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筚路蓝缕，厥功至伟，常公大名，宇宙永垂”（季羡林语）。一百年，对于历史长河而论，不过瞬间，而于凡人，则是可圈可点的漫漫人生路了。世上多俗人，化做流星归于黑暗。而那为数甚少，惊为天人的，则化做了宇宙恒星，熠熠闪亮。常书鸿就是其中最耀眼的一颗。
今年4月6日是著名画家，敦煌学专家常书鸿的百年祭。常老系杭州人，是镶黄旗满族人的后代。家住湖滨浣纱路二号。认识常老始于徐迟的报告文学《祁连山下》，尔后1982年在母校浙大校庆上得以相见。同年年底常老为母校绘制大型油画《攀登珠峰》，我特地去浙大图书馆作画现场拜访了常老。时值隆冬，年近八旬的常老正站在一方高桌上，面对巨幅油画布精心描绘着白雪覆盖的珠峰，将一抹朝霞染红山头。常老是位敦厚、慈祥又不失幽默的长者和艺术家，说着一口标准的杭州话。也许是大漠的艰苦造就了他钢铁般的胃，只见他和夫人李承仙吃着冰冷简单的饭菜，手上衣服上沾满了油画颜料，在空旷寒冷的大厅里忘却了时辰，忘却了年龄，只是默默地用心画着，犹如仍在莫高窟里绘制北魏的飞天，这情景令我十分震惊和感动。
常书鸿早年就读于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浙大前身）学染织。他不沉缅于西湖温柔美妙的四季风情，却醉心于西欧美术，在校友都锦生的资助下，奔赴艺术之都巴黎学习绘画，作品在法国屡屡获奖，声誉鹊起。然而一次塞纳河畔与敦煌文物的邂逅却彻底改变了常书鸿的生命轨迹。他放弃了巴黎优裕的生活，来到黄沙漫天的莫高窟，把一生献给了敦煌艺术。1943年，常书鸿出任敦煌首任研究所所长。中国因此少了一位绘画大师，敦煌则多了一位守护之神。
常老曾动情地说：“到敦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上加难，它肯定不是《天方夜谭》中一个充满浪漫色彩的故事。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上有过不少出使西域的人物，汉代的张骞和唐代的玄奘便是著名的两个，我当然不能和他们相比，我只有一个小小的心愿，就是为保护和研究举世罕见的敦煌石窟这个民族艺术宝库，一辈子在那里干下去。”1987年夏，我和杭州电视台摄制组与常老一起从北京前往敦煌拍摄《魂系敦煌———画家常书鸿》，同行的还有日本NHK摄制组，沿途两个摄制组轮流拍摄，常老自然十分辛苦。我们坐着汽车在戈壁大漠上颠簸，想象着当年常书鸿骑着骆驼，如何历经艰辛沿河西走廊，到达这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莫高窟。常老骑在一起一伏行走的骆驼上，却忆及西子湖微波泛舟的情景，叹称骆驼为“戈壁之舟”果然良似也。
在常书鸿的莫高窟故居里，所见景况更令人吃惊：一张泥做的土坑，简陋的书桌，一只土书架，一盏油灯，这就是常老的全部家当。这位伟大的艺术家从巴黎的繁华世界来到这大漠深处，为侍奉敦煌艺术，甘做苦行僧。这一切，没有超凡的艺术胸襟真是难以想象和承受。原来西湖的儿子竟也可历练成如此铁骨铮铮。敦煌之行对于我的心灵震撼至今余震末消。它所包含的人文境界犹如佛国里的飞天，可望不可及。
常书鸿的风骨是一座耸立的高山，让我叹为观止。我和常老成了忘年之交。1987年之夏，为采访常老，我住进了北京常老的新家。他和夫人正在为日本法隆寺赶画《丝绸之路的飞天》，让古代的飞天成为中日友好的使者。1993年秋天我去日本时特地去奈良法隆寺观画，却不见飞天的踪影。庙里的和尚对我说，此画平时不展出，节假日或重要活动之日才让观众一饱眼福。住在常老家的那段日子里，我常见老人一画画到拂晓，上午才睡会儿觉，天天如此。常家的客厅是画室，挤满了资料和画架，无立脚之地。两位耄耋老人在此奏响了生命的最后华章。客厅里悬挂着的风铃铁马声声，寥廓旷远，仿佛又让人回到了敦煌莫高窟。
晚年的常书鸿常回故乡创作，有一次我在西湖边散步，不经意间在湖畔居的露台上与常老夫妇相遇，倍感亲切，常老正对着西湖用油画写生，我立即按下快门，留住这美好的景象。早年常书鸿留校任教，一日带学生到孤山写生，亲眼见证雷峰塔轰然倒塌的瞬间，他划着小船赶到塔下，捡到一些碎砖和经卷。雷峰塔的消失使常老足足遗憾了一生。
1994年6月，我在香港接到了常老去世的讣告，因公务在身，未能前往北京见上最后一面，十分痛惜。去年9月，夫人李承仙也因劳累成疾病故，这促使我和摄制组于国庆期间又赶赴敦煌，追寻拍摄常老的足迹。当我再次走进常老居住的土屋，院子里那棵晚清的老榆树依然蓬勃，斯人已逝，音容宛在，令人黯然。常老夫妇已化作飞天而去，而敦煌这门显学终成为国际学界的热门，游人纷至沓来，以至于要限制参观人数来保护洞窟。
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曾问常书鸿：“如果来生再到人世，你将选择什么职业？”常书鸿回答：“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生’，但如果真的再一次重新来到这个世界，我将还是‘常书鸿’，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敦煌）”。
常老的240幅遗作捐献给了故乡的浙江博物馆，馆中特开设了常书鸿美术室。让我们后人可以时时观赏常老精湛的作品，缅怀这位杰出的杭州之子——大漠痴人常书鸿。
（杨芳菲） 2004-4-5
今年4月6日是著名画家，敦煌学专家常书鸿的百年祭。常老系杭州人，是镶黄旗满族人的后代。家住湖滨浣纱路二号。认识常老始于徐迟的报告文学《祁连山下》，尔后1982年在母校浙大校庆上得以相见。同年年底常老为母校绘制大型油画《攀登珠峰》，我特地去浙大图书馆作画现场拜访了常老。时值隆冬，年近八旬的常老正站在一方高桌上，面对巨幅油画布精心描绘着白雪覆盖的珠峰，将一抹朝霞染红山头。常老是位敦厚、慈祥又不失幽默的长者和艺术家，说着一口标准的杭州话。也许是大漠的艰苦造就了他钢铁般的胃，只见他和夫人李承仙吃着冰冷简单的饭菜，手上衣服上沾满了油画颜料，在空旷寒冷的大厅里忘却了时辰，忘却了年龄，只是默默地用心画着，犹如仍在莫高窟里绘制北魏的飞天，这情景令我十分震惊和感动。
常书鸿早年就读于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浙大前身）学染织。他不沉缅于西湖温柔美妙的四季风情，却醉心于西欧美术，在校友都锦生的资助下，奔赴艺术之都巴黎学习绘画，作品在法国屡屡获奖，声誉鹊起。然而一次塞纳河畔与敦煌文物的邂逅却彻底改变了常书鸿的生命轨迹。他放弃了巴黎优裕的生活，来到黄沙漫天的莫高窟，把一生献给了敦煌艺术。1943年，常书鸿出任敦煌首任研究所所长。中国因此少了一位绘画大师，敦煌则多了一位守护之神。
常老曾动情地说：“到敦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上加难，它肯定不是《天方夜谭》中一个充满浪漫色彩的故事。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上有过不少出使西域的人物，汉代的张骞和唐代的玄奘便是著名的两个，我当然不能和他们相比，我只有一个小小的心愿，就是为保护和研究举世罕见的敦煌石窟这个民族艺术宝库，一辈子在那里干下去。”1987年夏，我和杭州电视台摄制组与常老一起从北京前往敦煌拍摄《魂系敦煌———画家常书鸿》，同行的还有日本NHK摄制组，沿途两个摄制组轮流拍摄，常老自然十分辛苦。我们坐着汽车在戈壁大漠上颠簸，想象着当年常书鸿骑着骆驼，如何历经艰辛沿河西走廊，到达这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莫高窟。常老骑在一起一伏行走的骆驼上，却忆及西子湖微波泛舟的情景，叹称骆驼为“戈壁之舟”果然良似也。
在常书鸿的莫高窟故居里，所见景况更令人吃惊：一张泥做的土坑，简陋的书桌，一只土书架，一盏油灯，这就是常老的全部家当。这位伟大的艺术家从巴黎的繁华世界来到这大漠深处，为侍奉敦煌艺术，甘做苦行僧。这一切，没有超凡的艺术胸襟真是难以想象和承受。原来西湖的儿子竟也可历练成如此铁骨铮铮。敦煌之行对于我的心灵震撼至今余震末消。它所包含的人文境界犹如佛国里的飞天，可望不可及。
常书鸿的风骨是一座耸立的高山，让我叹为观止。我和常老成了忘年之交。1987年之夏，为采访常老，我住进了北京常老的新家。他和夫人正在为日本法隆寺赶画《丝绸之路的飞天》，让古代的飞天成为中日友好的使者。1993年秋天我去日本时特地去奈良法隆寺观画，却不见飞天的踪影。庙里的和尚对我说，此画平时不展出，节假日或重要活动之日才让观众一饱眼福。住在常老家的那段日子里，我常见老人一画画到拂晓，上午才睡会儿觉，天天如此。常家的客厅是画室，挤满了资料和画架，无立脚之地。两位耄耋老人在此奏响了生命的最后华章。客厅里悬挂着的风铃铁马声声，寥廓旷远，仿佛又让人回到了敦煌莫高窟。
晚年的常书鸿常回故乡创作，有一次我在西湖边散步，不经意间在湖畔居的露台上与常老夫妇相遇，倍感亲切，常老正对着西湖用油画写生，我立即按下快门，留住这美好的景象。早年常书鸿留校任教，一日带学生到孤山写生，亲眼见证雷峰塔轰然倒塌的瞬间，他划着小船赶到塔下，捡到一些碎砖和经卷。雷峰塔的消失使常老足足遗憾了一生。
1994年6月，我在香港接到了常老去世的讣告，因公务在身，未能前往北京见上最后一面，十分痛惜。去年9月，夫人李承仙也因劳累成疾病故，这促使我和摄制组于国庆期间又赶赴敦煌，追寻拍摄常老的足迹。当我再次走进常老居住的土屋，院子里那棵晚清的老榆树依然蓬勃，斯人已逝，音容宛在，令人黯然。常老夫妇已化作飞天而去，而敦煌这门显学终成为国际学界的热门，游人纷至沓来，以至于要限制参观人数来保护洞窟。
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曾问常书鸿：“如果来生再到人世，你将选择什么职业？”常书鸿回答：“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生’，但如果真的再一次重新来到这个世界，我将还是‘常书鸿’，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敦煌）”。
常老的240幅遗作捐献给了故乡的浙江博物馆，馆中特开设了常书鸿美术室。让我们后人可以时时观赏常老精湛的作品，缅怀这位杰出的杭州之子——大漠痴人常书鸿。
（杨芳菲） 2004-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