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摩尔根的师生情
谈家桢与摩尔根的师生情谊从一九三二年就开始了。这一年他在燕京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回母校东吴大学任教。在其导师、也是摩尔根学生的李汝祺教授建议下，谈家桢将论文分解为各自独立的三篇文章，其中的《异色瓢虫鞘翅色斑的变异》和《异色瓢虫的生物学记录》两篇在《北平自然历史公报》上发表；作为论文核心部分的《异色瓢虫鞘翅色斑的遗传》经李汝祺推荐，寄往大洋彼岸的摩尔根实验室。摩尔根仔细审阅了这位中国青年学者的论文，其字里行间显示出来的才华令他震惊。于是，他郑重地将这篇论文转交给他的助手杜布赞斯基教授。杜布赞斯基是当时国际遗传学界颇负盛名的群体进化遗传学家，看着谈家桢的论文，杜布赞斯基激动不已，他意识到，这位年轻的中国学者正在从事前人没有涉足的事业。
杜布赞斯基给谈家桢寄去了一封激情奔放的信函，对谈家桢进行了鼓励。谈家桢这篇论文经摩尔根和杜布赞斯基的共同推荐，在美国公开发表。不久，谈家桢又收到摩尔根的回信，欢迎谈家桢去美攻读博士学位，学杂费全免。一九三四年八月，谈家桢前往美国，在加州理工学院摩尔根实验室开始了他一生中至关重要的留学生涯。谈家桢见到摩尔根时，这位大胡子、高身材的美国学者，在自己的学生和同事面前显得十分谦虚热忱。这种气氛很快感染了谈家桢，令他消除了初来乍到的腼腆和不安，融入在以摩尔根为核心的群体之中。谈家桢是这样描述他记忆中的摩尔根的：“这是一位思想敏捷，不保守，判断力犀利和富有幽默感的老人，同时又是一位兴趣广泛、讲求实际的科学家。在他的整个科学生涯中，他的思想曾纵情驰骋在生物学的不同的领域中，并处处留下了巨大的成功足迹。”谈家桢还说过：摩尔根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对科学真理的孜孜不倦的追求之中；摩尔根的这一精神和品格，已成为自己一生的座右铭。
托马斯·亨特·摩尔根是著名的基因学说的创始人，染色体遗传学经过他的科学论证而得到公认。摩尔根的睿智之处在于他把目光放在将来，将巨大的精力用于培养遗传学事业的继承者。摩尔根实验室有一套独特的培养人才的方法，在那个被世人称为“蝇室”的实验群体中，摩尔根安排他的大弟子们具体指导学生，如此一代又一代，连绵不绝。当年李汝祺把这套教学方法带到了燕京大学，后来谈家桢又把它带进了他先后任教的浙江大学和复旦大学。摩尔根的三大弟子中，司多芬特和布里奇与老师共享了诺贝尔奖。穆勒则以开创辐射遗传学的出色成就荣登诺贝尔奖的领奖台。著名的“伴性遗传现象”、“遗传学第三定律（即连锁交换法则）”就是摩尔根和他的第一代学生共同研究的结晶。
谈家桢进入摩尔根实验室时，正值染色体遗传学的全盛时期，谈家桢决定开辟以果蝇为材料的进化遗传学领域。一九三六年，谈家桢二十八岁，他的博士论文《果蝇常染色体的细胞遗传图》通过答辩，谈家桢被授予博士学位。摩尔根和杜布赞斯基一致希望谈家桢继续留在美国从事遗传学的研究。杜布赞斯基还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让谈家桢跟他一起工作一段时间。他希望，时间能冲淡他的去意。在留下来的一年里，谈家桢博览群书，广泛进行学术交流。之后，他向杜布赞斯基说了一段十分动情的话：“中国的遗传学底子薄，人才奇缺，迫切需要培养专业人才。”一九三七年，谈家桢放弃了留在海外发展的机会，毅然回国了。
面对李森科的谬论
一九四八年，谈家桢作为中国遗传学界的惟一代表，出席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八届国际遗传学会议。在这次会上，他宣读了论文《异色瓢虫色斑的季节性变异》，并被推选为国际遗传学会常务理事。
那次会议的组织者是诺贝尔奖得主、国际遗传学会会长穆勒。穆勒教授在开幕词中告知与会者，在刚刚结束的全苏农业科学院大会的决议中，已经宣布孟德尔－摩尔根学说是“烦琐哲学”、“反动的唯心主义”、“伪科学”和“不可知论”，并声称，遗传学家信奉米丘林主义还是孟德尔－摩尔根主义，从本质上看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世界观在生物学中的反映”。为此，苏联国内已关闭了细胞遗传学等有关实验室，销毁了有关教科书和文献资料，甚至“消灭”了果蝇。谈家桢听了十分震惊。事后他还获悉，第七届国际遗传学会议组织委员会副主席、苏联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和全苏植物育种研究所所长、著名科学家瓦维洛夫教授，因抵制李森科的理论和他的学阀作风，竟遭到了严重的迫害。
早在一九四六年，谈家桢在美国讲学期间，就读到过李森科写的那本小册子《遗传与变异》，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米丘林生物学”这个名词。看到李森科把“米丘林生物学”和“辩证唯物主义”硬凑在一起，谈家桢觉得他无非是在标榜自己。李森科出生在乌克兰一个农民家庭，一九二五年毕业于基辅农学院。一九二八年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父亲把越冬小麦放到春天去种植，意外地获得了好收成，受此启发，便提出了“春化作用”的概念并一举成名。之后，他进而提出“植物阶段发育理论”，但偏偏集体农庄的农民应用李森科的理论，导致了小麦大幅减产。尽管如此，他还是当上了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的职务。
国际遗传学界为之震惊。而李森科决意把事情做大。一九四八年八月，大权在握的李森科精心组织了全苏农业科学院会议，他以院长身份所作的《论生物科学现状的报告》，经过了最高当局修改批准。在这个报告中，摩尔根遗传学被宣判为由外国输入的、敌视苏维埃政权的反动生物学。这次会议后，摩尔根学派在苏联遭到完全废黜，进而销声匿迹。数百名持不同意见的知名科学家，无一例外地受到政治迫害。这一变故引发了苏联农业、医学等科学的大倒退。
第八届国际遗传学会议以后，谈家桢应邀前往美国作学术性访问。其时在中国国内，淮海战役已经打响，中国共产党取代国民党政权已成定局。美国科学界的许多老朋友劝谈家桢：苏联正把摩尔根学派往死里整，你是摩尔根的弟子，如果回到共产党执政的中国去，没好果子吃；还是干脆定居下来吧，在这里，有你熟悉的师友，更有优厚的生活条件和一流的实验室设备，你就安心搞你的瓢虫和果蝇实验，搞你的遗传学研究！归去还是留下？谈家桢面临着现实的抉择。“不管如何，中国是我的祖国，我一定要回到中国去！”一九四八年底，谈家桢信心满怀，再次回到了中国。
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
一九五○年，谈家桢接替贝时璋，任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这年年初，苏联科学院遗传学研究所副所长H·N·努日金来华，他不遗余力地鼓吹“米丘林－李森科”学说，前后作了七十六次演讲，开了二十八次座谈会，参加者达十万多人。努日金到上海后，指名要与谈家桢讨论“新旧遗传学理论”。谈话一开始，努日金就嘲弄起染色体、核酸和细胞遗传质来。谈及摩尔根遗传学时，他一口一个“反动遗传学”。起初谈家桢静静地听着，后来他按捺不住了，问道：“从学术上看，摩尔根究竟有哪些观点称得上是反动的呢？”努日金的脸一下变红了，半晌才回过神来，强词夺理地说：“现在不谈什么科学本身的问题，而是首先要解决至关重要的阶级立场问题。”谈家桢哑然失笑。
但伪科学毕竟是伪科学，它不能永远瞒天过海。一九五五年，前苏联有三百多位科学家联名上书，要求撤销李森科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的职务。一九五六年苏共中央接受这一请求，正式罢免了李森科。苏联发生的这一系列变化，自然也引起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当时担任中央宣传部长的陆定一，曾向毛泽东坦诚过自己对遗传学问题的看法：“有一位同志，在苏联学了米丘林的遗传学回国。他跟我说，摩尔根学派是唯心主义的，因为摩尔根学派主张到细胞里去找‘基因’。我问他，物理学、化学找到了物质的原子，后来又分裂了原子，寻找出更小的粒子，难道这也是唯心主义的吗？苏联认米丘林学派为学术权威，不允许摩尔根学派的存在和发展，我们不要这样做。”毛泽东听了，深以为然。这对那时已是如履薄冰，面临夭折的遗传学研究，无疑送来了福音。
一九五六年八月，在毛泽东的直接关心下，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在青岛召开了历时十五天的遗传学座谈会。谈及李森科提出的“偶然性是科学的敌人”的观点时，于光远明确指出，这是违背唯物辩证法的。谈家桢在会上就“遗传的物质基础”、“遗传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遗传物质的性状表现”和“关于物种形成与遗传机制”等问题作了发言，引起了很大反响。在会议结束前的一次聚会上，谈家桢开怀痛饮。后来，他将之自喻为“翻身后的喜悦”。
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结束后，陆定一在向毛泽东汇报时，特意介绍了谈家桢。一个在重大压力下敢于对苏联老大哥说“不”的遗传学家，显然令毛泽东很感兴趣，他记住了这个名字。一九五七年三月，谈家桢作为党外人士代表，出席了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中央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接见了谈家桢等人，当他走近毛泽东时，毛泽东伸出手来说：“哦，你就是遗传学家谈先生啊。”在谈话时，毛泽东又意味深长地说：“过去我们学习苏联，有些地方不对头。现在大家搞搞嘛，可不要怕！”当晚，陪同接见的郭沫若提出，为尽快把中国遗传学搞上去，想把谈家桢调来北京主持科学院遗传所的筹备工作。在座的高教部部长杨秀峰立刻表示不同意，说科学院把高校的人才都挖走了，高校的发展就成问题了。毛泽东望了望两人，摆摆手，风趣地说：“我看从现在开始划一条‘三八线’，以后科学院不得再从高校中挖人。”毛泽东一言定乾坤，从此谈家桢就留在了高校。
一九五八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细胞学教授麦克劳夫到北京大学讲学。他来中国，有其国内背景。原来，这年赫鲁晓夫又转而支持李森科，使李森科再度得势。麦克劳夫到中国仍贩卖李森科的那一套。之后他到上海开座谈会，谈家桢被点名参加。座谈会上，谈家桢驳斥了麦克劳夫的谬论，他说：遗传学的进展已经确定基因的化学结构和功能，作为一个科学家，怎能无视这些科学事实呢？
一九五九年国庆节时，谈家桢第四次见到了毛泽东。一见面，毛泽东就开门见山地问谈家桢：“你对搞遗传学研究还有什么顾虑吗？”“没有顾虑了。”谈家桢泰然道。他还告诉毛泽东，“我们遵照双百方针，已成立了遗传教研室，两个学派（指摩尔根学派和米丘林学派）的课程同时开。”毛泽东满意地笑了笑说：“我支持你。”
这以后，谈家桢几十年如一日，一直在为遗传学的发展发愤努力，鞠躬尽瘁。作为基因理论创立者摩尔根的学生，作为中国生命科学的开拓者，他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
摘自《毛泽东与谈家桢》张光武著华文出版社2001年8月版定价：14.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