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距离敦煌千里迢迢，江南水乡和地处戈壁沙漠的敦煌环境有天壤之别。是什么将这两者连在一起？是中华民族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吗？是血脉相连的中华民族文化吗？当然是的，昨天在浙大纪念的三位大师正是出于强烈的爱国心、严谨的治学态度，将毕生精力投入到敦煌学中。他们的学问薪火相传，弟子及弟子的弟子把浙江的敦煌学研究推向一个世界公认的学术地位。
大漠深情
姜亮夫：敦煌国宝岂能在海外
被誉为一代国学宗师的姜亮夫老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敦煌学家，也是著名的语言学家，对楚辞学、音韵学、古文献学也有很深的造诣。他是我国敦煌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
姜老是云南昭通人，1902年5月，姜老出生于一个以教书为生的知识分子家庭，1925年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得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诸先生亲授，1930年拜章太炎为师。
姜老与敦煌学结缘，是他自费去法国巴黎攻取博士学位的那一段时间。当时，他看见中国两位年轻人王重民、向达受当时教育部门委派，在巴黎博物馆、图书馆里，将流失出来的敦煌卷子抄写、影印，带回祖国。姜老感慨国宝流落国外，毅然放弃取得博士学位的机会，加入王重民他们的行列。此后的一段时间，姜老不仅抄录巴黎的敦煌文献，也到伦敦、罗马、柏林等地抄写、影印敦煌卷子，回国后进行整理、研究。
1953年，姜老调到浙江师范学院（后更名杭州大学），先后任中文系教授、系主任、古籍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姜老的著作达千万字，享誉海内外。《瀛涯敦煌韵辑》、《敦煌——伟大的文化宝库》、《敦煌学论文集》、《莫高窟年表》、《敦煌学概论》等，证明一个道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
蒋礼鸿：教你认识艰涩的敦煌文字
《敦煌变文集》是20世纪我国学者从国外抄写回来的敦煌文献。不少文字辨认不清、理解不易、领会很难。谁来把它们翻译出来？
蒋老对古代俗语词研究精深，他要为中外学者打造敦煌学研究的必读手册。蒋老用两年的时间，读完900多页的《敦煌变文集》，同时，一本名为《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的书问世了。这本书只有薄薄的80多页，5．7万字，但这本小书，给国内外学者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日本著名汉语俗语研究学者波多野太郎指出：“《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可以说是大著，裨益中外学者很大。”美国学者则誉《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为“步入敦煌宝库的必读之书”。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更认为：只有像《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这样的书多了，我们才能编撰。
蒋礼鸿是浙江嘉兴人，1939年之江大学毕业。1952年起，蒋老历任浙江师范学院讲师、杭州大学教授（现为浙大西溪校区）。今天，《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增至43．6万字，成为敦煌文献研究者案头必备的工具书，也是所有敦煌学著作中被引用最多的书。
郭在贻：承接敦煌学的枢纽
郭在贻是姜亮夫、蒋礼鸿的学生，山东邹平人，1961年毕业于原杭州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他是在当时青年学者奇缺的大背景下冒出来的。
郭在贻有着深厚的古文献和古汉语功底。他曾借口神经衰弱，不堪集体宿舍的吵闹，搬到资料室里住，得以广泛阅读资料室的藏书。“文革”开始那年，他已由博览群书进入到专门性的学术研究领域。“文革”后，郭在贻转入古代俗语词研究领域，先后发表有关敦煌文献方面的论文数十篇。
郭在贻不仅继承了姜亮夫、蒋礼鸿在敦煌学研究方面的精髓，还为浙江的敦煌学研究培养了一大批青年学者。郭在贻编写“敦煌学三书”计划，带着学生一起搞这个宏大项目，书没完成，郭在贻英年早逝，但他的学生完成了他的遗愿。
郭在贻的“敦煌学三书”计划培养了几位杰出年轻学者，浙江从此出现更多年轻的敦煌学者，浙大也成为著名的敦煌学研究中心。现在，浙江大学除了在硕士生、博士生中开设敦煌学课外，在大学本科生中也开设敦煌学选修课。
大师带我探究竟
张涌泉教授现任浙江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主任、古籍研究所所长、浙江省语言学会会长、敦煌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他是我国第一个敦煌学博士，也是我国第一个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后。
张涌泉师从郭在贻教授。“我见到郭先生是在1979年。中文系第三个学期开设的课程有一门是古代汉语，先生便是任课老师之一。”张涌泉本来对古汉语没有特别的爱好，但先生那渊博的学识、生动的讲授，激发了他对古汉语的兴趣。张涌泉成了先生家常客，开始阅读一些古汉语方面的名著。他的一些学习札记，都得到先生的指点，并推荐给学报发表。
先生谨严朴实的学风，给张涌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次，张涌泉在一篇文章中把单人旁的“俗”写成了双人旁，先生用红笔在旁边写了个大大的正字，并加上方框，还语重心长：“别看错个字是小事，编辑看了，就会觉得作者的基本功不行，文章自然也不会给你发表了。”
毕业以后，张涌泉没有被留校任教，而是分到了远离杭州的一个小县城。先生用毛笔写下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14个大字送给张涌泉，重新树立了他的信心与勇气。
在先生的鼓励下，张涌泉报考了先生的研究生，再一次回到先生身边学习。在读研究生的两年时间，先生系统地为他讲授了训诂学、文字学等基础知识；还专门抽出时间，为他介绍治学的经验和方法。1987年前后，先生开始酝酿《敦煌变文集》的汇校问题，决定让张涌泉和黄征合作进行这一工作。“敦煌学三书”的编撰，让张涌泉他们跻身国内知名学者之列。
在大师墓前
昨天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去了姜亮夫、郭在贻两位老先生的墓地。他说：“面对先生，我深感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倍感学业无成，愈加恐慌。”
“所谓先天不足，就是我们不能像前辈那样从小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更重要的是，先生们身处动荡的社会，却能够心平如水，外面是吵闹的环境，他们可以在房间里圈圈点点。在国家需要的时候迸发出自己的能量。而我后来踏入了行政圈子，不能像姜亮夫等三位老先生那样专心做自己的学问。”
“在我担任的所有头衔中，‘教授’是我最为珍惜的。其他很多的头衔的获得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机遇。”
女弟子眼里的三位大师
王云路很幸运，她一家和三位大师都有缘分。王云路读硕士研究生时，郭在贻是她的导师；1989年，她又成为姜亮夫的博士研究生，学习汉语史；王云路的丈夫，则是蒋礼鸿的博士研究生。王云路从此也与敦煌学结了一生的缘。
王云路是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的副所长，在汉语史方面造诣颇深。在王云路眼里，姜亮夫老先生是海内外瞩目的语言学家、楚辞学家、敦煌学家，又是一位极普通的慈祥老人。“在我有生之年，我不曾偷懒，但求少些干扰，可能多点成就，如此而已。”先生的格言，王云路牢记在心。
郭在贻是王云路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是她治学道路上的引路人。“先生有着精深的学识和高尚的人品，也培养出一批有人品、有学识的学者。”从郭先生那里，王云路既学到了如何做学问，也学会了怎样做一个高尚的人。
蒋礼鸿老先生是一位严谨、幽默但不乏童心的良师。王云路听过蒋老的课，记得蒋老在讲到古人跪拜礼节时，当着学生面摹仿古人鞠躬作揖等动作；王云路也记得这么一个细节，蒋老随身带着一个小瓶子，讲课时偶尔有几声咳嗽，就拧开盖子，把痰吐到瓶子里，然后拧上盖子放在桌边，动作一丝不苟；王云路更记得，有一次，她和丈夫带着两岁的孩子去蒋老家，蒋老马上放下书，给孩子又拿糖果，又讲故事，还不断摹仿小猫、老鼠的咪咪、吱吱声，逗得孩子开心极了。
本报记者梁建伟本报通讯员余广珠 2002-5-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