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6日,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主席敲下木槌,良渚古城遗址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良渚先民的生活状态和他们超前的智慧让世人感叹,而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璀璨文明也得以证实,让世人惊艳。
在良渚遗址的发现、保护及申遗工作中,有一位考古人做出了积极贡献。他就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浙江大学文科领军人才刘斌教授。
自1985年参加工作以来,刘斌30余年如一日奔走在考古一线。而在良渚申遗成功之后,刘斌隐身而去,来到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为考古学科的未来发展注入来自一线的鲜活力量。
2020年11月,刘斌获得全国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将古老的良渚世界展现在我们面前
1999年,刘斌担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一室主任和良渚工作站站长。此时距离施昕更第一次发现良渚遗址已经过去了60多年。在此前的考古中,大量贵族墓地、精美玉器陆续被挖掘出来,甚至连宫殿都出土了。刘斌与所里的前辈们一同参与、见证了良渚遗址一步步展现在世人面前。
但似乎还缺了点什么,应该还有点什么。在考古界,有这样一句话:“想象力很重要,你只有想到什么,才能挖到什么。”刘斌带领着团队一边想一边寻找答案。
2006年,刘斌在莫角山宫殿区西面约200米的葡萄畈遗址发掘时,发现了一条良渚文化的古河道,河里出土了许多陶器、漆木器等生活用器的碎片,有许多器物非常精美,反映了使用者的身份。考虑到这里和莫角山遗址的位置关系,刘斌认为这是一处十分重要的遗址,于是他执意要解剖一下河岸看看。当挖到距离地表约3米深时,他们发现了一层石块。对于玉器都已经见怪不怪的刘斌起初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可是收工之后,他细细琢磨,越想越兴奋。也许这不是普通的石块,也许这是保护莫角山的古代苕溪大堤,也许这是围绕着莫角山的古城墙!各种的猜想让他激动得几天都睡不着。根据他的推测,考古队员们拿着洛阳铲开始了钻探,到2007年11月,东西1700米、南北1900米的古城墙全部揭开面纱,之后到2010年他们又发现了古城外郭。
“以前在考古中,1平方公里就算很大了,没想到良渚古城的内城就有3平方公里,相当于4个故宫的大小,外城更有6.3平方公里之大。真是出乎我们的意料!”刘斌说。
在此之前,被发掘出来的良渚世界还只是一个个支离破碎的墓葬群,即使复原到远古时期看,也只是村庄级别的规模。在发现古城墙这个不可移动的文物之后,良渚遗址作为一个国家级文明的脉络渐渐清晰起来,这项重大发现为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也对良渚遗址的保护和申遗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刘斌和考古人继续埋头挖掘。水利系统在早期人类社会中是非常重要的文明标志,距今4000年前的大禹治水的故事深入人心,但目前因为没有找到实证还停留在“传说”的阶段;此前发现的最早的治水系统是战国时代,距今2000多年前。
2009年的秋天,距离良渚古城西边约8公里的彭公,农民在挖土时,发现这个叫岗公岭的黄土山下,竟然是青灰色的泥土,这引起了盗墓贼的关注,当地村民得到消息后,立刻报告给了余杭区文化局,文化局的工作人员请刘斌一起去看现场。刘斌判断这不是古墓,而是一座水坝。从边上散落的汉代墓砖判断,他认为这水坝是汉代以前的,这时他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这会不会是良渚人的水坝呢?于是他执着地关注并积极呼吁保护。2010年春节刚过刘斌就去看现场,在取土的断崖上由于下雨冲出了一个个草包,这下找到证明年代的东西了。他马上打电话给北京大学,请他们来现场取样。一个月后,年代测出来了——5100年。这个数据太让人激动了,真是良渚人的水坝!
此后几年刘斌和考古队契而不舍地探寻,到2013年他们一共发现了11条水坝。它们围起来的面积相当于13平方公里的大水库。这也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比大禹治水还要早1000年。“这样大的工程一个村庄显然做不了,肯定要由国家层面来组织进行,足以看出当时良渚社会的城市规划、社会治理等,良渚文明呼之欲出。”
之后,刘斌积极投入到良渚申遗的工作中,白天继续组织野外考古,晚上撰写研究材料,将鲜活的良渚世界展现在我们面前,并最终获得了世人的认可,申遗成功。美国辛辛那提大学教授弗农·斯卡伯勒表示:“良渚的考古研究工作不止改写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
勾勒出一张“浙江大历史”的宏伟版图
刘斌出生于“遍地都是文物”的西安市,受中学老师影响而喜欢上了考古,1985年从考古专业全国排名前列的吉林大学毕业后到浙江工作。
他坦言,当时的浙江考古不像陕西、河南这么发达,自己抱着“帮浙江找找旧石器时期的历史”的想法,从材料出发,勘探挖掘再到整理研究,一步步走过来。
“我是运气比较好,刚来就碰上了余杭反山大型墓葬群的挖掘工作。”机缘是一方面,努力是另一方面。别看刘斌是个大高个,手上的活却如同女子般细腻,因此所里的前辈们把很多重要墓葬的挖掘交给了他。反山12号、22号、18号、15号墓,瑶山7号和11号等核心墓地都是刘斌为主挖掘的。
“挖的时候动作要特别轻柔,很多文物小得像米粒一样,很容易跟土粘在一起,一些很薄的玉片稍微一使劲就坏了,所以我们的工作是慢工出细活,急不来。”
作为良渚遗址第三代考古领军人物,刘斌带领团队通过考古实证了良渚文化活跃在距今5300年到4300年之间,中国人终于可以底气十足地说“华夏五千年文明史”了。而良渚古城2007年至2010年的考古工作分别获得了国家文物局评审的田野考古二等奖和一等奖,这是浙江省获得的最高等级的有关田野考古发掘水平的国家级奖项。
而作为浙江考古的掌门人,刘斌目之所及也不仅仅是良渚。
1988年海宁荷叶地、1989年良渚镇庙前遗址、1991年余杭瓶窑遗址等都是在刘斌主持下完成挖掘的,特别是1996年他主持挖掘的嘉兴南河浜遗址,第一次发现了崧泽文化的祭坛和贵族墓葬,《南河浜》考古挖掘报告,建立了崧泽文化距今6100年-5300年的考古学年代标尺,开辟了崧泽文化研究的新纪元。
刘斌说,做这一行的,挖掘和研究都很重要,要在挖掘的过程中产生问题,然后找到学术增长点,“亲自挖过,感觉肯定不一样。”除了两次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外,他还先后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出版专著7部,在中国史前考古和玉器研究领域作出了卓越贡献。
在他的努力下,浙江考古所与地方共建了各约6000平方米的“良渚遗址考古与保护中心”和“安吉古城考古与保护中心”,并在余杭良渚落实了200亩地,用于建设“浙江省考古与文物保护基地”。浙江考古“浙江大历史”的版图正在徐徐展开。
用一线鲜活的经验培养更多考古人
“现在全国考古界总共也就千把人,人才相对比较匮乏。很多人觉得野外考古风餐露宿的很辛苦,其实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辛苦也有自己的乐趣。浙大的综合实力有目共睹,学生综合素质很强,如果能有多一点的学生学考古,一定能发现好苗子。”
在一线工作久了,刘斌特别能感受到人才培养对于考古学科发展的重要性。他加盟浙大后的头等大事就是积极筹办考古学本科。“既然来了,就要为学校发展多考虑多操心,希望能帮助学校把考古学科的建设推上一个新轨道,努力办好教学,为这个行业多输出人才。”
“办好考古学,不能是空中楼阁。”刘斌认为,考古学人才培养,考古的实战经验很重要,“如果给你一个遗址,你要知道如何科学地挖掘和保护,挖出来的东西要会研究分析,这都是考古学专业必须掌握的基本功。”
为此,刘斌和同事积极为学校申请考古资质,设计教学体系,并通过与考古界的对接合作引入多方资源,助推考古学人才培养。
考古学不仅与历史研究、文化建设关系密切,而且近年来与高科技的结合也越来越紧密,遥感考古、DNA考古都有了广泛应用,再加上红外、荧光等检测设备的助力,考古这门看似传统的学科变得日新月异。
“可以说考古是最接近理科的文科。而浙大的一大优势就是学科门类齐全,这给考古学的建设打下了良好基础。相信经过努力,我们能够打造出全国一流的考古学科。”
(文 吴雅兰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