育理念,它令德国成为学术强国。洪堡强调进行学科内及超越学科的全面教育,培养贯通常识和社会责任的思辨过程,促进具有批判性的独立论证。教育训练和科学训练应当独立于经济利益和求职择业。

7)我非常欣赏中国越来越多地向海外派遣青年学者获取进一步的学术训练,并拓展他们的国际视野。但在一些情况下,我感觉青年学者们只是“停靠”在外国大学或机构里,呆上一段特定时间,以在中国获得更高的学术职位。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训练和知识生产的内容仅仅充当着次要的目标。因此,中国大学和研究机构在未来应当更加注重海外深造的质量,而非形式或期限。

郁建兴:感谢您的忠告。我相信,不管有多少艰难险阻,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大时代已经来临。马林诺夫斯基在为费孝通《江村经济》一书作序时写道,这项研究工作“不是一个外来人在异国的土地上为了猎奇而写成的;它所包含的是一个公民对自己的国民所做的观察”。中国社会科学家当以更加自信的心态和更加开放的胸怀参与国际对话与交流,更加深入地认识、解释这片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