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离我们很远，但敦煌学却在浙江。自100多年前莫高窟藏经洞内数万卷古代文献被发现以来，浙江学者一直在追踪这一人类文明遗产，他们的研究成果不仅引起世界的关注，还为敦煌学研究探索一条路径
    
    今天，敦煌学已成为浙江大学本科生最热门的选修课之一。这学期，敦煌学选修课原来只安排1个班，但选修这门课的学生很多，改成2个班，听课的学生达到361位，即使这样，本学期仍有184位希望选修这门课的学生未能选上。
    
    学生们何以如此钟情敦煌学？浙大校务部教学科的刘理老师说：“这一方面是敦煌学本身有丰富内容，但更重要的，是学生对授课教师知识和授课艺术的肯定。”确实，浙江敦煌学有如此高的声望和影响，是浙江几代学者打下的坚实基础。
    
    　　姜亮夫：海外觅宝不要博士帽
    
    甘肃敦煌藏经洞发现于1900年，由于清政府的昏庸、腐败，外国的一些“探险家”便乘机窃走了藏经洞中大量珍贵文献资料。1924年，我国著名学者陈垣在整理被挑剩的敦煌文献资料时曾感慨：“敦煌者，我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1934年，刚度过33岁生日的姜亮夫，辞去了中山大学教授的职务，攥着教书积攒下来的钱，自费赴法国巴黎大学，去攻取博士学位。
    
    到了巴黎，参观了当地所有的博物馆、图书馆后，姜亮夫的心情难以平静———我国那么多的文物珍宝居然都在国外！当时，受教育等部门委派正在巴黎考察的两位年轻人王重民、向达已在计划将这里的敦煌卷子抄写、影印下来，带回祖国。姜亮夫经过反复思考，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放弃取得博士学位的机会，加入王重民他们的行列。
    
    此后，姜亮夫每天一早就进了巴黎的国民图书馆写本部，抄录敦煌文献，对重要的卷子还拍了照片。当时拍一张照片要付14法郎，为了尽可能多照几张，他在巴黎过着极其俭朴的生活。
    
    听说伦敦、罗马、柏林等地也有敦煌卷子，姜亮夫也赶过去抄写、拍照。阅览了6000余份敦煌卷子，收集了许多敦煌文献后，1937年7月，姜亮夫回到祖国，开始整理、研究带回来的珍贵资料。但是，日本侵略者的炮声，打乱了他的计划。他写好的《瀛涯敦煌韵辑》无法出版；规模宏大的《敦煌志》手稿，因战乱而遗失；从海外带回的珍贵资料，除300余张敦煌卷子的照片幸存外，其余均毁于侵略者的炮火。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姜亮夫的满腔爱国热情，才得以结为丰硕的学术成果，先后发表了《敦煌———伟大的宝藏》、《瀛涯敦煌韵辑》等敦煌学大著。同时，他还长期在浙江教书育人。
    
    “十年动乱”时期，敦煌学的科研和教学基本处于停顿状态。“文革”结束后，便出现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流言，于是国内10余位著名学者联名呼吁：必须注重敦煌学的研究。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此后，80多岁高龄的姜亮夫毅然接受教育部的委托，在杭州主持开办敦煌学讲习班。讲习班的学生是来自全国各地的10余位有讲师职称的教师。同时，他又推出《敦煌学概论》、《莫高窟年表》等多部敦煌学新作。
    
    姜亮夫是我国敦煌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以自己的行动和著作证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
    
    　　蒋礼鸿：毕生为敦煌打造“天梯”
    
    从唐代到宋代，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许多谜团：“平话”怎么会突然在宋代产生出来？“诸宫调”的来历是怎样的？盛行于明、清二代的宝卷、弹词及鼓词，到底是近代的产物呢？还是“古已有之”的？这些谜团一直困扰着专家学者。但是，当人们从敦煌卷子中发现了唐、五代时的“变文”（民间说唱文学）后，才弄清了这些问题。因此，著名学者郑振铎先生曾说过：“在敦煌所发现的许多中国文书里，最重要的要算‘变文’了。”但是，要读懂变文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957年，王重民、向达等6位学者将海外抄写来的、国内收藏的敦煌变文资料经整理后，结集出版了一本《敦煌变文集》。由于敦煌卷子中的变文都是人工抄写的，所以文中有不少是当时常用的俗字、别字，如将“肉”写成为“ 字”，今天，面对这样的奇怪字体，人们自然无法知道它们的读音，更不知道它们的含义。敦煌变文中还有大量的民间口语词，由于朝代的更迭、时间的久远，今天，人们也很难理解这些口语词。
    
    敦煌变文难读，当不少读者发出这一感慨时，浙江著名学者蒋礼鸿先生开始着手打造“天梯”。凭着深厚的古汉语功力，用了两年时间，蒋礼鸿先生读完了900多页的《敦煌变文集》，同时，一本名为《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的书也问世了。
    
    浙大博士生导师黄金贵说：“蒋礼鸿先生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出版于1959年。当时，这本书的纸张之差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今天有些‘草纸’的质量也超过了它。这本书只有薄薄的80多页，5．7万字。但是，就是这样的纸张，就是这样一本小书，却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获得了很高的评价。”
    
    当年，日本著名的汉语俗语研究学者波多野太郎就指出：“《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可以说是大著。裨益中外学者很大。”美国学者则誉之为“步入敦煌宝库的必读之书”。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更认为：只有像《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这样的书多了，我们才能编撰《汉语大词典》。
    
    这本小书何以获得如此评价？蒋礼鸿的学生褚良才博士说，蒋先生在书中阐释这些疑难字词时，引用的古书多达100多种，包括900卷的《全唐诗》、500卷的《太平广记》、100卷的《法苑珠林》等大型古代典籍，诗、词、曲、赋、笔记、小说、语录、民谣、佛经、道书、诏令、奏折、韵书、史传、文集等，无一不在采摭之列。所以，这本书后来也就有了“撼山易，撼《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结论难”的美誉。
    
    此后，蒋礼鸿先生的研究目光长期锁定在古代俗语词上。《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一书不断得到充实，1997年，该书出第六版时，字数已由初版《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的5．7万字增至43．6万字。今天，《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早已成为敦煌文献研究者人人案头必备的工具书，同时，也是所有敦煌学著作中被引用得最多的书。这座“天梯”引导着中外许多学者步入敦煌宝库。蒋礼鸿为敦煌学走向世界，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郭在贻：浙江敦煌学的“桥梁”
    
    “文革”结束后，我国的科研、教学队伍青黄不接，人才结构呈“倒三角”现象，即老一辈学者的人数还有不少，中年学者较少，青年学者奇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当年的杭州大学冒出了一个中青年大学者，他就是郭在贻。
    
    郭是姜亮夫、蒋礼鸿的学生，“文革”前已留校任教。他曾借口神经衰弱、不堪集体宿舍的吵闹，搬到资料室里住，因此得以泛阅资料室的藏书。“文革”开始那年，他已由博览群书打基础进入到专门性的学术研究领域。10年动乱，他专心读书、研究。其间，闹出的最大笑话是：一次，郭在贻去肉店买肉，一边排队，一边看书，看得入神了，不觉时光飞逝，猛一抬头，发现肉店已关门，长长的队伍也不见了，只有他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原处，而家中还在等着他买的肉。
    
    “文革”结束后，我国政府非常重视敦煌学的研究，浙江很快成了研究敦煌学的热地。郭在贻凭借深厚的古文献和古汉语功力，转入古代俗语词研究领域。先后发表有关敦煌文献方面的论文数十篇。
    
    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有不少人指出1957年出版的《敦煌变文集》存在许多错误。郭在贻便提出，用学校新购买的敦煌卷子缩微胶卷来对照《敦煌变文集》，并制订了撰写“敦煌三书”（即《〈敦煌变文集〉校议》、《敦煌变文校注》、《敦煌俗字典》）的计划。他带着学生一起搞这一宏大的项目，在科研中锤炼学生。1989年，已是博士生导师的郭在贻英年早逝，但是《〈敦煌变文集〉校议》已经完稿。以后，他的学生又完成了《敦煌变文校注》等不少力作，并由此跻身国内知名学者行列。
    
    郭在贻的“敦煌三书”计划培养了几位杰出的年轻学者，同时，勤奋成材的郭在贻也成了许多青年学生的学习榜样。浙江敦煌学从此出现许多年轻学者，浙江也成了著名的敦煌学研究中心。所以有人说：“郭在贻是浙江敦煌学的‘桥梁’。”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秘书长、浙江籍学者柴剑虹教授说：“敦煌学没有普及就没有提高。”今天，站在新平台上的浙江敦煌学一直在夯筑不断提高的基础。继在硕士生、博士生中开设敦煌学课后，浙大也在大学本科生中开设敦煌学选修课。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众多理工科的学生也选修了这门课。褚良才说：“浙江敦煌学以语言文字的成就享誉海内外，此外，浙江学者史岩、王伯敏在敦煌石窟艺术研究上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是，敦煌学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军事、法律、建筑、医学等方方面面，内容相当丰富。浙江敦煌学要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取得新的成就，就需要有各方面的人才，特别是要有自然科学领域的人才加入到研究队伍中来。同时，前辈学者在开创敦煌学时，形成的热爱祖国、执着追求知识、追求真理的‘敦煌精神’也应该让广大学生了解和继承。” （张学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