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对研究生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加强导师队伍建设。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指出，要加强导师队伍建设，引导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导师作为研究生培养第一责任人，对引领研究生走好学术道路、塑造价值观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浙江大学历来重视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在已有“求是导师学校”的基础上，构建了《导师说》这一导师培训和导学互动平台，旨在通过对优秀导师的专访以及研究生与导师之间的互动交流，贯彻落实“四有好导师”（有立德树人之心，有探索创新之能，有追求卓越之志，有担当使命之勇）工作理念，发挥榜样示范作用，促进和谐导学关系的建立，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导师说》第一期采访了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卫、中国工程院院士岑可法、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泽三位优秀导师，他们分别结合自己的生活、科研经历和切身体会，对广大青年导师以及研究生提出了宝贵建议和殷切希望。

有建立团队的初心

--岑院士访谈录

岑可法：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能源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梁君英：浙江大学研究生院/外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梁：岑院士好！我非常高兴能有机会来拜访您，今天我们的关键词是“导师工作”。立德树人是高校的根本任务。2020年6月16号，我们主管研究生教育的严校长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题目叫《四有好导师》。他提出的“四有”，分别是：有立德树人之心、有探索创新之能、有追求卓越之志、有担当使命之勇。我特别想请问您，您作为资深的导师，是怎么看“四有好导师”这个理念？

岑：我觉得严校长讲得非常全面，这四句话都很正确，也说到点子上了。我认为这四句话是不可分割的，并列的。我自己对理工科这样的学科，特别是工科，还想补充一条，就是要有“建立团队之心”，特别是建立团队的“初心”。我的团队组成是因为有这样的初心。

梁：请问您是如何定义“建立团队的初心”？

岑：导师靠一个人的力量是指导不出很好的学生。特别是理科、工科这样跟科学、技术密切结合的学科。工程是一个交叉复合体，特别是我们搞的能源学科，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系统工程，跟很多基础学科都有关系。我1958年出国留学，1962年回到国内。我到了我们浙大，校长跟我说有两种选择：第一种，我已经拿到前苏联副博士学位，就相当于美国的博士了，我可以独立带领一个自己的团队，独立去搞一个自己的研究框架，因为我在苏联学的东西很新。第二种，我也可以参加老教授的团队，做老教授的助手，帮老教授把学科做起来。问我选择哪个？我毫不犹豫地选择第二条路，我说我愿意帮助老教授，搞好浙大的团队。

梁：所以您到了浙大之后，您是辅助老教授，帮他一起建设这个团队。

岑：是，我当时是当老教授的助手，辅助他的工作。我当时觉得自己非常年轻，回来的时候刚刚三十岁左右，我觉得我应该先当助手，把学科搞起来。我当时在前苏联的时候已经看到了，搞工科的不搞学科、不搞团队是申请不到大项目，申请不到大工程，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想法。

梁：那您在当助手期间，您得到的最大经验是什么？

岑：我得到的最大经验，就是怎么样培养团队，关于培养团队的理念、方式、方法，以及品质、学问这些方面。我当助手不是当一天两天，一当当了21年。你想想看，我30岁当到51岁，这是很不容易的。21年的过程中，有自己的贡献，有发挥自己的才干，把这个团队慢慢搞起来了，是一个渐变的历史过程，所以团队不是天生的。老教授1983年走了，因为急性病去世。他当时是系主任，就需要我马上担任系主任。之前我都是助手，在第一线做了21年工作，对我来说是一个很艰苦，很重要，也很有收获的过程，学了很多基础理论跟工作经验，还有学会做人的品质跟本领。我从这个过程里学会了很多新的，关于如何做团队的经验。

梁：您刚才提到您21年的助手经验，说基本上逐渐形成了您建设团队的理念、方法，还有团队的品质，那您可不可以讲一下建设团队的理念、方法和团队的品质？

岑：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我就从年轻时开始讲吧。我小学二年级以后，日本打到广州，广州沦陷。我的父亲是广东一所大学的教师、教授，当时还当教务长。我们不愿意当亡国奴，所以就带领我们离开广州，逃过日本的占领区，一走走了四年多，在路上一直辗转，从广东省逃到湖南省。最紧张、最危险的时候，日本人在后面打枪，我们在前面逃难。最困难的时候一天都没有饭吃，到农民家里去讨饭吃。越逃难越知道团结的重要性，越逃难越知道爱国的重要性。从小我的心里就想一个问题：我们中国要强大，强大才不会挨打。第二是培养出团结互助的概念。逃难路上非常苦难，每到一个地方，校长就去找村民，希望借点粮食。政府有公函，也签了字，表示将来国家要还给村民的。因此集体主义，团结互助很重要。第三，要互相教育、互相启发，这个精神很重要。第四，要有向别人学习的爱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品质：节约、节省、不愿意浪费。到现在我还是很节省的。钱找来要大家一起用，我有钱了就捐献出去。我捐了一笔钱给学校当基金。

梁：您捐了350万。

岑：这是第二批了，第一批50万，第二批350万。我为什么捐出来？是因为我从小就有这个体会，总觉得有些同学比我更困难，有些连读书都没有钱。350万的基金，现在有1000万了。这个钱每年可以分给100个同学，一方面是给有学问、有上进心的同学作为奖励，另一方面给家里有困难的同学。我小时候经历过逃难，经历过艰难，我觉得应该这样做。

梁：我替浙大的同学们谢谢岑老师您！您讲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相互帮助，相互成就，是从您童年记忆中就开始的想法，您带到了21年做助手的实践中。那您在21年的这个学习过程当中是怎么实践这些理念与方法？具体地说，如何塑造这种爱国爱校、相互成就、相互帮助的品质？

岑：你这个问题问到了点子上。我认为这21年里边，第一，在爱国主义的基础上，我认为我们应该研究国家需要的课题，这个很重要。第二，你要有当第一名的上进心，但是你也必须要有当助手的平常心。无论是对我的学生，还是对我自己，我都不断重复这句话：既要有当第一名的上进心，也要有当助手的平常心。当国家需要你，组织需要你，团队需要你的时候，你就肯定得站出来。当我们的老教授83年突然去世，只有我能站出来，不仅要带硕士生，也要带博士生。我这一辈子60年的工作时间，我总结成三个阶段：前面20年，我当助手；后来老教授去世，我当学科带头人。1995年全国开始公开选举中国工程院院士，我是当选的第一批院士。这20年我当学科带头人，带领队伍和大家往前冲。后20年，我又当回了助手。今年我85岁多了，又当回了助手，帮助年轻人上去。

梁：非常谢谢岑老师。您刚才讲如何实践，讲得非常清楚，第一就是一定要从事国家重大需求的相关工作。第二就是要有当第一名的上进心，也要有当助手的平常心。

岑：主要还是当助手比较重要，当第一名的心大家都有，谁都想当第一名。

梁：您刚才把您前面60年的工作经历划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20年是助手，第二个20年是学科带头人，第三个20年回到助手的身份。现在我们把重点落在第二个阶段，就是您在当学术带头人期间。我来拜访您之前，做了一些准备工作：拜读了您的一些研究论文，也阅读过各大媒体对您的采访文章。您说过您有创新的导师群体培养理念，您有从本科生到教授组的梯形培养机制。您培养的学生当中，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7人，教育部长江特聘教授7人，青年长江学者2人，国家杰青6人，国家优青3人，973计划首席科学家4人，浙江省特级专家4人，中组部青年拔尖人才2人。了不起的育人成果！我相信大家都特别想知道，您在当学术带头人的20年里，是如何做到把学生都培养得这么优秀、这么卓越？想请您重点谈一下您是怎么做到的，好吗？

岑：你非常敏锐，也很严谨。这个确实很难。我认为很重要的是让年轻人看到他有前进的机会和平台，让他学会前进的方法。所以我想讲的第一点是严师才能出高徒。我对学生非常严格，但严格不是严厉，这是两码事情。是我提出的要求很高，希望你做到。你做什么论文？做到什么深度？公式怎么推演？你怎么样拿到这个公式？你试验怎么做？你怎么做成什么试验？测量怎么测？你用什么方法来测量？发明什么仪表？这些都给你讲清楚了。这些方法是导师提的，其余的你自己去考虑。当然我也有委屈的，人家说岑老师很严厉，我说我严厉不是骂人骂得严厉，而是我给出的题目、提出的方案、要求你写论文写出的高度，很高。这是第一点，严师出高徒。

第二点，我们提出要团队带学生，一个人的才干是有限的。我做学术，首先抓实验和方法，努力了七八年的实验工作，发明了5种重要的仪器，在国内引起很大的反响。之后在华南地区的湛江开了学习班，华南地区所有相关的工厂都要去学；在华东地区的上海开了训练班，一两百个人进去学习这个方法；在华北地区的太原也开了一个训练班。三个地区推广以后，全国都知道浙大在这个方面做得很好。我们浙江大学能源团队又写了一本书，《锅炉燃烧试验研究方法及测量技术》，这本书已经再版了七八次，工厂里几乎人手一册。这本书是国内第一本能源方面的关于测量技术和试验方法的书，让大家都知道了这方面的重要性。做完这件事，我认为还不够，还要实施第二种方法：模型和计算。正好1984年从奥地利回来一个博士，他读燃气机。他的父母在杭州，所以到了浙大工作。他是搞计算的，我说我们就搞多相流的计算，多相流有气相、液相和固相，比空气复杂一点，对我们工程更有用。他最后留下来了。1984年开始，我们俩就开始搞计算模型，到了87、88年已经写出全国这方面的第一本书，《工程气固多相流动的理论及计算》，有八九十万字。这样新的方向就出来了，所以我们89年就提出来，要做创新团队。

梁：您刚才讲到，20年做学术带头人，第一点是严师出高徒，一定要高标准严要求。第二点是团队带学生。团队很重要。

岑：团队很有考究，有好几种团队。第一种团队是老中青结合。老的基础理论扎实，经验丰富，所以把握方向很准；中的比较自由，可以去跑腿，去调查研究，理论结合实际做得比较多。青的可以努力奋斗，建实验台，做测量，带着学生去张罗，去敲敲打打。我觉得老中青结合起来做的课题往往特别好，三个人互相讨论，关于什么是国家重大需求，关于是不是世界先进水平，关于是在炒冷饭还是在开拓创新，这些都能讨论出来。第二种团队是不同领域交叉的团队。一个搞计算，一个搞试验，一个搞工程、工艺落地的，三个不同领域有分工。我们希望培养的学生一代胜过一代，只盯着一点东西，很难出彩。所以你一定要变成一个教育工程师，好的工程师必须结合这三个方面。第三种团队是理工文结合起来的团队。我曾经试过，一个是我，搞能源的，工程与物理方面的，一个是搞化学的，还有一个是搞试验的，专门做各种方法的试验。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质量特别高。学科最容易攻破的就是两个学科的交叉点。核心点已经研究了100、200年，研究已经很透彻了，交叉点是刚刚往外延伸的这部分。比如现在已经搞到纳米，前面毫米、厘米已经研究很多了，纳米的研究很少，刚刚到纳米，你用化学方法，从能源方面搞纳米，就很容易从材料、从化学反应、从能源应用方面交叉起来。这很重要。第四种团队是不同行业的交叉团队。比如说我们搞能源的跟搞材料的交叉，对我来说一个材料不行，可能就做不出来了。他补一个材料，我这个可能就可以继续做了；再比如和搞机械加工的交叉，加工出新产品的工程样机出来。这样的交叉都很好。为了科学的发展，为了工程的发展，需要允许交叉，更要鼓励交叉。我们跟法学老师合作，跟生命科学老师合作，跟经济学等等都有广泛的合作。第五种团队是学生与学生相互帮助的团队。学生自己带学生也是很好的。我们这里有三位导师，但是博士也可以帮助指导硕士生，硕士生也可以帮忙带本科生。学生兼学者。第六种团队是学校与企业组成的团队。我们参加了全国能源方面唯一的两个2011计划。2011计划是胡锦涛总书记提出来的，全国能源方面入选这个计划的一个是清华大学，一个是我们浙江大学。我们提出来，由企业的专家兼任导师。这是比较创新的措施，有时候我们的学生有四个导师，三个是浙大的，一个是外面企业的总工或专家，他们主要负责看学生的工程落地。学生的博士论文应该做什么课题，什么内容，听听企业导师的意见，效果也蛮好的。第七种团队是中外合作的团队。我们跟法国合作培养了四位博士，半年在浙大，半年在法国，然后回来半年在浙大，再半年在法国，来回三次。学生既做浙大论文也做法国高校的论文，两个论文题目很接近，充分利用两国的资源、两国的教授。浙大一个主导师，法国一个主导师，答辩后可以授两个学位：一个是法国的理学博士学位，一个是浙大的工学博士学位。论文写两篇，一篇用英文写，一篇用中文写。我们培养了四位，这四位都回来了，有一位还留在我们所里。

梁：岑老师，您总共讲了七种团队，第一是老中青，第二是结合理论、计算和工程落地，第三是理工文结合，第四是不同行业的交叉，第五是学生兼学者，第六是企业兼职导师，第七是中外合作。

岑：对。关于中外合作，可以把国外高水平教授引入中国，我们也到法国去。关于团队建设，我已经做了一些工作，接下来可以移交给年轻人去做，让年轻人去当导师，继续培养一批批人出来。我觉得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生院考虑的导师培养方法。

梁：特别特别重要，谢谢岑老师！我向您汇报一下，严校长已经把您的很多想法都贯彻在我们研究生教育教学过程当中。严校长非常重视学科交叉，非常注重学科导师与企业导师的相结合，非常注重中外合作培养模式。

岑：我从来没讲过这么多，今天你问题提得好，我把我的老底都挖出来了。

梁：我特别高兴，我们会把文字整理好，视频剪辑好，要让更多的导师分享到您的智慧。您刚才提到爱国爱人民、爱校爱专业，我特别感动，谢谢岑老师！我想请问一下，您二十年的学科带头人经验，是不是主要总结为两点，第一是严师出高徒，第二是团队带学生？还有其他吗？

岑：有。我觉得有个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把国家重大需求的项目凝练出来，这是一个很艰苦的过程。

梁：岑老师，我想大家肯定都特别想听，您作为学科带头人、团队带头人，您是如何凝练出国家重大需求的呢？

岑：这需要经过长期的探索与锻炼，跟导师组、跟学生共同探讨的结果，我先讲结果吧。从有国家奖以来，我们研究所总共拿到18个国家奖，在全国二级学科里名列前茅。国家奖最高拿到发明一等奖，也是浙江省历史上第一个发明一等奖，我们拿到国家科技进步奖（创新团队），相当于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也是第一个能源方面的国家级创新团队奖。总之，我们有两三个一等奖，还有二等奖，为什么有这么多奖呢？说明这个团队有很多成果，有基础研究，有创新点，有中间试验，有工程样机，还有工程推广，这五大流程都做到了，而且经济效益很厉害，每个奖都是上百亿效益。我们那个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它的经济效益有108个亿，为国家的重大需求做出重大贡献。

梁：岑老师，您团队的工作特别重要，成就特别卓著。

岑：确实是很重要的结果。我们的工作，首先要找国家重大需求。我们有两句话，第一句话是找到国家重大需求，第二句话是用国际前沿方法解决国家重大需求，两者是并联的。国家重大需求是什么呢？对我们来说，就是要落地，要能够创造经济效益，要能够服务于人民的美好生活。那国际前沿方法是什么呢？对于这些有知识产权的，国际前沿方法是人家没做到的，我们做到了，这一点很重要，我们要有这个雄心。越宽越是科普，越窄越是创新。又宽阔又创新当然好，但又要宽阔又要创新是做不到的。科学发展几百年，全世界有几十亿人，中国十四亿人，大家怎么可能都没想到呢？怎么可能留下这么多东西给你创新？不可能的。我们的思想就要从原始创新开始。没有人天生会原始创新，肯定要导师指导去奋斗。国家重大需求包含两个内容，一个是国家需求，一个是用国际前沿方法解决这个需求。我们做我们中国需要的东西。我们的技术发明奖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案例。我们烧煤能够做到比烧天然气还干净，你说伟大不伟大？

梁：非常伟大！岑老师，我想最后再问您一个问题。我们研究生院每一年都会做一期求是导师学校的培训，刚入职的年轻导师需要参加专题培训。您作为一名资深的导师，一名成功的团队建设者，对于这些年轻的导师，您能否以简单的一句话或者两句话寄语他们？

岑：我想讲的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浙大，热爱学院，热爱学科，五个热爱。从队伍建设上来说，要团结老师，形成团队，努力上进。这样才能攀上科学的高峰，带好你的学生。

梁：非常谢谢岑老师，特别谢谢您。

（文字整理：贾海波、梁君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