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政府的规划里充满了宏观与微观的经济增长指标，因而大大小小的经济学者建言献策的声音在媒体上格外响亮。可是，日前，杭州市西湖区政府在制定“十一五”规划时，社会学家作为“智囊”引入尚属首次。尽管一切都显得准备不足，这位被引入的社会学家无可归类，只好被划入了“城建规划组”。但这依然可以视为一种进步。人们注意到，在建设和谐社会，规划发展新蓝图的重要时刻，社会科学家正发出越来越强的声音——
“从社会利益的角度想问题”
受访人：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冯钢教授
冯钢就是那个被划入城建规划组的社会学者。近期，他的日程表很满，“忙，十个电话里有七个是要求采访的！还有不少地方请我去做咨询。”
采访什么？“什么都有，大到社会保障，小到社区活动。反正和社会有点关系的，都想到社会学者。”
为什么找社会学家的越来越多了？“那还不是因为经过25年经济高速发展，上上下下都开始意识到单纯依靠市场机制，社会是不能持续发展的。”冯钢忙碌着，可是显然忙得不亦乐乎。在他的眼里，目前这种状况是对“经济学霸权主义”的一种反弹。他甚至开玩笑说：“我和经济学家在一起老吵架，因为我觉得经济学不应该把人都看做是一个‘理性的经济人’，看作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计算器’。实际上，人是一个现实的人：他们结成不同的社会关系，承担不同的社会角色，这些角色是不能互相折算、通约的。所以单纯地从经济学角度出发，不可能解决社会发展的问题。”
社会学家进入规划设计，究竟能为我们提供什么样的独特视角呢？
冯钢举了一个例子。比如房管局请他做顾问。当时有一个关于“杭州市普通住宅的适用户型面积”的调研课题。建筑设计者关心的可能是户内功能需要，经济学家关注的可能是总价问题。他关注的，却是“户内面积与户外面积的关系”。为什么呢？他说，一般来说，户内面积越大，意味着所用的外部空间越大。而空间其实是一个公共资源，要户内面积无限扩大，意味着对公共空间不合理侵占越多。无法想象一个城市的空间都被钢筋水泥圈起来了，会给城市面貌带来怎样的损害。当时，这个提法就给管理部门一个惊奇，他们说，从来没想过从这个角度来考虑。而这对社会学者来说，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习惯从社会利益的角度来想问题。
也正因为如此，在西湖区的规划咨询会上，冯钢讲得最多的却是社会力量培育问题。他说，市场的力量与反市场的力量是一种相互制衡的关系。有许多事，如果单纯依靠市场机制，发展是难以持续的。比如环境，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管理措施，可是违法的成本太小，管理的力度太弱，很多污染都是在各方的默许下进行的。因此，除了严格执法外，还要依靠诸如环保组织等社会力量来保卫自己的家园。
作为一个本土的社会学者，冯钢自然关心浙江发展状况。我没有料到，当我问他：“你认为浙江最迫切要解决的社会问题是什么？”时，他张口要谈的居然是：“产业升级”。
是不是越界了？冯钢却有他的看法。他的观点是：不能把经济抽离于社会之外来谈论，而是要把经济嵌入社会之中进行观照。况且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之间始终是相互依赖、相辅相成的关系。他说，产业升级并不单纯只是经济学考虑的问题。产业升级意味着，企业主要把钱投入到技术含金量更高的行业中去，还要更新设备，投入也要增加，风险自然也就增加了。
那么，推动企业技术进步的动力在哪里？仅仅依靠企业自发的力量是有限的。劳动力价格的逼迫，或许就可以成为一种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完善他们基本的社会保障机制，提高企业用工成本，这就“逼”得企业主动升级换代。而对劳动者来说，也获得了更多的利益。从整个社会来说，更是一个社会利益再调整的过程。
“关注数字后面的和谐成本”
受访人：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王小章教授
近期以来，王小章也同样面对着各式各样的“公众问题”。一下子站在公众的聚焦灯下，王小章并没有飘飘然的兴奋。他冷静地评价说：“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社会学者与其他人文学者一起‘出场’是必然的！”
王小章用最通俗的语言，解释了这种“出场”的必然性。他说，经济学是关于“如何赚钱”的学问。有了钱以后，如何分配，如何提高国民素质和生活质量，使绝大多数人都能分享到成长的快乐，过上幸福生活？面对这样的问题，就不仅仅是社会学家，而且应该是政治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学家等等人文学科的学者们集体“出场”的时候了。
王小章认为，社会学者应该更深入地参与到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去。这种参与既包括技术层面的，如以客观严谨的态度，为实际的工作部门提供一些学术上的支撑。比如编制一些科学合理的社会发展指标；通过社会调查，对社会发展的程度做技术评估等。
另一种形式的参与则是一种关注思考式的。比如对经济增长提供一种“另类”解读。他说，以GDP的增长量为例。这里面的增长，有没有考虑外来农民工以没有基本社会保障为代价的低工资，以及最终由社会买单的生老病死的社会成本；再比如大家都比较关注的教育问题。可能我们省义务教育的普及率、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等硬指标已经很高了，政府用于教育投入的数字也是年年有增长。可是作为社会学者，我可能就会发问，在这些数字的背后，社会构成怎么样？换而言之，教育经费投入100元，有多少用在了城市优质教育资源上，又有多少用于农村学校的建设上？城市与农村教育投入各自占的比例是多少，差距是否在拉大？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那么高，那些相对经济文化欠发达地区的孩子在大学生中又占了多少名额？教育投入的增长有没有跟上GDP增长的步伐？科教文卫体、安全、环境等的投资要确保占总投资的30%以上，我们有没有朝这方面努力呢？简单的数字并不能反映社会所付出的成本，对社会范畴的深入解构，才能让大家权衡经济增长所付出的社会成本，从中发现问题。在反思中，改变我们的增长的观念与方式。
社会和谐，最终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经济发展也将面临瓶颈。如今，举国上下都在关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问题。不再“只以GDP论英雄”，成为一种发展共识。对此，王小章认为“情况并非那么乐观”。因为长期以来，经济是硬指标，社会相对来说就是软的指标了。官员受制于考核机制、任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看得见的政绩容易做，长期的投入发展难。人文指标、环境指标、社会指标等新指标体系，一定要做得科学切实。
“社会学就是要发出公平的声音”
受访人：省社科院社会学所所长王金玲
对于所有社会学学者来说，上个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的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是他们关注的一个重大事件。中央政治局这次集体学习安排的内容是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李培林研究员、景天魁研究员就这个问题进行讲解，并谈了他们的有关看法和建议。这项被民间通俗地称为“给中央领导上课”的学习活动，历来是中央工作重点的标杆之一。近几年来，历史学家、WTO专家等都先后登上过这个讲坛。中国社科院的社会学家的出现，对社会学界来说，有着意味深长的作用。
在王金玲看来，当社会的目光集体注视到社会学时，“我们所能提供的最基本的视角就是注重社会公平。”
王金玲介绍说，在过去的二十余年中，一方面由于全社会以经济工作为重点，经济建设的热潮提升凸显了经济学的重要性，一方面由于历史原因，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一度中断了，直到1978年才重新恢复。与经济学已有的学科能力相比，社会学本身也显得相当稚嫩，还无力承担起它应有的重任。因此，社会学一度处于决策者的视野之外。今天，随着社会学学科的成熟，面对着一系列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社会学完全应该也有能力发出自己的声音，而这个声音的出发点就是当今社会最需要的两大基础之一：社会公平。
人类社会不应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但也不可能人人都在零米的跑道线上。因此，“社会公平，特别是过程的公平、机会的平等是社会良性运行最需要的。至于结果，就像比赛一样，总有第一，总有最后，但是如果保证过程的公正和机会的平等，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公正的社会，大众心理也能处于平衡状态”。
公平，在社会学中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包含的内容很多，涉及到的内容也很多。收入分配是人们熟知的，但是在权益保护、发展机会、表达意愿等多方面都会有公平问题。王金玲认为，目前从阶层的角度提公平问题的多，从性别角度提公平问题的少。推而广之，我们的公平既要注意政治意义上不同阶层的公平，也要注意社会学意义上不同群体的公平。
她举例说，许多国家在政府机构中都设有性别顾问，在各项法律和政策措施出台时都要咨询性别顾问的意见，了解其对不同性别群体可能产生的不同影响。但我们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像在一些地方，为了扶持下岗工人再就业，特地提出了“小企业主培训计划”。这项工作是由社区展开的。但是，由于观念的偏见，参加培训的几乎全部都是男性，剥夺了处于同一地位的女性的发展机会。类似的例子还很多。她说，“性别是人类一个最基本的属性，却往往被人们忽视。如果一个社会能在这一被许多人认为还排不上议事日程的领域也实现了公平，那么这种公平的范围当是相当广泛和深入了！”
本报记者 任琦 2005-3-25
