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程开甲也偏科。”最近，在浙大紫金港校区党建馆里，有几位正在一边上课一边看展的学生们对此很惊奇。

他们上的这门课，是《形势与政策2》，主题为“党史校情教育”，任课老师是浙大机械工程学院的项淑芳。

项淑芳安排的这堂课，既不在教室，也没有教材，而是到浙大新落成的党建馆，让40多位大四学生上一次体验课。

老校长日记、大咖成绩单、国家特奖证书，这堂课够有料

浙大党建馆占地800多平方米，历时一个多月策划筹建。“在这里，有很多鲜活的素材，比如全国劳动模范的奖章，竺可桢老校长的日记，还有很多各级奖项证书。”项淑芳介绍。

 “1937年，抗战爆发，浙大开始西迁，从杭州出发，途径七个省份，最后到达贵州遵义、湄潭。每到一个地方，稍作修整时，老师会打开教案，学生会打开课本，坚持教学科研。竺可桢校长有记日记的习惯，因此这段历史以这种形式被记录下来。”项淑芳带着学生们来看竺可桢的日记手稿。

这些手稿，是2017年浙大建校120周年时，竺可桢的家属捐赠给浙大档案馆的，共有56册，记录了从1936年至他去世的1974年间每一天的工作和生活。

有一份日记是1962年6月4日，72岁的竺可桢在那天入党。展柜中，竺可桢的字迹清晰可辨，“努力学习成为一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

 “西迁过程中，有很多大师学者，他们当时在浙大或任教或求学。比如‘中国核司令’程开甲、数学家谷超豪，这个展柜里是他们的成绩单。”顺着项老师的视线，大家凑上前细细观看。

“老师，这些课满分都是60分吗？”一位戴着黑框眼镜的男生，贴在玻璃柜前问。

“我们也对这个成绩单深入讨论过，按照其他科目来看，满分应该是100分。可以看出那个时候打分非常严。” 项淑芳说。

这份1926年的入学考试成绩显示，程开甲的“化学”为87分、“物理”为72分、“数学甲”为75分，而“英语”为40分 “几位男生调皮地说，“原来程老先生也偏科。”

在新时代浙大发展的展示单元，有各类国家级证书、荣誉奖章。“大家看一看，带国徽的证书长什么样？”项淑芳指的是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特等奖、一等奖证书。

“2012年，我们学院杨华勇院士的项目，拿到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项淑芳希望，再过十年、二十年，“你们也能拿到这样的证书。”

科技特派员讲如何教农民养蜂，这堂课够有趣

次课程，还有一位嘉宾——汪自强是浙大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

汪自强最大的教学场，就是农田。“每年他都有100多天的时间在农村。头上戴个草帽，脚上穿一双解放鞋，就下地干活了。”

“2005年，我加入到科技特派员队伍。”汪自强说的科技特派员，就是让大学教授到农村去，下到地里田间，帮农民解决问题。

2010年，汪自强来到温州泰顺的一个乡镇，在一番调研之后，他认为“中华蜂养殖产业在泰顺会有比较好的发展前途”。此后，他邀请养蜂专家来到了泰顺，他的研究生变成了农技推广员，而他的授课内容也变成了推广中华蜂养殖。凭借小小的中华蜂，这个乡镇农业合作社的年产值，从2010年的10多万，增长到现在的3000多万。

谈起这段经历，汪自强非常感慨，“作为大学生，今后不管做什么工作，都要做好调查研究。要问问农民的需求是什么？我们又能做什么？同时要依靠团队的力量，像浙大，就有非常强的学科支撑，要学会依托学科的力量为农民服务。”

“教学生和教农民有啥区别？”机械工程专业大四的郑思杰问。

“农民更看重实用的技术，你做得有成效，农民就接受，甚至还主动请你做示范。”汪自强说。

“那是不是您在学校做科研，会把您自身价值发挥得更大呢？”又有一位女生问道。

“我觉得不管是在科研岗、教学岗还是在农业推广岗，我都可以发挥自己的专长。往大了说，学校的发展，实际上也是多方向的，并不是一天到晚做科研，很大一部分还是服务社会、回馈社会。”汪自强这番话让学生们频频点头。

郑思杰喜欢这样的思政课模式，“给我一种浸入式的体验，就和VR一样，既切身感受到了学校发展的历史，也看到了很多优秀的前辈。”

小时新闻2019年1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