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采 成就得益于科学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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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采，广东大埔人，地球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大陆科学钻探主要参与者，现任浙江大学地球科学学院教授。
1964 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地球物理勘探系，后进入原地质部地球物理探矿研究所从事固体地球物理学研究。1981年公派赴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进修，考取该校地质科学系研究生，1984 年取得麦吉尔大学地球物理博士学位。学成回国后任原地质矿产部北京计算中心高级工程师，同时应聘在北京大学和同济大学讲授“地球物理反演方法”研究生课程。1992 年调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究所所长，创办国家现代地质勘查工程中心并兼第一任主任。1996 年调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后任中国大陆科学钻探工程中心副总指挥、地球物理子工程负责人。1997 年兼任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教授和博士生导师。200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08—2013年曾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科技界）。发表专著10部（其中英文两部），论文200余篇。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常常以世俗的眼光来判断一个事物的有用和无用，庄子却说，境界的大小决定了对事物的判断，站在国家和时代的境界上，就可能会看到天生我材必有用。而学会以科学思维的方式去认识世界，就可能走向人生的成功。
杨院士认为，对从事科学研究的人而言，能否取得成就的关键在科学思维。人生苦短，要想为人类共同的知识宝库添砖加瓦很不容易，没有科学思维的指引，知识创新可能无从谈起。
杨院士在近60个年头的科研岁月里，最为国内外学者称道的学术著作是1989年出版、1997年再版的专著《地球物理反演的理论与方法》，作为地质学和物理学结合的基石，“反演”理论更注重优化思维的开拓。杨教授解释说，我们平时看到的地球演变过程（这一过程称为“正演”），可以用物理数学模型来进行描述。但在很多的现实情况中，由于时间的不可逆，研究者所能观察到的通常只有自然演变过程的最后结果。所以，为了尽量真实地还原自然演变过程，研究者只能通过观测得到的数据和物理方程进行多种地球模型的构建和全球比对，使观察到的数据与理论模型计算得到的数据之间的偏差达到最小。这一过程就是“反演”。
杨院士发展了地球物理反演系统理论与新方法，成功地指导了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地下电站基础的层析成像，计算出了准确的波速层析图，为地震层析成像工程勘查中的应用做出了示范。当小丰满水电站大坝出现病害，针对传统地震CT 算法的缺陷与工程地震的特点，研究出改进的反演算法用于大坝病害检测，圈定了大堤病害的范围。他还为长江口的上海排污管出现破裂做出了反映破裂程度的层析图，以及冀东油田储层跨孔地震层析追踪，北京机场高速路立交桥墩质量监测等一系列疑难工程。
所谓“反演”就是一种逆向思维。杨院士认为，自然是各态遍历的，要考虑演化的各种可能性，探索新的研究方向。当主流朝着一个习惯的思维模式思考问题时，搞科研最好不要随大流，要特别注意逆向思维,才能敏锐地抓住“新苗头”，从问题的相反一面深入地进行探索。逆向思维最宝贵的价值，是它对常规认识的挑战，是对事物认识的阶跃性深化。不过，不管正向思维还是逆向思维,都要以事实为根据，立足于精准的观测数据。
谈及这一至今仍被广泛应用的“反演论”和相关地球信息提取理论研究时，杨院士摆摆手：“这是我20年前研究的领域了，理论已经不新了，但这么多年来，其中强调的科学思维模式却仍未过时，它还在不断向更为广泛的研究领域开拓。”
杨院士指出，在城市化发展的大趋势下，人类的个体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尤其在沿海城市，为何不考虑利用未开发的地下空间来跨越城市建设的发展瓶颈、改善人类生活呢？这也是杨教授目前正在着力研究的“华南丘陵地区地下空间侦查”项目，他希望充分利用和优化自己这么多年来研究的地球科学理论，为改善人类生活环境而做出更多更有效的努力。
反观我们自身，一个人是不是一定要循规蹈矩、按照程序、按照规则去设计自己呢？人的成长其实也应该是一个不断优化自我的过程。
杨院士表示，这一优化思维与人工智能的研发核心思想相通，就目前来看适用于许多方面。比如，生产需要考虑的最优解是成本的最小化，教育需要考虑的是如何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发展中人才培养的需求等。从全球科技发展的趋势来看，不需要创新和思考能力的工作终将被人工智能技术取代。而中国传统的应试教育，虽然在培养学生的模拟思维和知识水平上有优势，但同时也弱化了新一代人的科学思维和知识创新能力，需要在教材、教学方式等各方面关注“最优解”。
杨院士多年国外留学和访问的经历，对中西方思维模式的差异有很深的感触。他将自己所获得的科研成果与平和心境，归功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耳濡目染和对西方科学思维观念的吸收。当谈到如何应对中西方观念冲突时，杨院士分享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在读研的时候，他曾与同学就某一问题的看法产生了分歧，当时对方说的话对他影响至深：“你认为如何等于零，没有用；你要证明如何等于百分之百。”这句话让他认识到了科学思维和理性证明的重要性，甚至完全改变了他后来的研究方式和风格。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当杨院士回忆起自己多年来的人生历练时，最令他感慨万千的莫过于此。杨院士年轻时就喜爱文学，他说看书的精髓在于猜测和理解，只有真正明白作者是怎样想的，才能领会作品具体要表达的思想。尽管文学与物理科学看似毫不搭边，但学习文科过程中培养的思辨能力却让杨院士在遇到理科问题时有了更多不同看法。比如，学习微积分为什么要先讲极限连续再讲导数？因为科学家在发现定理的过程中，都要遵循严格推演的逻辑思路。因此教学过程中杨院士总在强调：比起熟背公式做对题目，更重要的是通过个人思考来发现前人理论研究中的思维脉络，逐渐学会科学思维。
有道的人追求境界高低，不一定追求“有用”。知识都是有用的，都是值得学习的。对某一个人看来“没有用”的知识，却完全可能改变另一个人的命运。
在杨院士的身上，我们能看到他投身科研事业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能看到他为祖国培养优秀人才的呕心沥血，能看到他阅尽千帆后生发的心灵积淀。
杨院士已年逾古稀，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地球物理学学者，去年3月，在他杭州籍夫人的协助下，他全职加盟浙江大学地球科学学院，决心将自己的一腔热血投入中国的教育事业，为培养更多地球科学领域的高尖端人才贡献自己的力量。办公室的墙上挂着杨院士的部分荣誉，年纪轻轻时他就已著作等身，在国际地质学研究方面有一定的影响力。对于自己获得的这些成就，他虚怀若谷：“我遇上这么好的时代，我必须倍感珍惜，珍惜我的时间，珍惜我的机遇。”
翻开珍藏多年的信封，杨院士谈起了与周恩来、吴学谦、温家宝、李克强4位共和国总理近距离接触的往事。他说，尽管50多年的科研历程有许多坎坷，但自己衷心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是因为祖国和人民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因为英明的改革开放政策，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知识分子的关怀，给了他坚持开拓未知的勇气和动力。回顾出国留学和参加国际大陆科学钻探顾问委员会的往事，杨院士内心充满无限感激。若没有党和政府对科学教育的大力支持，他将失去接触顶尖科学家和参与最前沿科学研究的宝贵机会，而这些机会对他后来研究方向的改变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巨大影响。
学生们乐于把杨院士比作指明灯，寓意教授引领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开辟浩瀚未知的领域，不仅是学术上的，更是人生意义上的启蒙。
姚克 中国眼科的领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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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克，浙二眼科中心主任，浙江大学眼科医院（筹）院长，浙江大学眼科研究所所长，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主委，全国白内障学组组长，国际眼科理事会理事，国际眼科科学院院士，亚太白内障及屈光手术学会副主席，亚太眼科学会中国区负责人，浙江省科协主席，浙江省医学会会长，浙江省医师协会会长。
过去30年，推动我国白内障手术5次革新。主刀手术达4万多例，发表学术论文364篇，其中被SCI收录165篇，以第一获奖人两次斩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获5项国家发明专利，在国内率先囊括中华眼科三大最高奖。
承担和完成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和重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30多个科研项目，在浙江率先基本实现县级医院即可完成“超乳白内障手术”的计划，并建立我国首家汽车眼科流动医院。
姚克的书橱里，珍藏着一张与导师Flammer教授的合影，照片拍摄于1990年，地点在瑞士巴塞尔大学，是当时国际上最好的眼科院校之一。
彼时的他，意气风发，顶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第一位自主培养的眼科博士”的光环，获得眼科医生首批出国留学的机会，并一举拿下瑞士眼科最高奖Alfred-vogt奖，成为该奖设立51年来唯一的亚洲得主。
Flammer教授想留下这位前途无量的弟子，开出了前所未有的丰厚条件，却遭到了婉拒。临别前，师徒俩留下了这张合影。
泛黄的照片里，穿着白大褂的姚克，笑容灿烂，让人一下子能感受到那个年代的中国学子对“学成回国”的期待与热血。
而后的近30年，正是这位有抱负的年轻人，推动了国内白内障手术的5次革新，建立我国首家汽车眼科流动医院，在“轮子”上实现贫困眼病患者的光明梦，并多次刷新历史，将中国眼科从“一穷二白”带到“接轨世界”，再到“引领世界”。
采访当天，我们的话题也从这张照片聊起。
姚克表示“很害怕采访时拔高自己”，在回国问题上，他极其实在地解释了当时的真实想法：觉得国外不缺医生，但中国缺。理解这句话，要从他的经历说起。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在神州大地荡起一股沁人心脾的春意。恢复高考，让“知识改变命运”的号角响彻神州各个角落。
当过四年知青的姚克，已经从农村回到了杭州，憋着“要为贫苦眼病患者做些什么”的一口气，求知若渴。在恢复眼科研究生招生的第二年，1979年，考取了山东医学院硕士，又在198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攻读眼科学博士。
1988年，他被浙江医科大学派到瑞士留学。当时，国内眼科发展刚刚起步，临床、科研与国外差距很大，想要在学术上有所建树，“留下”是导师眼中最好的选择。
为此，Flammer教授为手术与研究俱佳的东方弟子，提供了最好的职位，月工资接近9000瑞士法郎。当时在中国，普通医生的月工资只有300元人民币。在瑞士干1个月拿的钱，等于在国内干10年！
即便如此，姚克仍然拒绝了。
对于那一代的学子来说，没有改革开放，他们不可能出国。改革开放不只打开了国门，还打开了大家满怀梦想、渴望奋斗的心。
回忆起人生这个最重要的决定，姚克的话很打动人：“我下过乡，插过队，见过贫苦的眼病患者痛苦地生活在黑暗之中。我知道，我的前途在中国，我的挂念也在中国。”
1990年，姚克凭《猪眼动脉内皮依赖性调节》研究开启正常眼压性青光眼血流学说，并拿下Alfred-vogt奖。同年，他辞别一再挽留的恩师，带着Alfred-vogt奖金1万瑞士法郎回国。目睹国内医院设备短缺，他当即决定以奖金购买眼科设备捐给母校。Flammer教授大为感动，并补上1万瑞士法郎，亲力支持弟子。
这2万瑞士法郎，在姚克的坚持下，为国内引入了第一台青光眼检查自动视野仪，此后“服役”7年，造福了成千上万的眼病患者。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全社会尊重知识、重视人才、重视科技创新的氛围越来越浓厚。1991年，教育部“不拘一格选人才”，年初刚被评上副教授的姚克，到了年底，成为当年浙江医科大学唯一一位破格提拔的正教授。
人才，迎来最好的时代。
姚克更加谨记回国时许下的三个愿望：拥有国际最先进的眼科设备和仪器；建立汽车眼科医院为贫困患者免费手术；建立一所更大、更宽敞的眼科专科医院。
“眼睛是精密的器官，没有先进的仪器，就好比战士打仗没有武器。”姚克说，时间回溯到1996年，当时的改革开放正处于一个转型的新时期，各行各业解放思想，积极探索新模式。在这样的环境下，浙医二院择优引进外资，合作成立“浙二眼科中心”，也得以购进价值数千万元的医疗设备。
在新体制的助力下，浙二眼科中心开启了加速发展模式。从刚成立的11位医生、15张床位，年门诊量只有两三万人次，发展到如今手术量已达6.5万、年门诊达70万人次。
也是在1996年，时任全国人大代表的姚克，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创建了全国首家汽车眼科流动医院。至今，踏遍省内各地山区与海岛，去往边疆，开展免费白内障手术近12000例，在中西部地区建立9所复明中心。
20多年来，姚克系统阐明白内障发病机理，相关成果使百万眼病患者受惠；推动白内障手术从12毫米大切口，进入飞秒激光的“无刀时代”；目前在干细胞诱导的人类晶状体和飞秒激光白内障两大热点研究领域，并跑和引领世界。
今年，他的第三个梦想即将实现—由浙医二院与浙江大学联合推动，浙二眼科中心将建成浙江大学眼科医院，这会是国内最大的眼科专科医院之一。
采访尾声，姚克这样形容与Flammer教授合影照的意义：不忘初心。
“我是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参与者，也是受惠者，而最大的受益者是老百姓。让国内眼疾患者正常生活，始终是我奋斗的初衷。”
舒强 儿科医学的“领跑者” 儿童健康的“守护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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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强，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党委书记，浙大求是特聘医师。国家卫计委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浙江省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省卫生领军人才、省“万人计划”杰出人才。小儿心脏中心主任。中华医学会小儿外科学分会常委、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妇儿健康临床标准与规范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省医学重点学科（小儿围术期医学）学科带头人。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华医学科技一等奖、浙江省标准创新重大贡献奖、浙江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宋庆龄儿科医学奖等。
人们说医者仁心，患者安心！上善若水，厚德载物！
孩子成长的关键是教育和健康。而担纲这两项重任的一个是教师，一个是医生。教师负责孩子的精神健康，医生负责孩子的身心健康。医生不仅要治愈身体的疾病，还要重视精神抚慰，肉体治疗相对好评估，精神抚慰又如何才能做到呢？
病人就诊陈述病情，是让医生去发现，寻找有关病情，并对病情进行客观而科学的分析，判断出病情“靶点”，提供正确的诊断和正确的治疗的唯一通道。
儿科自古以来就被称为“哑科”，有着“宁治十男子，莫治一妇人；宁治十妇人，莫治一小儿”的说法。一方面，儿童是祖国的花朵，娇嫩的花骨朵儿最是脆弱，稍有不慎或疏忽，就会出现大问题，需要倍加呵护；另一方面，医生又难以从病人口中直接了解到病情，孩子的认知也容易受到父母意志的影响，干扰医生对真实病况的判断。这里，肉体治疗与精神抚慰的双重压力比医治成人更大，也更花心思。
儿科心外科医生舒强，每天和患儿打交道，不仅要更加耐心细致地望闻问切，更要注重与家长间的沟通。家长往往对医生的期望值很高，对疾病本身缺乏深入了解，加上孩子成长快速，不同的成长阶段需要不同的治疗手段。对儿科医生而言，不仅是医术上更精准的考验，也更需要一颗仁心。
行医30多年来，舒强救治患儿无数。他除了对医疗技术精益求精外，也很重视人文关怀，不仅与患儿和家长感同身受，还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但由于现实种种的因素，舒强在治疗的过程中也难免遭受患儿家属的误解。他深知病人缺乏对病情了解容易引发医患关系紧张。对于舒强来说，工作忙、病人多，这些都是工作中的常态，但他始终把对病人家属的精神抚慰和及时沟通摆在了重要的位置。在整个治疗过程中，病情如何、治疗情况如何，都会及时反馈给家长，实现信息互通。医生从医疗的角度与家长进行沟通，医患双方信息对称、达成共识，搭建起信任的桥梁。医生和家长同心协力，站在同一战壕里对抗疾病，为孩子的健康成长而努力,医患关系也就迎刃而解了。
小儿心脏外科自20世纪80年代建立以来，经过30多年的发展历程，形成了心内科、心脏超声、影像、体外循环、麻醉、监护等各垂直细分科室同步发展，多学科交叉合作的良好态势。舒强所在的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始终走在国内小儿心脏外科第一方阵，每年治疗的心脏病人多达1800余名，无论在治疗效果还是手术难度上，都已稳居国内儿科第一方阵。作为浙大儿院的院长、小儿心脏外科的学科带头人，如何解决心脏外科中的疑难杂症，如何建立体外生命支持团队，如何提高新生儿救治水平，这是浙大儿院需要不断攻克的难关，亦是舒强始终扛在肩上的重担。
除了追求医术上的精进，临床研究的突破也是舒强的目标。他说，临床不仅需要技术，也要创新。医生做科研，最终目的是让患儿得到救治。有了科研的支撑，临床工作才能有发展，才能走得更远更快。怀着对医学严谨的态度，秉持着一名儿科医生的责任感，舒强在坚守的同时又立意创新，在问题中求发现，在发现中求创新。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说：“发明千千万，起点是一问。”事物的发展就是不断地发现和解决问题。解决问题是创新的重要手段。必须始终盯着工作中的问题谋创新，这样才能“创”到点子上。
如何预防出生缺陷、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是一项事关家庭幸福、民族兴旺的重大民生工程，也是舒强及团队一直在挑战的重大难题。十多年来，通过对外科手术、内科诊断及每年死亡评审的科学分析中，舒强领头的团队在量变中寻求质变，紧紧围绕出生缺陷防治国家需求和三级预防中存在的脱节问题，率先开展了出生缺陷20余项干预资源创新整合研究，推动建立了国际上最大最佳的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心。通过浙大儿院搭建的先天性心脏病筛查网络平台，不少家庭的孕妇能从产前筛查开始，第一时间筛查出患儿的疾病，在产后第一时间转至浙大儿院，及时诊治新生儿病情，为新生儿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事实上，一个孩子要从胚胎成形到健康成长，涉及诸多医学领域间的密切配合，预防工程更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个流程环环相扣。而一套科学化医疗标准的制定，更是一项牵涉广泛、环节复杂的浩大工程，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阻碍。但他克服了重重困难，带领团队研发了出生缺陷疾病预警、诊治与疗效的评价技术，创建了重症复杂先心、遗传代谢病等高发、重要出生缺陷防治标准管理体系——《出生缺陷综合预防规范》。
“十几年来，舒强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和精力，都用来做这一件事情，工作人员的调度、与政府部门的协调、落地程序的逐步推进，都需要他进行牵头、把关和推动。”团队骨干陈婉珍主任如是说。这是一条国内外都没有人走过的路，没有雄厚的经费支持，也没有前人的经验可借鉴，舒强和团队“摸着石头过河”，成为了制定预防出生缺陷科学标准的第一人。
在舒强制定的这套规范中，将应对疾病的每一步骤标准化，并详细提供了针对不同病情的路线流程图，从预防到治疗再到跟踪，描绘出一张完整的生育健康宝宝的路径图。《出生缺陷综合预防规范》的制定与落地，功在千秋，福泽万户，事关中华民族的血脉传承与延续。医护人员可以凭借这套标准为指导，各社会群体可以参照标准实现自我管理，可以从医学角度深入了解病情后，主动采取预防和治疗举措，预防的效果都实现了质的飞跃。《出生缺陷综合预防规范》被省政府授予2018年浙江省标准创新重大贡献奖，并将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推广落地，成为造福百姓民生的重大科技工程，也成为舒强胸前一块闪闪发光的勋章。舒强成为了受之无愧的健康宝宝和幸福家庭的“守护神”。
这套标准的制定和落地的十年漫漫之路，培养了舒强全局化、系统化、理性化的思维方式，也赋予他在发现问题后一种超乎寻常的行动力和执行力。成为浙大儿院的院长后，舒强也依旧保持着创新性、扩散性的思维，与新时代的浪潮并进。面对遗传病筛查和治疗过程中工作体量大、容易出纰漏的问题，舒强以“互联网＋”的思维推动浙大儿院智慧医院建设，将各个科室几百个平台进行整合，搭建起一个覆盖全部科室的云服务平台，积极探索大数据在智慧医疗领域的高级应用。
面对省内各地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现状，舒强在浙大儿院的运行过程中构建起一套完整的分级诊疗体系，向浙江省11个地级市输出医疗资源，通过派遣医院专家前往坐诊、对当地医生进行医疗培训等形式，带动当地医疗条件的发展进步，从而实现整个浙江省医疗水平的总体提升。
在对团队的管理和建设中，舒强注重对于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强调新思路、新想法和新实践的迸发。他在教学过程中重视对后辈人才梯队的培养，有意识地去培养一批年轻的心脏外科的医生，为小儿心脏外科的后续发展培养中坚力量。
为吸引更多优秀科医生选择儿科，舒强推动成立了浙大医学院卓越儿科班，通过一对一的导师制，将教学课程往儿科方向倾斜，理论学习与实习实践并跑，为儿科人才队伍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血液。
医生，是舒强工作的岗位，无论是工作时间还是业余时间，他都长时间的泡在医院里，潜心科研、教育与临床医疗，三十几年如一日的坚守，他以日积月累的丰硕技术成果，福泽千家万户，努力做儿科发展的“领跑者”，做儿童健康的“守护神”。
倪一鸣 妙手仁心 大医精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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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一鸣，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心脏病中心主任，心胸外科主任，浙江大学心胸外科教学委员会主任，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心脏大血管外科学科带头人，兼任中华医学会胸心血管外科分会全国常委，浙江省胸心外科学分会第七、八两届主任委员，国内多家核心杂志编委，是中国心脏外科临床领域最高奖“金刀奖”得主及中国医师行业最高奖“中国医师奖”获得者，曾获“浙江大学好医生”等殊荣，2017年被评为全国卫生计生系统先进个人。
倪一鸣是心胸外科赫赫有名的“倪金刀”，在国内心胸外科领域颇有名望，他所独创的“倪氏缝线”与大包围技术，早已在国内心胸外科界内传开。书香门第出身的倪一鸣虽是留洋归来的西医专家，却始终散发着“谦谦君子，温润如玉”的儒雅气质，传承着华夏药王孙思邈“勿避险希、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的大医情怀，德术并举。
作为一名医生，握起手术刀时就像演员进入了角色，眼前只有上演着生与死的方寸天地。这种冷静和自持，一半靠天赋，一半靠训练。倪一鸣曾给自己的母亲和小姨开过刀，甚至给父亲腹部开刀时，他也没有回避，当情感上的牵挂变成羁绊时，对于医生而言需要格外强大的内心和清醒的头脑。手术台上，各种突发状况都可能上演，倪一鸣曾经有一回碰到一位病人，开刀后发现整个心内膜都已钙化，无法在常规的位置将创口缝合。生命随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几位医生想尽办法，缝了七八次都不行，气氛陷入焦急无措中。作为团队主心骨的倪一鸣一句话也没说，沉心静气，顺利缝合，挽救了病人的生命。
心胸外科手术是在与生命赛跑，时间越短越好。倪一鸣心怀敬畏、步态从容，删繁化简，以快制胜。常规二尖瓣换瓣，半个小时以内完成就是高手了，他的完成时间是11分05秒。
技术上的纯熟和流畅，是对心胸外科手术过程进行规范化、精细化、流程化改良的成果，亦是他对心胸外科的杰出贡献之一。他学习了瑞士最先进的技术，又在其中加入了自己反复琢磨出的经验，对手术动作的流程、开刀时刀尖的纵横、管子插入的角度与深度等细节，定制出严格的标准，将整套手术流程程序化。同时，这种流程化的操作手法具有可复制性，整个科室的流程在倪一鸣的带领下得到改善，位列国内心胸外科技术前茅。
于是，整个团队把一套流程打通，将复杂手术简单化，简化手术标准化，使整个心胸外科走上了精品化道路。心胸外科最常规的开胸建立体外循环，国内外大部分医院至少需要20—30分钟才能完成，甚至有时长达一个多小时，而在倪一鸣执掌的心胸外科，从开胸到建立体外循环，15分钟，足矣。
手术台上，倪一鸣手把手去教，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的临床经验，及时进行协助、化险为夷，直到青年医生们能够独立完成手术。手术台下，他总是把学习交流、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机会留给年轻人们，让他们能够快速成长起来，自己则一心扑在手术和病人身上。在倪主任的培养和支持下，后起之秀迅速成长，在微创外科、大血管外科、心脏移植外科、冠脉外科等各个心胸外科重要领域独当一面，覆盖了心脏外科的所有难点。在团队中很多医生的心中，倪主任就是那根定海神针。
医者仁心。“遵守为病人谋利益的道德原则”是医学院毕业生入职都要宣读的著名“希波克拉底誓言”。35年来，倪一鸣在医疗过程中，首先面对的是人，其次是病。他治病救人不只借助仪器诊断，更是“望、闻、问、切”，关怀病人的病痛与医疗费用的负担。他把“行医是一种艺术而非交易，是一种使命而非行业”的口头禅印在心里。
倪一鸣的魅力在于德艺双馨。无论在医术还是德行上，倪一鸣都是一根屹立不倒的标杆。
在医院里，倪一鸣的角色是医生，但他始终是与病人家属站在同一个战壕里，对于病患及家属的惶恐与难处能换位思考，感同身受。每天早上7点前，他就已经来到医院了，免费给病人诊治，慰问当天要做手术的病人，告诉家属们病人应注意的事项。到了7：40，他召集整个科室的医生进行汇报，将当天每个要做的手术方案讨论清楚，设想任何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及解决方案，对每个手术都进行把关。倪一鸣每天的工作量都不小，当年入职操刀时，一年完成100多个心脏手术，近年来已达1000余个，去年1200余个，现在更多；他对待每一台手术都十分谨慎，反复拟定方案后，再与病人进行充分沟通，诚以待人，以真实情况告知，从不出现诱导性语言。可做可不做的手术不做，可用可不用的药不用，这是倪一鸣对于团队的另一大要求。
抵制过度医疗，严控用药耗材，这是倪一鸣在团队建设中传达的另一重要理念。倪一鸣将为病人省钱作为一切医疗行为的出发点，在浙医一院心胸外科，完成一个瓣膜的手术价格比全国平均价低了1万多元，用材却是最好的。病人手术过程用人工心肺机进行心脏体外循环的时间，全国常规时间需90分钟，而在这里只需60分钟，既节省了时间又为病人减少了开支。这对千千万万个普通家庭而言，都是一种福音。
对于倪一鸣而言，“德”不仅仅是职业操守，更是安身立命的准则，作为医生更应以德为先。他始终认为，做什么都要有德，凡事都能设身处地替人想一下，一定会有福报的，这个福报尽管不是投桃报李，做好了，福就不一定到，但是祸已离去了；反过来，如果没有德，你可能祸没有马上到，但这个福已经没有了。
如果说医术是医德的基础，只有掌握了精湛的医术，才能更好地为患者除病祛痛，为救死扶伤奠定基础；那么，医德是医术的保障，医学工作的推进需要医德的指引，离开医德的医术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医德与医术，二者缺一不可。
荀子言“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倪一鸣严格按照医疗规范做事，修身立德，问心无愧，相信这样就可以得到最少的麻烦和最多的福报。因此，即使每日在手术台上跳着刀尖上的血色舞蹈，倪一鸣的一辈子也过得轻松愉快、坦坦荡荡。
法国医生莱利彻曾有句名言“每一名医生心中都有一块墓地”，医生在疑难杂症前的无力，面对逝去患者时的悲悯与哀悼，使得他们把病人的生命放在了至高无上的位置。而在倪一鸣的心中，不仅有着对生命的尊重，还有着对于生活的体谅，他以一身医术与医德为利器，与生命和时间赛跑。他在名利场中静守着心中那片墓地，只握紧手中一把手术刀，既为庄严的生命舞蹈，也向平凡的生活致敬。
序
胡坚
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而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精神,这种精神蕴藏与体现在一大批先进人物之中。
在我们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涌现出了无数英雄先进人物，他们是人民群众中闪光的群体，是国家的精英，是民族的骄傲，也是时代的符号，他们，始终是引领着社会不断前进的标杆。
如今，2018年，改革开放40周年；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些时间节点，标注着历史前行的足迹，让人心向往之、行亦趋之。
在这一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我们面对一个空前广阔的时代，整个世界正在我们面前展开；面对一个空前激荡的时代，风云际会中孕育无数可能与希望；面对一个空前厚重的时代，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叠加起改变历史的力量。时代潮流，浩浩荡荡，唯有弄潮儿能永立潮头。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唯有奋斗者能乘势而上。
本书汇集的浙江科技、工商、机关、教育、艺术领域等20多位精英人物，通过深入细致的采访和对人物特质的定位把握，通过鲜活、生动、精彩又给人感悟的案例，从一个独到的角度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浙江人民所迸发出的热情，作为新时期祖国繁荣昌盛“浙江坐标”之缩影，书中描写的他们，始终接地气、扬志气、壮豪气。他们的事迹证明：所有人都拥有机会平等的舞台，每个有创业愿望的人都能用诚实劳动赢得尊重和信赖，都享有人生出彩、梦想成真的机会。
展望未来，干在实处永无止境，走在前列要谋新篇，勇立潮头方显担当。新征程上的每一步新跨越，将是对历史最动听的呼应。只要我们不懈地努力，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
是为序。 （作者：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原常务副部长、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浙江省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特邀委员）
以上稿件摘自 沙德安 主编的《精英2019 我与祖国同辉煌》
沙德安，资深媒体人，《精英》系列报道执行主编，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徐悲鸿奖学金特别奖获得者，西湖摄影艺术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多年供职于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为资深新闻记者，编辑；发表数百万字新闻报道、新闻特写、新闻述评和美术评论，其中采写的《刘亮事件是怎样发生的》《艺术市场谁主沉浮》《舞台的人生与人生的舞台》等报道轰动全国文化艺术界、引发全国高等艺术院校极大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