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今年8月，谭其骧先生逝世已整整10年了。他病重期间，被美国传记研究所选入该所出版的《500位具有重大影响的领袖人物》。这是该所为庆祝成立25周年而编辑出版的世界性名人录，收录已往四分之一世纪间“对国际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精英，即富有想象力、智慧和社会责任感的领袖人物”。谭先生获此殊荣，是因为他在学术上的巨大成就。
我认识谭先生，是1947年秋季在上海暨南大学。那时他在浙江大学任教，由于物价飞涨，教授薪水微薄，他不得不到暨大兼课，多拿一份薪水。当时暨大名师荟萃，单说文学院，中文系有刘大杰、施蛰存；外文系有孙贵定、钱钟书、李健吾；历史系有顾廷龙、沈铼之；教育系有刘佛年……谭先生每次来上课，都是穿一件蓝布大褂，戴褐框眼镜，把布包往讲台一放，就滔滔不绝地讲起课来。他讲的中国沿革地理和魏晋南北朝史，都是条理清楚，语言生动，又旁征博引，颇能引人入胜。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更可贵的是，他每周两次风尘仆仆于沪杭之间，常常不能稍事休息就走进课堂，但他始终神采奕奕，认真教书，这给同学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和异常的好感。
有一次，我偶然翻阅开明书店出版的《二十五史补编》，谭先生的文章《新莽职方考》赫然入目。这部历史文献编入的都是历代著名史学家的杰作，如清朝的万斯同、钱大昕等。谭先生写这篇文章时，大概只有20多岁，他的文章就和这些大师们并列，这使我对他更加崇敬。后来我们知道，谭先生在燕京大学研究生中是佼佼者，很受顾颉刚、邓之诚先生的器重，20岁刚出头，就登上燕京、清华、北大这些著名大学的讲台，并协助顾先生主编历史地理学的权威杂志《禹贡》。也就是说，在中国历史地理这一学科中，他早已成就很大，名气也很大了。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暨南大学文法商学院并入复旦大学。复旦历史系派人来征求我们的意见，大家向系主任周予同先生建议聘请谭先生到复旦任教。周先生接受这个建议，向谭先生发了聘书。可能是办手续费了一番周折，我们毕业以后，谭先生才到复旦来。
1953年4月3日，复旦历史系部分师生到苏州吴宫遗址考察，两千多年前的吴宫，连断垣残壁也已荡然无存，荒野中只散落有一些碎瓦片。因为年代久远，这些瓦片甚至比秦砖汉瓦更加宝贵。这天到苏州来的除同学外，老师有顾颉刚先生，谭其骧先生，胡厚宣先生和师母桂琼瑛，马长寿先生，以及我的同班同学、古代史助教邓廷爵。顾老先生精神奕奕，谈锋甚健，一边指导寻找瓦片，一边“摆龙门阵”。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吹牛皮”和“拍马屁”这两个词都发源自西北，兰州一带黄河水流湍急，用木船摆渡船常常被碰坏，当地人用整只羊的皮晒干漆上油漆，吹上气使它鼓起来，十来个这样的羊皮排列三行扎在木棍上，上面就能坐五六人，用这种羊皮筏渡河既轻便又安全。羊皮可以用人力吹气，牛皮那么大，人力是吹不起来的，如果有人说他会吹牛皮，就会被讥为说大话。“吹牛皮”就成了说大话的代名词。西北人养马的很多，有钱人往往养了膘肥体壮的高头大马，有人为了讨好马主人，往往拍拍马屁股对马赞不绝口。“拍马屁”就成了讨好人的代名词。大家听了感到很新鲜。
当时我的妻子周明绮在苏州一所中学教书，她是我在复旦的同班同学，这一天是我们的孩子陈小川周岁生日，我从上海回家。我和周明绮商量，请老师们来吃饭，她很赞成。我对谭先生表示，他没有推辞，很实在地说：你去准备，我来打招呼。当天中午，来了顾颉刚先生、谭其骧先生，胡厚宣先生夫妇以及邓廷爵。马长寿先生大概因为没有教过我们的课，互不认识，没有来。其实顾先生也是我们毕业后才到复旦来的，也没教过我们，但和我们有点因缘，我和周明绮结婚时，同学黄永年（陕西师大教授、唐史和版本目录学专家）请顾先生写了一幅温庭筠的《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送我们作礼物，顾先生大概早已忘了。谭、胡两先生都出自顾先生门下，我们则是再传弟子，有这么一层关系，顾先生也就毋须客气了。
我们招待这么尊贵的客人，却是极普通的饭菜，没有一样是美味佳肴。家具更是寒酸得可怜，桌子是农村那种四方桌，没有一张像样的椅子，大家坐条凳。客人都极不寻常，顾先生是史学界泰斗，名满天下。胡先生是甲骨文的一代宗师，当时同学中就流传说：“四堂（罗振玉雪堂、王国维观堂、郭沫若鼎堂、董作宾彦堂）不如一宣”，这个说法未必正确，但也可说明胡先生造诣之深。后来出版的集甲古文之大成的《甲古文合集》，名义上主编是郭沫若，据说胡先生出力最多。谭先生则是历史地理学的权威。由于师生关系密切，也由于解放初期风气淳朴，他们才肯来吃这顿不像样的饭。若干年后我和周明绮谈起此事，都感到我们当年的举动近似荒唐。
1956年，谭先生来北京主持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历时10年才完成。他住在东四附近一个招待所里，我去拜访他。他时间宝贵，我坐了一会儿想告辞了，他留我多坐一会儿。他没有说编绘这部地图集是毛主席交下的任务，只简单谈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快到吃晚饭的时间了，谭先生说，胡同口有一家叫“四如春”的湖南馆子，清蒸甲鱼做得很好。吃过饭我要付账，我说，您到北京，我应尽地主之谊。他说，你来看我，地主是我。结果还是他做的东。
60年代初，我凡出差到上海，或谭先生到北京参加全国人代会时，我有机会就去拜访他。
1977年，谭先生访问罗马尼亚回到北京，住在前门饭店。他知道我在光明日报工作，报社就在前门饭店对面。有一天下午他到报社看我，我们十多年没见面了，彼此倍感亲切。他兴致很高，谈了“四人帮”在上海的肆虐，复旦师友的情况，大约谈了两小时左右。我们谈话时门是开着的，光明日报编辑史美圣看见了，第二天对我说，谭其骧这样的名教授居然来看你这个学生。我说，谭先生没有架子，对待学生像对待朋友一样。
1981年，我主持编纂《中国史学家评传》，评介孔子以后中国80多位最著名的史学家，其中一篇评介顾祖禹及其《读史方舆纪要》，这篇文章谭先生写最合适，我写信向他约稿。据说谭先生不喜欢别人出题目、定时间请他写文章，但他还是满足了我的要求。《中国史学家评传》由周谷城先生署检，白寿彝先生作序，又有谭先生等多位著名史学家撰文，使得该书出版后在史学界有一定的影响，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香港文汇报都发表评介文章，赞扬该书的学术价值。台湾还来购买繁体字本的版权。
80年代初，收到谭先生一封信，是由他的女儿代笔的，因为他患脑血栓后手脚不灵便了。信上谈到他主编《历史地理》杂志（副主编为侯仁之、史念海），希望光明日报发表一篇介绍文章，以扩大影响。我当然要尽力帮忙。后来文章由谭先生的研究生葛剑雄寄给我。据说葛先生是中国授予的第一个文科博士，这也是谭先生的光彩，我很为先生高兴。
此后我到上海，都去拜访谭先生，他已从复旦搬出，住在淮海路一座公寓里，看到他行动不便，我心情颇为沉重。
1992年8月谭先生去世，我正在福建老家，消息不灵，我竟没有发一封唁电。后来看到旧报纸，知道他去世后遗体覆盖着写有“华夏文化”的白布——华夏文化代表人之一，先生当之无愧。(陈清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