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郑强身上有着传统知识分子的特征：热情、理想主义、敢于发表意见、疏远媒体。正因为疏远媒体，郑强这个名字少见于平面媒体；但因为热情、理想主义和敢于发表意见，郑强这个名字在网络上成为一个独特的符号，被广大学生和青年追捧。11月5日晚上，郑强又一次在浙江大学玉泉校区永谦活动中心发表了演讲，向现场的观众和学生阐述了自己对教育、文化等方面的看法，《中国青年报》也于近日对他进行了报道。11月8日下午，在郑教授的办公室，我们与郑强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的对话，滔滔不绝的“愤青”教授几乎没有给我们留出提问的空白。整个采访过程中，我们被郑强强大的思辩力量裹挟着前行。以下这些对话的文字至少是为读者提供了看社会热点问题的新思路，正如我们当初听郑教授谈话时一样。
“我们系里有一个女同学，一天到晚没有笑脸，就是为了得到高分数、得到高额奖学金，我很痛心！我和她说，你这是在用青春换荣誉、争光环，你今后的心灵是要受创伤的！我希望她不要看重明年从第一名掉到第二名，后年从第二名掉到第三名。我这个老师当得怪吧？我不是要求她往上走，而是往下走，但我这是在救她！”——摘自郑强一次公开演讲
“居然有29次鼓掌，实在是太惊人了。长达3个小时的演说，没有一个人中途退场，甚至没有一个人上卫生间。台下寂静无声，除了发自心底深处的鼓掌和开心的笑声……”一篇报道这样评价浙江大学普通的一次讲座，而演讲者既不是国外的大师、也不是报上的风云人物，而是浙江大学教授：浙江大学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郑强。
郑强，2001年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擅长演讲和唱歌，人称“浙大第一愤青教授”、“全国男高音最棒的非音乐专业教授”。
郑强不定期做些演讲，但经常与他研究的高分子领域无关，涉及教育、科研、人才等诸多与高校和青年学生息息相关的话题。他的讲稿传遍大江南北，3年后还在许多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和学生中间广为流传，甚至引起了不小的共鸣。
《钱江晚报》：本月初《中国青年报》在一篇报道您的文章中，标题用了“愤青”这个词，您同意这样的评价吗？
郑强：其实我一点不“愤青”。我很温和。我会在校园里面劝架，有人用学校图书馆门前的喷水池的水洗车，我也去管，守楼的那对夫妻的有线电视还是我去装的，该关心的我会关心，但我想这个词不是贬义的。我们对好的东西要爱，对坏的东西要恨才是。
《钱江晚报》：作为一名理工科的教授，您为什么会特别对教育和文化问题感兴趣，有没有人说您这是不务正业？
郑强：教授谈教育怎么是不务正业？教育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不能说技能就是一切东西。比起技能，我更关注精神的东西，因为这是人最主要的价值。现在很多人说大学需要教学生怎么去工作，当然我不反对谋生，我只是关心怎么将境界和技能结合起来。技能和境界不矛盾，但一个人光有技能是不够的，精神境界是更重要的。学了技能为了什么？有什么精神？人的精神残废是可悲的，很多人以为有了技能就会成为人上人。不是！
《钱江晚报》：您在平常的演讲中一直提倡“快乐学习”，这是一种怎样的考虑？
郑强：是学生太苦了，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没有快乐过。平时我主张看《动物世界》，人类、自然包括产品每一个阶段都有必然的东西，超前，超强都不能取得正常的结果。很多超前的教育，表面上很可爱，但这个家长的标准已经不一样了，好像一个小孩说大人话做大人事就是好的，其实是把孩子毁了，是摧残式的教育，社会的虚荣和家长的虚荣心共同毁了孩子！摧残式的教育只能产生对知识的排斥和抵制，丧失了天生的求知兴趣，所以我希望学生们能够快乐地学习，只有快乐健康才是重要的，不要为了名利而学习。
《钱江晚报》：您怎么对一个来自贫困山区的学生讲，名利是不重要的，也许他们上学的最重要目的就是摆脱贫困？
郑强：努力是全方位的，不是你多去学一下你以后就会怎么怎么样，没有什么东西就一定能够决定你的未来。从托儿所到博士要30年，如果老想着出人头地失去会更多。
《钱江晚报》：但是这里有一个很现实的原因，在现在这样一个就业形势下，学生刻苦地学习可能就等于一份好的工作和好的前途，否则很可能找不到理想的工作。
郑强：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是个误导，中国社会现在需要人才，许多贫困的地区都在等人才。中国山区需要老师，有人去吗？北海道、美国西部是怎么开拓的？我经常对大学生说，你们小时候吃父母的钱，长大了吃国家的钱，现在就伸手要好工作，你有什么资格？这和中国足球队是一个样子，没有责任心的表现。
几年来，郑强一直在为中国的教育问题大声疾呼，在一篇文章中，郑强说道：“我们现在的教育，太注重形式，不注重人的素质的提高，这太可怕了。什么是素质教育？有人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有人说会外语、会电脑、会钢琴就是素质教育；我说不是，只有诚实做人、诚实做事，才是走遍天下都不怕。如果再不反省我们的教育，毁掉的不是一代人。”
《钱江晚报》：中国的教育您看来主要的症结在哪里？
郑强：教育是双刃剑，好的教育让人走向睿智，反之就是愚昧，在科学上这样的例子是比比皆是的。人才培养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所以我主张幼儿园的老师和大学的老师见见面，听听原料供应者的体会。
《钱江晚报》：这些症结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郑强：独立性、对中国文化的认同等等方面都有。比如中国的学生在小学、中学、高中受尽了约束，按说大学没人管该好了吧？不是！没人管反倒难受了，不知道怎么学习了。没有班主任就不知道怎么学习，家长反而说学校不负责任，可是孩子的成长归根结底要靠他自己。
作为一位研究专深艰涩的高分子材料的大学教授。只有大约40名的博士生和硕士生能直接听他授课，却有数万名在校生把郑强称为“学生心目中最喜爱的老师”。郑强说自己一直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同学没有钱，我可以给他，没有衣服，我会给他们买，我有几个研究生是抽烟的，我就每次去开会的时候把那些好烟拿回来，我没什么丢人的，凭什么你老板抽好烟，我的学生却抽便宜的？”但对于自己学生身上表现出来的很多弊端，他也直言不讳，在一次讲演中，郑强对学生身上表现出来的懒惰和畏缩，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钱江晚报》：您为什么如此强调坚韧的品质？这样的观念和您自身的经历有关吗？
郑强：人不能改变方向，哪怕走得慢也不能，一定要坚持，人要经历摔打，这也是我自己多年的经历。难道非要有热水才能洗澡，非要鸟语花香才能看书？我们都说科研落后，现在我们国家的科技投入占GDP的比重已经来之不易了，说到底还是教育的问题，缺少坚韧的精神。
《钱江晚报》：在现在这样一个社会，文化到底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郑强：国外最尊重的是文化。我们有什么？浙江人、温州人为什么在外面就会特别亲切，就是因为越剧和臭豆腐。所以说文化的力量是不可想象的。没有中国文化的力量，中国也不成为中国了。
《钱江晚报》：您总是敢于说出别人不敢说出的话，有没有在生活中感到有什么不便？
郑强：也有。比如网上很多人说我文章是抄的，简历是编的，我想总不能因人贬人吧！不过大家还是非常尊重我的，对我也非常好。大众的心灵还是公正的，人的本性还是善的，有些人虽然感到我是在冒犯，但心里还是明白的，但是这样的关系不能靠恭维。我们身边很多人喜欢品头论足，见到权贵却点头哈腰，我就教育学生，你们可以向父母下跪，向师长鞠躬，但不能向权贵低头！
《钱江晚报》：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您有自己的工作，为什么还会这样关心社会现实？
郑强：我总是要求学生要学会做诚实的人。我会把现状说出来，是因为社会责任感，当然我不是不会生存的人，但我总是想到社会责任。总是有人认为好像只要不是说自己的，都是好的，很多是不能碰的，见了新的东西用的是旧的思维去思考，我不相信。
（本报记者 裴建林 本报实习生 李焱鑫） 2004-11-10
郑强身上有着传统知识分子的特征：热情、理想主义、敢于发表意见、疏远媒体。正因为疏远媒体，郑强这个名字少见于平面媒体；但因为热情、理想主义和敢于发表意见，郑强这个名字在网络上成为一个独特的符号，被广大学生和青年追捧。11月5日晚上，郑强又一次在浙江大学玉泉校区永谦活动中心发表了演讲，向现场的观众和学生阐述了自己对教育、文化等方面的看法，《中国青年报》也于近日对他进行了报道。11月8日下午，在郑教授的办公室，我们与郑强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的对话，滔滔不绝的“愤青”教授几乎没有给我们留出提问的空白。整个采访过程中，我们被郑强强大的思辩力量裹挟着前行。以下这些对话的文字至少是为读者提供了看社会热点问题的新思路，正如我们当初听郑教授谈话时一样。
“我们系里有一个女同学，一天到晚没有笑脸，就是为了得到高分数、得到高额奖学金，我很痛心！我和她说，你这是在用青春换荣誉、争光环，你今后的心灵是要受创伤的！我希望她不要看重明年从第一名掉到第二名，后年从第二名掉到第三名。我这个老师当得怪吧？我不是要求她往上走，而是往下走，但我这是在救她！”——摘自郑强一次公开演讲
“居然有29次鼓掌，实在是太惊人了。长达3个小时的演说，没有一个人中途退场，甚至没有一个人上卫生间。台下寂静无声，除了发自心底深处的鼓掌和开心的笑声……”一篇报道这样评价浙江大学普通的一次讲座，而演讲者既不是国外的大师、也不是报上的风云人物，而是浙江大学教授：浙江大学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郑强。
郑强，2001年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擅长演讲和唱歌，人称“浙大第一愤青教授”、“全国男高音最棒的非音乐专业教授”。
郑强不定期做些演讲，但经常与他研究的高分子领域无关，涉及教育、科研、人才等诸多与高校和青年学生息息相关的话题。他的讲稿传遍大江南北，3年后还在许多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和学生中间广为流传，甚至引起了不小的共鸣。
《钱江晚报》：本月初《中国青年报》在一篇报道您的文章中，标题用了“愤青”这个词，您同意这样的评价吗？
郑强：其实我一点不“愤青”。我很温和。我会在校园里面劝架，有人用学校图书馆门前的喷水池的水洗车，我也去管，守楼的那对夫妻的有线电视还是我去装的，该关心的我会关心，但我想这个词不是贬义的。我们对好的东西要爱，对坏的东西要恨才是。
《钱江晚报》：作为一名理工科的教授，您为什么会特别对教育和文化问题感兴趣，有没有人说您这是不务正业？
郑强：教授谈教育怎么是不务正业？教育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不能说技能就是一切东西。比起技能，我更关注精神的东西，因为这是人最主要的价值。现在很多人说大学需要教学生怎么去工作，当然我不反对谋生，我只是关心怎么将境界和技能结合起来。技能和境界不矛盾，但一个人光有技能是不够的，精神境界是更重要的。学了技能为了什么？有什么精神？人的精神残废是可悲的，很多人以为有了技能就会成为人上人。不是！
《钱江晚报》：您在平常的演讲中一直提倡“快乐学习”，这是一种怎样的考虑？
郑强：是学生太苦了，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没有快乐过。平时我主张看《动物世界》，人类、自然包括产品每一个阶段都有必然的东西，超前，超强都不能取得正常的结果。很多超前的教育，表面上很可爱，但这个家长的标准已经不一样了，好像一个小孩说大人话做大人事就是好的，其实是把孩子毁了，是摧残式的教育，社会的虚荣和家长的虚荣心共同毁了孩子！摧残式的教育只能产生对知识的排斥和抵制，丧失了天生的求知兴趣，所以我希望学生们能够快乐地学习，只有快乐健康才是重要的，不要为了名利而学习。
《钱江晚报》：您怎么对一个来自贫困山区的学生讲，名利是不重要的，也许他们上学的最重要目的就是摆脱贫困？
郑强：努力是全方位的，不是你多去学一下你以后就会怎么怎么样，没有什么东西就一定能够决定你的未来。从托儿所到博士要30年，如果老想着出人头地失去会更多。
《钱江晚报》：但是这里有一个很现实的原因，在现在这样一个就业形势下，学生刻苦地学习可能就等于一份好的工作和好的前途，否则很可能找不到理想的工作。
郑强：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是个误导，中国社会现在需要人才，许多贫困的地区都在等人才。中国山区需要老师，有人去吗？北海道、美国西部是怎么开拓的？我经常对大学生说，你们小时候吃父母的钱，长大了吃国家的钱，现在就伸手要好工作，你有什么资格？这和中国足球队是一个样子，没有责任心的表现。
几年来，郑强一直在为中国的教育问题大声疾呼，在一篇文章中，郑强说道：“我们现在的教育，太注重形式，不注重人的素质的提高，这太可怕了。什么是素质教育？有人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有人说会外语、会电脑、会钢琴就是素质教育；我说不是，只有诚实做人、诚实做事，才是走遍天下都不怕。如果再不反省我们的教育，毁掉的不是一代人。”
《钱江晚报》：中国的教育您看来主要的症结在哪里？
郑强：教育是双刃剑，好的教育让人走向睿智，反之就是愚昧，在科学上这样的例子是比比皆是的。人才培养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所以我主张幼儿园的老师和大学的老师见见面，听听原料供应者的体会。
《钱江晚报》：这些症结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郑强：独立性、对中国文化的认同等等方面都有。比如中国的学生在小学、中学、高中受尽了约束，按说大学没人管该好了吧？不是！没人管反倒难受了，不知道怎么学习了。没有班主任就不知道怎么学习，家长反而说学校不负责任，可是孩子的成长归根结底要靠他自己。
作为一位研究专深艰涩的高分子材料的大学教授。只有大约40名的博士生和硕士生能直接听他授课，却有数万名在校生把郑强称为“学生心目中最喜爱的老师”。郑强说自己一直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同学没有钱，我可以给他，没有衣服，我会给他们买，我有几个研究生是抽烟的，我就每次去开会的时候把那些好烟拿回来，我没什么丢人的，凭什么你老板抽好烟，我的学生却抽便宜的？”但对于自己学生身上表现出来的很多弊端，他也直言不讳，在一次讲演中，郑强对学生身上表现出来的懒惰和畏缩，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钱江晚报》：您为什么如此强调坚韧的品质？这样的观念和您自身的经历有关吗？
郑强：人不能改变方向，哪怕走得慢也不能，一定要坚持，人要经历摔打，这也是我自己多年的经历。难道非要有热水才能洗澡，非要鸟语花香才能看书？我们都说科研落后，现在我们国家的科技投入占GDP的比重已经来之不易了，说到底还是教育的问题，缺少坚韧的精神。
《钱江晚报》：在现在这样一个社会，文化到底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郑强：国外最尊重的是文化。我们有什么？浙江人、温州人为什么在外面就会特别亲切，就是因为越剧和臭豆腐。所以说文化的力量是不可想象的。没有中国文化的力量，中国也不成为中国了。
《钱江晚报》：您总是敢于说出别人不敢说出的话，有没有在生活中感到有什么不便？
郑强：也有。比如网上很多人说我文章是抄的，简历是编的，我想总不能因人贬人吧！不过大家还是非常尊重我的，对我也非常好。大众的心灵还是公正的，人的本性还是善的，有些人虽然感到我是在冒犯，但心里还是明白的，但是这样的关系不能靠恭维。我们身边很多人喜欢品头论足，见到权贵却点头哈腰，我就教育学生，你们可以向父母下跪，向师长鞠躬，但不能向权贵低头！
《钱江晚报》：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您有自己的工作，为什么还会这样关心社会现实？
郑强：我总是要求学生要学会做诚实的人。我会把现状说出来，是因为社会责任感，当然我不是不会生存的人，但我总是想到社会责任。总是有人认为好像只要不是说自己的，都是好的，很多是不能碰的，见了新的东西用的是旧的思维去思考，我不相信。
（本报记者 裴建林 本报实习生 李焱鑫） 2004-1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