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在我国著名翻译家、文艺评论家傅雷诞辰100周年时，同为翻译家的许钧曾这样说：

“在今天，傅雷已不仅仅属于中国，他更属于整个世界；傅雷精神，可以帮助我们跨越文字的障碍，在文学上有所交流，在文化上有所互补，促使全世界的人们为了一种和平的文化而努力追求。”

十余年后，已是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的许钧在紫金港校区的办公室里，翻开他研究傅雷的著作《傅雷翻译研究》，对着记者说：“傅雷是我一辈子研究不完的课题。”窗外的秋光穿过树叶的缝隙，照在书页上，映出暖暖的令人鼓舞的生命力。

《傅雷翻译研究》是国内对于傅雷翻译观、艺术观以及傅译成就与傅译影响进行贯穿式系统性专题研究的首次尝试，在拓展译者研究的维度与空间的同时，也为“译者何为”提供了新的答案。专著不仅荣获了2017年“浙江省第十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基础研究类），而且在业内广受好评，被多家媒体报道和推介。

一朝入梦，一梦四十年。这本书可以说是许钧数十年研究傅雷的一个缩影。 

从一本书、一棵树到一个大写的人

“如果说30岁的时候，傅雷对我来说只是一部书，那么到40岁的时候，傅雷在我眼中是一棵常青树，正是经过他的妙笔，巴尔扎克、梅里美、罗曼·罗兰等一批法国文学家的文学生命得以在中国延续。而我50岁的时候，开始理解傅雷的精神境界，他是一个人，一个大写的人。”

许钧第一次接触傅雷译著是读大学的时候。许钧问老师借了一本傅雷翻译的《高老头》，一捧上就入了迷，“中文怎么那么美！”乃至1976年许钧去法国留学时，第一件事就是去塞纳河边找巴尔扎克的原著看。

两年后许钧回国，带了一大箱法文的书。彼时，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阅读外国经典小说成为社会热潮。为了一本最新翻译成中文的世界名著，读者们常常在书店门口排起长队。这种久违的盛况让许钧感动之余又发一声感叹：“如果以后我也能翻译出一本好书，该多幸福啊。”

从那时起，许钧的心中就埋下了一颗想要研究傅雷的种子。特别是当他自己开始从事翻译工作后，更是以傅雷为学习的榜样。“为什么要这样翻译？怎么体现原著本来的风格？如何处理形似与神似的关系？”带着一串串问题，许钧从傅雷译著的文本世界开始研究，并逐步深入到傅雷的艺术风格、精神内核。

许钧说，已有的傅雷研究，往往更多关注其“为人”部分，学术界对于其“为译”这一重要维度，尽管也有一定关注，但却留下很多研究空白与学术遗憾，“我想超越学术的层面，从思想和文化的高度去把握，以傅雷的翻译世界作为关注焦点，揭示‘傅雷体华文风格’形成的深层次原因。” 

针对一句话的不同翻译就写了万字论文

阅读傅雷，是理解傅雷的基础。

学问是要下真功夫、苦功夫、实功夫的。就像当年傅雷不精读四五遍原著不会动手翻译一样，许钧把不同出版社出版的500余万字的傅雷15卷译文以及傅雷之后其他翻译家对相同作品的不同翻译版本都来来回回、仔仔细细地读了好几遍。

光是《约翰•克里斯托夫》的第一句话，许钧就做了诸多“功课”，写了1万多字的研究文章。

在傅雷开篇所译的“江声浩荡”四个字中，中国读者感受到了一种与全书相吻合的气势，这四个字就像一个惊世的先兆，预示了一个英雄的横空出世。然而，这份永远抹不去的心灵冲击、这份铭刻在记忆中的永恒，却都是因了傅雷的创造。

许钧发现，无论是法文原著还是很早就有的英译本，开头这一句都是无法让人感受到这份震撼的。比如，英译本用的动词是“murmur”，直译过来就是“低语、喃喃声”。

“这句话不是孤零零的一句话，而是贯穿全局的基调。除了开头，书中后面还有几处也是一模一样的句子。傅雷把这些句子做了同样的翻译，这跟原著是非常契合的，而有些其他版本是翻译成了不同的文字。”

在追求“神似”还是“形似”这个翻译界的经典问题上，傅雷更看重神似。“我们经常说忠实于原著。形似就是忠实吗？未必如此，因为从外语到汉语，发音变了、字形变了，意义就有可能发生变化，如果一味机械翻译，意思可能就走样了。”许钧认为，傅雷对神似的推崇，是因为傅雷的翻译观，本身就含有再创作的思想。

借助傅雷的译著，许钧开始关注站在书后的那个人，关注赋予了原著生命的那个翻译家傅雷，并逐渐懂得翻译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文字转换，更是一种思想的迁移与传播、文化的跨越与交流。

许钧认为，傅雷每一次翻译选择的背后，都隐藏着其不懈“求真”的独立思考。在黑暗的岁月中，他试图借助翻译，寻找光明；在举国惶惶、中华民族面临巨大灾难的危急时刻，他期冀借助翻译，为颓丧的国人点燃希望；而当“现实的枷锁”重压着人生、国人在苦恼的深渊中挣扎之时，他则寄希望于借助翻译之力为痛苦的心灵打开通往自由的道路。

“经典这么多，翻译哪些作品？傅雷是精心思考过的，而且这些思考是与时俱进的。比如《巨人三传》，当时正是一战后，士气比较低迷，他是想把英雄主义气概传输给青年人。”许钧说，傅雷通过翻译所想要塑造的，是我们国人的一种精神，“翻译对于傅雷，是一种思想的表达、理想的体现、热爱祖国的显示。”

与傅雷家人成为朋友

因为发自内心的喜爱，许钧把让傅雷译著更长远地走进大众影响大众看成是自己的使命。

2008年，在傅雷诞辰一百周年之际，许钧参与、组织了一系列活动。比如，在国家图书馆开幕的“洁白的丰碑——纪念傅雷百年诞辰展览”上，许钧应邀做了讲座；他牵头举办“傅雷与翻译”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外学者共同探讨傅雷的文化遗产……

这份长达几十年的真挚情感也让许钧与傅雷家人成为了朋友。

许钧第一次去傅雷次子傅敏家中做客，看到珍贵的傅雷翻译《都尔的本堂神甫》的手稿时，简直两眼发光。傅敏的夫人陈女士特意戴上白色手套去楼下复印了3页手稿送给许钧。“之前我们看到的只是翻译的最终版本，是静态的一个结果。有了书稿，我们就能从初稿、修改稿到定稿的动态过程中，更好地研究傅雷为什么要这么翻译。”

后来，傅雷家人还主动把另外的3份手稿复印给了许钧。从傅雷的笔迹、文本到精神世界，许钧感受到的是心的交流和心的相通。

对于傅雷翻译的研究，贯穿许钧的几十年学术生涯。不仅如此，他还带着学生一起做，让学生从傅雷译作的用词造句、形象塑造等方面，逐步展开研究。

“本来，我也可以独自完成这个研究。”许钧坦率地说，之所以和学生合作，是想把对傅雷的研究传承下去，“我和我的学生互相学习，共同推进研究，在学术中把交接棒传给下一代。”与许钧合作完成《傅雷翻译研究》的宋学智、胡安江如今都已成为国内研究傅雷的重要专家。

此外，许钧的一位学生进行傅雷与《约翰•克里斯托夫》法译研究，论文评上了全国优博论文；另一位学生从大四起跟随许钧研究傅雷法译巴尔扎克的《高老头》，从此走上了翻译批评的学术道路，如今成为了国内翻译批评研究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

“当年，我从问题入手开始对傅雷的研究，如今几十年过去了，还有很多空间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我将带着我的学生、学生的学生，继续研究。我的傅雷梦会一直做下去。”许钧说。

（文 吴雅兰/摄影 卢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